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管子》明法解 部分内容（二）

霞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奸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进其誉。”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