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岁月之历程

许建生

　　在我的人生中，13至16岁这三年农民经历，既让我“见多识广”，又让我学会农业知识和种田技能。

1966年6月，我小学毕业并参加“小升初”考试，和班上另外5名同学（全班三四十人）被录取在安溪二中就读。9月份开学才读一个多月，轰轰烈烈的Wg便在全国展开，所有的大学和中学便停课“闹革命”，于是，我们中学和全国一样，有一部份高中生和教师在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继续留校写大字报，参加公社布置的一些游行活动。

留校护校系自愿报名，我虽只读一个多月，因当时不属农忙季节，回家也没活干，于是征得父母同意也报名留校护校。留校除了看护学校财产之外，有时也帮忙印刷些传单，传单内容大多是时事新闻或中央文件精神；有时拿着喇叭到学校边高台上向附近群众读报宣传中央政策；没事时就到墙报栏看大字报。

有一天下午，留校负责人召开留校师生开会，传达中央精神，意思大概是全国各省市、各部门的造反派开展“夺权”运动，学校所在地大队造反派晚上也准备“夺权“，要求我们配合助势。我因年纪小被安排留校护校，但年小好奇心驱使，他们出发后我关上大门偷偷跟在后面，想看看怎么样“夺权”？

学兄学姐们到大队部时，有几个戴红袖章的本地造反派头头不知讲了些什么，一群人便拥入队部，打开办公桌，拿出大队公章，宣布“夺权”成功，并将早已打印好的文宣张贴在大队部外和大街上，大意是今后大队一切事务归XXX当权者办理。一切顺利办妥，他们又留下开会，我赶紧溜回学校护校，心里嘀咕：原来夺权只是拿个印章啊！

　　文革初期，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称之为“红卫兵大串联”，这个串联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各地红卫兵之间互通消息、分享经验，进行思想交流，也包括相互学习。

中央于9月5日发布通知，规定师生可免费乘坐火车并享受生活补助，地方政府设立接待站提供食宿与交通支持。北京师生赴各地参与"破四旧"，而外地师生进京学习"革命经验"，高峰期全国交通系统超负荷运转。活动于1966年9月形成全国性浪潮。毛泽东主席先后八次接见全国各地赴京红卫兵。1967年2月中央要求停止大串联，但余波却持续至1968年。部分参与者借机进行非组织串联流动，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在这期间我们学校几个学兄商讨借这个机会上福州学习，但这时“大串联”已叫停，要去只能走路。报名参加的有8个高中学兄，3个初中的。我也想去看看福州是个什么样，便也报名参加这支11人的队伍。出发时每个人背着棉被，扛着队旗，从学校出发，排着一字队形，徒步向福州走去。走了一天，大家就累得不行，晚上休息时，学兄们商议次日想办法拦辆车坐。

第二天出发不一会，学兄们还真拦到了一辆货车，恰好要到福州拉货，我们便上了这辆车。在那种特殊年代，不仅吃住不用钱，乘车也不用钱。到了福州已是深夜，司机把我们拉到福八中附近，带头学兄与八中留校人员协商后，我们便在一间教室打地铺住下来。白天学兄们天天到工人文化宫去看大字报，了解省会”革命”情况，后面几天又到哪里我尚不清楚，我和另一个初二学兄天天逛街道，怕迷路又不敢走远，有时在校门口一书店看书。有一天在跟初二学兄玩双杠时，丢了十元钱，身上只剩2元钱。学兄们原商议坐火车到上海看看，但考虑到我这“小不点”身上没钱，加上国家叫停“串联〞不再免费接待，于是改道坐火车到漳州。因漳州没什么吸引人，两天兴后便乘坐班车回家了。

回家之后便各自回家，也不再回校护校了。回家后父亲得知我丢了十元钱，骂了好一会，还打了我几鞭子。

　　66至69年上半年，是全国动乱之年。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分成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开始还只是观点不同而争论，互贴对方的大字报，后来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便发展到武斗。我们公社也发生过几次，我只亲眼目睹过最严重的一次，那次武斗打了近一天，开始用扁担，杠子，石头，不是近距离械斗，只是隔着十几米互丢石头，上午有人被石头砸到受伤，在外围一派回队部吃午饭，占领公社戏剧院的一派也回总部吃饭商量下午行动。下午打斗又继续，外围一派从戏剧院后面爬上屋顶用炸药包炸开屋顶，爆炸声很大，吓得里面的武斗人员才四处逃避回家。

这三年时间里，我们公社还发生好几起武斗，全国各地也时有发生，虽然中央再三强调指示“要文斗不票武斗”，但武斗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从67年到69月8月，我都在家乡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助父母做家务、种菜等。虽然全国较乱，大学、中学停课，街道上时有地方干部或成份不好之人受到批斗或“戴高帽”游街示众，但农村生产并没有停，绝大部份工厂生产经营也没有停产，供销、商业、粮食部门也照常营业运转。

农业季节来临，生产大队干部就向各生产队下达播种稻谷面积指标和缴交公粮数量；生产队长就召开社员大会，分配每个人的任务，小孩有小孩的活做，大人有大人的任务，既分工又合作，每天干完活，大家坐一起商讨每个人的工分多少，最高十分，最低三五分（儿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商讨，做到公开透明，不仅记工员有一本账，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一本账，年底公布时若有出入，可找记工员对账纠正。

在这三年里，我学会了农业生产的全部技能：挑大粪，烧土粪，整地瓜畦，插秧，割稻、打谷、晒谷、戽水、算工分值，交公粮，还有上山割芼草等。

在这三年里，我不仅学会洗衣做饭，而且跟父母在自由地里种菜卖菜搞副业贴补家用，帮母亲记账算账（母亲是生产队的出纳兼仓库保管）。因当时家家都是柴火灶，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兄弟一有空就到山上捡树叶和松针补充柴伙。夏天免不了和小伙伴到溪里渠里.去游泳，到稻田里捉泥鳅，当年稻田里没施化肥农药，泥鳅特别多，每一次都抓大半脸盆，回家后都被父亲拿去喂鸭，说是喂鸭可多生蛋卖钱。

在这三年里，我赚的工分值足够我的口粮款而且还有剩余。这三年农村历练，使我了解体验农民的质朴与艰辛，培养我吃苦耐劳不怕赃不怕累，不怕风吹雨打日晒。

直到69年9月，在毛伟人“复课”号令下，我又重返母校读书，这一年我已16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