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红烛》之篇（一）

繆新亚

写在<红烛心语>前面的话

在《大漠红烛》这本书里有一个篇章叫“红烛心语”，这个章节全是老师自己写的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有的自己的教坛生涯，有的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有的写出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当黄浦江的晨雾遇见塔克拉玛干的落日，当吴侬软语的乡音融进胡杨林的风声，我们的青春便燃成了大漠里一盏不灭的红烛。

虽然我们每个人走上讲台的时间各异，长短不一，但相信，每个人的耳边都曾听到过这样的召唤：“去吧，在新疆教书，就是在戈壁滩上种星星。”多年以后，当看到：那些被点亮的眼睛，终究连成了一片，成为一座座璀璨的星座，我们的心里无比欣慰。

起初，风沙磨破了教案本，也磨钝了我们思乡的钝痛。在大漠深处的土坯教室里，我们用粉笔头给孩子们画黄浦江的船，他们却把“上海”念成“沙海”。直到某个深夜，老校长拎着马灯走进教室，我们才懂得一个道理：教育不是移植，而是让两颗心在贫瘠的土壤里长出共同的根。

当学生在作业本上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出“老师，我们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照亮别人的灯。”时，我们比任何荣誉证书都更让我们热泪盈眶。

如今白发苍苍，我仍能听见大漠深处传来琅琅书声——那是岁月在记忆里留下的回声。这些文字不是怀旧的标本，而是一代支青用生命焐热的火种：它曾照亮过塔里木的星空，如今也该温暖更多迷途的年轻眼睛。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在戈壁滩上燃烧过青春的人。

“红烛心语”郑连真：马灯

每当走进灯火通明的教学大楼，检查学生晚自习的时候，见那全神贯注勤奋学习的孩子们，我总爱抬头看那熠熠生辉的日光灯，这使我想起自己那盏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马灯。是它，伴随我度过了一生最宝贵的一段光阴。

在寒夜中，我提着那盏马灯查渠放水；初春，我提着它接产护羔；在龙口夺粮的日子里，我提着它经常连夜脱粒、扬场、入仓。

1964年10月，我们刚进疆下连队，老连长吴汉清在全连大会上说：“你们来自大上海，是有文化的人，我看办个夜校怎么样？”连长的话音一落，大家便长时间的鼓掌。简陋的俱乐部开了锅，大伙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书，进疆时随身带着。老师，就地取材。爱好写作的言鸣教语文，英语基础好的良果教外语，我被推荐教数学，老连长自告奋勇教农业技术。

开学的第一天，指导员张星成带着浓厚的四川音兴致勃勃地教了我们一首歌：“清清的渠水，蓝蓝的天，美丽的军垦农场，我可爱的家乡……”教完歌指导员说：“连队是个大学校，学校就应该有校长。”经过大家民主选举，我被选上校长。从此，我就成了业余“校长”，哦哦哦这称呼在连队一叫就是好多年。我的“校长”诨名的来历，还有一个版本：这和我敢说敢为的性格有关，我这人口无遮拦，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有人调侃说我“嚣张”，反正校长和“嚣张”谐音，这个名号就这么叫开了。

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再累都这样，讲课的是那样认真，听课的是那样专心。成问题的是照明，连长、指导员家的油灯全拿来了也无济于事，放在讲台上就看不到黑板，特别是我要推导数学公式、解题运算就更难进行。我是“校长”，为大家理应多作贡献，悄悄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津贴费买了一盏新马灯，擦得锃亮锃亮的，添满油提到俱乐部，整个屋子顿觉一片光亮。

我们晚上学呀学，从不间断。白天干呀干，越干越会干。新开的荒地，第二年就打出了粮。连队连续两年被师、团评为先进单位，奖品是用红漆写着“奖”字的马灯，我被奖了一盏很精致的小油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连长、指导员靠边站，我们都成了“保皇派”，翻箱倒柜，书被扔得满地都是。老连长挨过批斗后语重心长地说：“学知识没有错，国家建设需要文化。”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了，黑夜围着马灯，言鸣他们坚持练习写作，每天两篇；良果一伙学习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我们几个是解不完的数学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处需要人才。指导员对外介绍了我们连队这所“学校”的成员，经组织推荐：言鸣到报社当记者；良果到兵团当翻译；我和当年马灯下的伙伴们到学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校长。伙伴们都成了教育战线的骨干，有的还获得全国、省部级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

有了电灯，点油灯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农场马灯也成了稀罕物。写字台上有台灯，天花板上挂吊灯，床头用壁灯，晚会用的是宇宙灯，逢年过节大楼挂满彩灯，但我总忘不了一盏马灯。想起它，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是它，照亮了拓荒者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崎岖、坎坷、艰辛，但这是一条奋斗之路。

当年黄浦江畔的“弱柳”，早已成为塔里木河边的“胡杨”。我们献出了青春年华和热血汗水，使昔日冷落荒凉的大漠，变成生机盎然的绿洲。

（作者：郑连真1964年进疆，曾任农一师13团7连排长、副连长、十三团一中高中物理教师、书记、校长、农一师三团政委、阿拉尔中学校长、塔里木大学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