<p class="ql-block"> 谷溪</p> <p class="ql-block"> 10月初的风带着秋凉，掠过山坡的梯田时卷起几簇枯黄的叶子，露出底下略带潮湿的褐土——那几弯刚收完谷子的土地，还留着谷茬整齐的断口，沾着十月特有的、混着泥土与枯草的清冽气息。田埂边的狗尾草早已结了籽，毛茸茸的穗子被风拂得伏下身子，又固执地扬起，像在和这秋光较劲。</p><p class="ql-block"> 我在部队办完最后一道转业手续，手里攥着领来的520元——那是10个月工资凑成的安家费，还有200元一次性差旅费，后勤处给打的黄花松木箱子，棕褐色的木纹里，藏着我八年军旅生涯的全部“犒劳”。箱子不沉，却像压着山沟里的日升月落，压着钢炮的轰鸣与战友的笑声。我踏着金秋的脚步带着复杂的梦想走上回乡之路。</p><p class="ql-block"> 为了赶上最早一班去石家庄的列车，田教导员凌晨5点就叫起了司机，招待所门口早已站满了来送行的战友。当北京吉普的引擎响起，我回头望那片生活了八年的山沟，紫金山的轮廓在晨雾里渐渐清晰，第一缕阳光洒在山尖，像给沉默的山体镀上了层金箔，活脱脱是披甲伫立的勇士。这里的每座山都记得我施工时留下的汗，每条路都印过我出操的脚印，连营区那棵老槐树都还挂着我画过的速写——眼泪没忍住往下掉，原来每个军人离队时的不舍，都是这样又酸又烫，烙在心上。我和田教导员、穆发和、汤振清，还有通讯员小刘、小李、小陆一一拥抱，手掌拍在彼此肩上，力道重得像要把这份情谊攥进骨头里，说不出太多话，只反复道着“常联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再相见难如登天。</p><p class="ql-block"> 转业后我被分到肃宁团县委，在当年的安置里算是不错的——这批转业军人大多去了公安、工商、司法这些穿制服的部门，可我刚脱下军装，实在不想再套上另一身“规矩”，更怕在本乡本土执法时抹不开面子，再说那些业务我一窍不通，团县委的工作，倒让我觉得踏实。</p><p class="ql-block"> 1979年开春，县委提出“农业大上，干部大下”，机关三分之一的人要下乡，我也在名单里，被分到后堤公社东柴村——这是县委书记韩国章的“联系点”，算是全县的“试验田”。村子离公社两公里，五百多户、两千多人守着四千二百多亩耕地，产量在全县中游，班子稳、矛盾少，典型的“条件适中”，不用啃硬骨头，却也难出大动静。</p><p class="ql-block"> 既然是书记的点，工作队员自然“高配”：组织部长申宜信、商业局长闫新年、人行行长石玉泉、农办副主任任国荣、种子公司经理张会山、粮食局局长……八个人里，只有我和老郭没职务。老郭是老公安，名义上管“安保”，可那年月村里道不拾遗，他真正的“战场”是灶房——每天围着锅台转，劈柴、生火、揉面，把灶台打理得比办公室还整齐。</p><p class="ql-block"> 我年纪最轻、职务最低，刚从部队转业，对种庄稼、管村务一窍不通，成了队里的“补丁”：谁喊我就跟谁走，帮着量地块、记工分；没人喊时，就蹲在灶房帮老郭烧火。老郭最会做戗面馒头，面发好后，他一边揉一边往里面加碱水，面团在他手里转得飞快，直到揉出温润的光泽，他才停下来让我闻：“闻到这股麦香没？得揉到不粘手，碱才正好。”接着他揪块面团，攥成条，两手轻轻一搓，“啪”的一声脆响，面团落在案板上：“成了，这碱就没差。”然后他把大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边揉边往上面戗干面粉，反复折叠、按压，让干面粉慢慢融进面团里，一个个饱满挺括的馒头就立在了篦子上。</p><p class="ql-block"> 我烧火时就盯着他的动作学，几个月下来，蒸馒头、包包子、擀面、烙饼样样拿得起来，连柴火的火候都能控得精准——什么时候用“武火”让水快开，什么时候转“文火”让馒头慢慢发，比记会议笔记还熟练。后来才懂，老郭教我的不只是做饭，这火候里藏着的“分寸”，比在会上喊口号管用多了。</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肃宁的财政紧得厉害，年年完不成预算，连干部工资都常要跟邻县借钱。县城就一条主街，还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下雨时满是泥坑，其余的“街道”，其实跟宽点的胡同没两样。可越是没钱，干部们越忙——街上熟人碰见，第一句话准是“忙吗？”“忙！”“忙啥？”“说不上，瞎忙！”