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春秋】无心之过，引发一起校园疑案

MaRsDr.

文字编辑：MaRsDr.

美篇ID号：73029149

图片制作：MaRsDr

【引言】

那是一个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年代。

一位医生的一句酒后玩笑，竟牵出一桩震动全市的校园入室抢劫案。

一场公开审判，也成为无数青年学子心中最难忘的一堂法治教育课。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们第一次懂得 —— “法”，原来离生活如此之近。

【储蓄所的早晨】

1981年的春寒尚未褪去。黄浦校区的校园里，寒假刚过，学生们陆续返校。走在整洁肃穆的林荫道上，校园依旧安静，只有几声自行车铃响，回荡在空旷的教学楼之间。

黄浦路的梧桐刚刚吐绿。

黄浦路上的工商银行储蓄所正在开门营业，一位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大厅。他从怀中掏出一张存折，低声要求兑取现金。柜员核对账号后，微笑着请他稍等，转身进入后台。片刻，钞票递到柜台——

就在她清点钞票的瞬间——

警笛响起。

一辆警车急停门口，两名公安干警冲进大厅，将男子控制住。手铐的金属声“咔嚓”一响，周围的人一片哗然。

至此，时隔整整一年的“1980年黄浦校区教工楼入室抢劫案”终于告破。

这起案件曾震动整个城市，受害者正是时任该校校长、省政协常委Z教授及其夫人。案发地点是Z教授夫妇居住的校工高职楼，案发时，Z教授正在出席省政协会议。此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被警方列为当年“重要案件”

【祸起萧墙】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

1980年深秋，市郊乡下，一场寻常的节日酒局。

医生L和几个老友围坐桌前，白酒烫得滚热。L是镇卫生院的骨干，戴眼镜，说话斯文，平日连吵架都脸红。那天喝高了，有人向他借钱，他摆手苦笑：“我？一个月三十八块五，老婆孩子都紧巴巴的。你真要借，去找咱们大学的Z校长啊——人家工资高，家里有钱，你有本事借去？”

满桌哄笑。谁也没当真。

除了角落里那个穿黑棉袄、眼神发直的男人——G。

G是本地出了名的“赌徒”，赌债缠身，三天两头被债主堵门。那晚他没笑。他把L的话，一字一句，记在了心里。

两周后，他坐上开往黄浦的绿皮火车。

来到黄浦，一路打听至大学教工楼，多次踩点后锁定了Z教授家。原计划趁白天家中无人时撬锁行窃，不料刚欲动手，房门却突然打开——Z夫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房门的钥匙和菜篮正准备出门。她是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那天轮休。

G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强行将Z夫人推入屋内，反手关上门，威胁其不得声张，并逼迫交出财物。Z夫人临危不乱，先后交出手表、首饰及家中现金。见歹徒贪得无厌，她又递上一张家庭存款存折。

G得手后威胁Z夫人不许报警，否则招致报复。然后迅速逃离，所幸未造成人身伤害。

案发后，市公安局将此案列为年度重点恶性案件，展开地毯式排查。一年间，警方走访校内外数百人，却始终未能锁定嫌疑人。直至G将赃款挥霍殆尽，再次持存折前往黄浦路储蓄所取款，才在银行系统预警与警方布控下落网。

【法网恢恢】

不久后，学校在黄浦校区大礼堂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全体在校师生及员工到场旁听。

这是许多人入学以来首次亲历有律师出庭辩护的刑事案件庭审。检方详细陈述了主犯G与同案人L的犯罪事实，被告人G当场认罪。辩护律师也为L医生作了从轻辩护。最终，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出一审判决：主犯G，系闵行区某乡镇无业人员，因犯抢劫罪，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同案人L，系乡镇卫生院医生，虽非蓄意，但其在酒后无意间向G透露了Z教授家庭经济状况及住址信息，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构成过失教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

【法治与思考】

这场公审大会，成为一代学子心中难以磨灭的法治启蒙课。它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案件本身———

首先，它极大强化了校园的法治意识。师生们亲眼见证法律如何以事实为依据、以程序为保障，公正裁断是非，深刻体会到“法不可违”的严肃性。

其次，案件引发对道德与责任的深层反思。一句无心之言竟酿成大祸，警示人们：言语亦有边界，言行须担责任。

再者，安全防范意识由此深入人心。犯罪分子的作案路径、心理动机及应对策略，为师生提供了鲜活的安全教育素材。

此外，公审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化解社会疑虑，彰显司法权威，有效维护了校园的和谐与稳定。

最重要的是，它在年轻心灵中播下了正义与规则的种子。大家真切感受到：法律不仅是惩戒之剑，更是守护公平、捍卫尊严的盾牌。从此，“遵纪守法”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内化于心的价值准则。

多年过去，当年礼堂里的肃穆气氛、法官的庄严宣判、Z夫人沉着应对的身影，仍时常浮现在亲历者的记忆深处——那不仅是一场审判，更是一堂关于责任、边界与法治精神的生命教育课。

【后记】

本文基于真实事件改编，人物、校名、地名均已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1980年代初，我国《刑法》第29条明确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虽L医生主观无恶意，但其泄露特定对象信息的行为，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关键条件，故司法实践中认定为“过失教唆”，承担相应责任。此案亦成为早期校园法治教育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