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砚的砚下之学

墨许山河

“武者宝剑，文人好砚”，道出中国文人心中的文房情结。不过要好而有道，还需下一番工夫。近年来文人砚风头正劲，当代“文人砚”境况何如？什么样的砚台才能被称为“文人砚”？如何创作“文人砚”？成了重点话题。

●清代铁保在山东为官时，得到一块上好的淄石，做了几方砚台送纪晓岚。此砚也在《阅微草堂砚谱》中有著录。

然而，如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人砚”，却常与“礼品砚”和“商品砚”难以区别。如强调装饰雕刻之美所表现的艺术价值，只是在迎合时代的审美风尚。常从藏家和学者嘴里听到评价如今的文人砚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说的就是缺少文人的气质。像王正光、金彤一样的藏砚名家和砚文化学者，因太难觅得心仪的文人砚要么自己组建工作室，尝试制作和推广文人砚，要么干脆沉迷于古砚的收藏。

王正光还常笑言：“‘文人砚’的创作需要从文人情怀及制砚法则两方面入手，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制砚法则是‘文人砚’的基本前提，文人情怀是‘文人砚’的核心价值。制砚法则有对错之分，文人情怀有高低之别，而文人情怀的高与低也是一方砚文化价值高与低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宋人郭若虚所言：“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其实，礼品砚和商品砚的盛行是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延续了砚的存在价值，但又因为它们的发展不仅无法持之以恒，终会过时，更不足以支撑砚文化的复兴。

●巧用黄膘石雕刻的《将进酒》砚。供图/刘礼福

“文人砚”的砚下之学

“文人砚”是砚文化的最佳载体，但文人砚并不是符号化地在砚上雕刻梅兰竹菊。正如王正光常对砚工和求学者所言:砚上之学是表层，旨在知晓雕刻什么纹饰合适；砚下之学是关键，着重表现唯美追求和古雅气质，这才是“文人砚”需要深谙的砚道精神。而“文人砚”的高低之分，便在这文化气息的多少和精神境界的高低。难怪砚界常言——制砚人的文化素质越高，他的艺术修为越深，他的砚作就越有味道，他的砚作内涵就越丰富；而欣赏砚台的人的文化艺术修养越高，就越能体悟到隐藏在砚台深处和散发于砚台之外的精华与韵味，也越能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知识力去诠释和解读砚台，赋予砚台更丰富、更深刻的人文蕴藏。

金彤缓缓从锦盒中拿出一方荷叶形的端砚，落款为“康熙癸丑年沈荃”，沈荃为清初书法家，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此方“幽荷清气”端砚，与原石的石纹相配合——秋波纹上展碧荷，石眼为露珠，筋脉流畅自然。远观可亲，近玩而知深寓——君子谦谦如清风秀荷。由此，也可窥见“文人砚”的奇妙特征——强烈艺术性与文化性的高度统一。而其艺术性不仅只是表现在砚雕制作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选料、制璞、开池、雕花、打磨等精湛技巧和艺术形式，更体现在制砚的构思理念、独特的审美创造，其文化性不仅只是表现在铭文篆刻、书法和题材上，而是巧妙、深刻地反映天文地理、自然社会、情感思维、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等意识形态的独特以及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