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峥嵘 一 忆我在一高中学习生活(中-文革篇一)

刘正克

岁月峥嵘

——忆我在辽阳一高中的学习生活（中-文革篇一）

正 克

一、

1966 年的夏天，仿佛提前迈开了脚步，带着一种异样的炽热，如无形却汹涌的热浪，悄然席卷了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

那年五一前夕，我和同学们完成了高中全部课程的学习。高三毕业考试顺利落幕，高考体检也尘埃落定，考生的政审工作同样圆满完成，紧接着便步入了紧张的高考总复习阶段。那是一段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的时光，莘莘学子们好似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全身心扑在备考上，仿佛要倾尽全身的力气，只为在高考的考场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彼时，各地高校的招生简章陆续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飘进校园。我们一边仔细甄选着心仪的大学，精心谋划着填报理想的志愿，一边日夜苦读，只为能在考场上斩获优异的成绩，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此时悄然转向。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并配发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陈伯达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两篇社论与大字报的联动，宛如一声惊雷，标志着全国性政治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紧接着，从 6 月 2 日到 6 月 5 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等五篇社论。这五篇社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构建了理论依据与基本框架。

当时，学校领导和同学们学习这些社论，全然不知中央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文件“五·一六”通知，早已传达到各地市委。

二、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通知，宣布当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随后，6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废止现行高考制度。即便如此，我们仍对高考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白天参加运动，夜晚回到宿舍，依旧挑灯夜读。熄灯后，趴在被窝里，借助手电筒微弱而又珍贵的光芒继续看书。那小小的手电筒，承载着他们改变命运、步入大学殿堂的全部希望。

6 月 10 日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市委派四人工作组进驻一高中，协助、指导校党支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简称文革或文化革命）运动。团市委书记周某某担任组长，组员有团市委的陈某某、常某某、沈某。学校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校党支部书记刘忠俊担任革委会主任（前期革委会）。

这时，学生会主席胡某某找到我（当时我在学生会宣传部任宣传部长），告知工作组和校革委会要求学生会成立材料组，并让我担任组长。周智慧组长也向我详细交代了材料组的任务：主要抄写、整理大字报，建立被揭发领导和老师的档案，为“斗、批、改”准备材料。

三、

6 月 17 日，我离开班级，开始组建材料组。材料组设在教学楼三楼最西头的大教室。初期，每班抽调两名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他（她）们中有的负责抄写大字报，有的作为内勤负责整理资料，还有的负责刻印钢板、油印简报等。

在工作组和校革委会的推动下，校园里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往日的宁静一去不复返。校园的铃声依旧，却再也不是上课的讯号。青年学子们怀着满腔的青春激情和朴素的阶级感情，盲目听从中央文革的号令，开始给老师写大字报。一时间，教学楼里仿佛下了一场“大字报雪”，雪片般的大字报挂满了教学大楼大厅，长长的大字报从二楼一直垂到一楼，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口号随处可见，就连平常老师与学生闲聊时说的一些玄话、大话，甚至是笑话，也被当成大字报的内容揭发出来。三楼、二楼、一楼的走廊里也挂起了大字报，不知道是哪位同学，直接把大字报贴在二楼刘忠俊办公室的门上，我跑过去看时，白纸黑字赫然醒目，“魔窟”两个大字，字迹未干，边缘还在滴黑泪。

四、

那时，只要迈进一高中的大门，就能强烈感受到那种紧张压抑的气氛。斗争与压抑、光明与黑暗，在不同同学和老师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感受，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看到材料组同学抄过来的这些莫须有的文字，手虽不抖，心却像被细线勒住。夜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这场运动的发展会是什么样，醒过来的明天又会如何？考大学还有没有希望？睡不着觉，偶尔听得到，从郊外三里庄那边传来几声犬吠，撕裂了寂静的夜空……

窗外，月光洗过操场，照出一片惨白。我忽然想起毕业考试前的那些早晨，在树林中背俄语单词，背诵《岳阳楼记》、《石钟山记》等，雾气打在脸上，呼出的白气，竟汇成一片小小的云。那时我们以为，云后面就是远方。

如今，远方被墨汁淹没，而我们手里，只剩一把越削越短的铅笔。

五、

中央文革小组一纸通知，各地“工作组版”革委会顷刻瓦解——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革命热情”。

“大鸣、大放、大辩论，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口号声浪瞬间席卷校园。

首轮改选，原校武装部长马某某出任革委会主任，市委工作组仍“蹲点”指导。

不久，“踢开党委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的浪潮卷土而来，马某某班子又被掀翻。

红卫兵接管权力，红卫兵刘某

为校革委会主任，红卫兵高某某等分列副主任、委员，校革委会易帜再易帜。

因有的同学回班级搞“斗批改”，材料组进行了调整，最后只留下高三的同学。

大字报依然在教学楼里飘荡、带着革命喧嚣的油墨味，充斥着整个教学楼。

大辩论活动在餐厅举行。每场辩论都十分激烈，持不同观点的同学纷纷登台，慷慨激昂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空气里全是火药味，夹带着餐厅固有的酸咸盐碱混合的味道。听辩论的同学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但大部分都是站着聆听。辩论活动有时在下午进行，有时则在晚饭后。