</p><p class="ql-block"> 这“瞎忙”大多是自找的：种什么庄稼、施多少肥，本是农民自己的事，干部偏要替他们统筹计划，从春耕到秋收，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文件。把本该农民拿的主意揽到自己身上，矛盾自然就堆过来；社员们听会听疲了，出工不出力，地里的亩产多年在三百斤上下徘徊，怎么催都上不去。</p><p class="ql-block"> 最累的要数闫新年局长，催种催收、组织开会、汇报学习，从耕地播种到锄草打场，连睡个囫囵觉都是奢侈。麦收那十天，太阳刚冒头就下地，直到天黑透才回来，麦子却只割了一半。我们每天清晨四点起床，下午摸黑收工，吃晚饭时都八九点了，还得接着开会学习。社员们干了一天活，到家就想瘫着，让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开会，没谁情愿——说好八点开的会，能九点到齐就不错了。我坐在角落里，听着台上讲得口干舌燥，上下眼皮直打架，时不时就打起呼噜，坐我旁边的老郭总用胳膊肘悄悄捅醒我，怕我被领导看见。</p><p class="ql-block"> 一次散会后，我跟老郭吐槽：“咱们天天这么折腾，怎么就不见效呢？”老郭蹲在灶房门口抽着烟，吐了个烟圈说：“儿媳妇不生养，老公公再急也白搭。”就这一句话，把“干部忙得团团转、社员蔫得不想干”的悖论点透了——没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干部再卖力气，也是白忙活。</p><p class="ql-block"> 六月初，我儿子出生了。满月后，我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二十里地，从村里回县城看妻儿，累得腿都打颤，心里却甜得很。老郭知道了，拍着我肩膀说：“添了大胖小子，得请客啊！”第二天我就去集上买了猪头肉、两瓶白酒，在灶房里摆了小桌——那时候干部下乡没补助，吃喝全是自费，没人敢占村里一点便宜。</p><p class="ql-block"> 秋收后，队长拎来一筐花生，说是给我们的“辛苦费”。申宜信部长立马掏出五块钱递过去：“这花生算我请客，钱你一定收下。”队长推辞：“就这点花生，不算多吃多占，你们天天帮着干活，哪能要钱？”申部长脸一板：“干活是干活，收东西是收东西，两码事！”再三“呵斥”，队长才把钱接了。没过几天，二队一匹马误饮氨水死了，队长拎来一块马肉，闫新年局长赶紧掏钱：“上次申部长请了客，这次算我的！”队长急了：“队里把肉分给社员都没要钱，给你们还能要？”大家都笑了，那晚灶房里飘着煮花生和炖马肉的香味，就着石玉泉行长带来的白酒，热热闹闹喝到半夜——原来廉洁和热闹，从来都不矛盾。</p><p class="ql-block"> 风气好不好，看上面就行。听说中央开会都喝白水，谁要喝茶得自己交两毛钱；肃宁的工作队员也一样，二百多号人，没一个敢吃村里的请。韩书记家就在县委旁边，百姓推门就能进，他总是客客气气的；出门近点就骑自行车，司机常开车追着给他送文件。有一次，他戴个草帽、卷着裤腿，直接下地跟社员一起栽棉花，队长赶紧去找闫局长，等闫局长赶过来，韩书记早被司机接走了，只留下一句话：“告诉老闫，我没事，就是随便看看。”</p><p class="ql-block"> 在村里待了半年，我心里渐渐有了个简单的结论：农民“出工不出力”，根子不在懒，在“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掏真力气？要想让地里多打粮，得先把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调动起他们的劲头；要让干部不再“瞎忙”，得让政策顺着人心来，别再越俎代庖。这层窗户纸，那时候不敢公开捅破，却在我心里越发明亮。</p><p class="ql-block"> 没多久，我工作调动，要回县城了。离开那天，老郭从灶房里拎出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个刚出锅的戗面馒头：“带着，让弟妹也尝尝我的手艺。”我咬了一口，麦香混着热气涌进嘴里，踏实又暖心。那一刻突然明白：田地里的好收成，从来不是靠“大会战”催出来的，也不是靠干部“瞎着急”盼出来的，得靠农民自愿干、靠市场说了算、靠实在的制度托底——就像老郭蒸馒头，火候到了、碱放对了，自然就香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