六、

北京政法学院谭某等人到校进行串联，并在原市委院内发表演讲。受其鼓吹煽动影响，“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在校园迅速开展。校内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派别林立，“战斗队”“造反团”等组织逐渐主导了校园局势。学校领导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打倒，被迫靠边站；一些教师被安上莫须有罪名，作为“牛鬼蛇神”被集中关押，不时受到批斗，出现了个别老师不堪忍受凌辱，跳楼，自残的事件。由此，校园秩序陷入全面混乱，教学纪律不复存在，学校出现教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学习的严重状况。

红卫兵除在校园内开展活动外，还积极投身社会层面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参与批斗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的活动。在街头巷尾张贴大字报、入个别户抄家等场景中，均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此外，外校红卫兵也时常到校串联滋事。

批斗会起初，通知材料组派人参加批斗会，记录被批斗对象自述，之后便不再参与。

七、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18日，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的造反热情与斗争精神由此达到顶峰。

8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李某到一中检查“文革”工作，并在四楼阶梯教室讲话。同学们情绪高涨，强烈要求进京串联学习“斗、批、改”经验。李某以“需研究”敷衍，被学生围堵在教室角落。对峙至傍晚，有人提议“去市委”，大家立刻涌下楼，直奔明道街市委大院，而市委领导无人敢拍板。

无奈之下，同学们想到市委副书记、市长邵某的儿子在校读书，便让他劝说父亲。尚未被打倒的邵市长从药机厂调来解放卡车，连夜送学生到沈阳，同学们随后从沈阳乘火车前往北京。

市委、校革委会及工作组得知学生赴京，担心发生意外，立刻从市医院抽调蓬姓医生携带药箱，让我与他一同前往北京。8月24日，我们乘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专列，匆匆启程。

我们住在离北京站不远的地方，同学们则去车站左侧胡同里的女子中学，学习“文革”经验。在那里，一群身着黄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女生正在批斗女校领导，傍晚便传来这位领导被批斗致死的消息。

8月30日我们返回辽阳，可8月31日毛主席就第二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同学们得知后满是懊悔。

八、

随着运动推进，同学们因批斗与保护对象的分歧，分成“八·三一兵团”和“红旗、红卫”两大组织。他们在校内批斗校领导和老师，还去市委、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门夺权抢公章——那时把公章当权力象征，现在想来又可笑又天真。

还有些同学成了“逍遥派”，没加入任何组织，基本不再到校。而材料组的工作始终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9月5日发出通知，组织全国师生“停课闹革命”并开展大串联活动（此前8月已下发“停止高考招生的通知”；实际上，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早就在全国各地串联）。这一时期，红卫兵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政治斗争领域。

1966年9月24日，国庆节前夕，校革委会主任刘某带队组织红卫兵进京串联。我们被安置在东四的北京市民政局礼堂，这里还住有上海、大连等地的串联学生。

我们与上海学生因饮食偏好（米饭与面食）起了口角，继而发展为斗殴，现场甚至出现扔馒头的混乱场面，最终我们占了上风。

临近国庆，北京市革委会委派的驻地负责人组织开会，要从驻地选一名红卫兵代表登天安门观礼、接受毛主席接见。因辽阳一高中学生在驻地人数最多，革委会主任刘某顺理成章成为唯一代表。 

那时进京要求还时很严格，必须是红卫兵，由身不好、所谓“黑五类”子女，“狗仔子”即然上了车，也会被撵下來。想起來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九、

9月30日夜，天安门广场被万盏灯火镀上一层金辉。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族学生身着斑斓盛装，又唱又跳，载歌载舞，欢声雷动，把广场变成旋转的万花筒。《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等歌声此起彼伏，像那些不肯落地的绸带，在夜空里越缠越高……

22 点，清场的哨声划破热浪。为了翌日的国庆游行，人群被缓缓向外推挤，却都踮着脚尖回望，像退潮时粘在岸上的贝壳，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

回到驻地仍无睡意。凌晨两点起床，四点趁着月光赶到集结点。领队给每人发一只网兜：一只苹果、一枚鸡蛋，一款面包，还有一句叮咛——“鞋带系紧，不许掉队！”

上午 10 时，庆祝大会鸣炮启动。我们踩着鼓点一寸寸挪向长安街。真正通过天安门时，已是日头高悬的 12 点多——毛主席因久候先行休息，其他领导还都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主席被安排在城楼最西端，仍不断向红卫兵挥手；周总理在中央，俯身向前，手持红色语录本急促摆动，像指挥一条不肯提速的河流，让游行队伍快速前进。

遗憾像正午的阳光直直落下：我们终究没能见到毛主席。北京音乐学院红卫兵驻地我的同校女同学，因没有见到毛主席，回房后把脸埋进枕头，哭了好久、好久……

多年后，我去原校革委会主任刘某家做客，一眼看见客厅摆着，受毛主席接见的长幅照片：其中同学刘某的眸子亮得像两粒刚擦燃的火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历史的大幕只给极少数人特写，而我们这些背景里的光斑，也在暗中悄悄发烫。（待续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