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时光

刘俊堂

我的童年时光

刘俊堂

我出生于一九五四年，兄妹六人，像一窝雏鸟，张着嘴巴等着觅食。我的童年，是从“饿”这个字开始的。

记忆最深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吃过用地瓜蔓磨成粉蒸的窝头，粗砺得划嗓子，得使劲抻着脖子才能咽下去。我跟着大孩子们到收过的田地里捡干枯的白菜帮子，有一回，看见一个老头在地里拔较嫩的草，抖抖土就往嘴里塞。最骇人的是，曾见过村边围子沟里，不知谁家没养活的孩子，被野狗拖着。我自己也常常饿得发昏，能趴在墙角半天不动，心里空落落的，只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母亲是家里的救星，她曾翻出家中的旧衣裳，包个小包袱，坐火车到遥远的沂原一带去换地瓜干。等她回来那天，我们便像过节一样。有一回，我忍不住生吃了一口刚磨好的地瓜干面，那干涩的粉末在嘴里竟泛起一股奇异的香甜，这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日子总算缓过一口气，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便进了本村的张刘小学。

学校的模样，至今还清清楚楚在我眼前。三间土坯北屋，两间做教室，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另有两间东屋，也是教室。办公室门前，立着一根又粗又高的木头，上头挂着一口大钟，和电影《地道战》里高家庄老槐树上那口一模一样。钟声一响，我就急忙跑去叫上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赶往学校。

那时家里没有钟表，全凭看天。夏天午睡后怕误了上学，我便在屋门口地上，用石子画一道太阳照进来的阴影作记号。只要日影爬到那道线上，便该动身了。起初，我们是没有本子和铅笔的。每人提一块小石板，带一支石笔，便是全部家当。石板写满了，用袖子一抹，又能重写，倒也有趣。后来条件好些，终于有了铅笔和本子。那本子是用粗糙的黄草纸订的，摸上去沙沙的，可得到一本时，心里那份高兴，真不亚于得了一件宝贝。我们用废钢锯条磨成的小刀削铅笔，铅笔用到短得握不住了，便在顶端缠上几层纸或碎布，接着用，一点也舍不得浪费。

教我们语文的是郑涵芳老师。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喜欢背着手，俨然一派旧式教书先生的模样。那时老师的饭食，是由学生家轮流送的。每轮到我家，我总要叮嘱母亲，务必做些好吃的。家里虽没有鱼肉，但菜园里有的是西红柿、黄瓜、韭菜，炒个鸡蛋，或是买块豆腐炖粉皮，总要尽力做得像样些。过些日子，郑老师又会把他供应的、在我们那儿极为稀罕的大米和白面，分还给我们学生。分到的大米，我家是舍不得吃的，都小心收着，等下次再给老师送饭时，悄悄给他做回去。这种师生之间、乡里之间的情谊，朴质而深厚，现在想来，心里还是暖的。

郑老师教书认真，更重育人。有一回星期天，我们几个玩捉迷藏，我一时情急，跑进麦田里趴下藏身。恰巧被散步的郑老师瞧见，他立刻喝止了我们。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那办公室总是收拾得窗明几净，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两边是“马列主义遍天下，泽东思想贯中华”的对联。郑老师没有厉声斥责，只是温和地对我说，麦子是农民伯伯一滴汗珠摔八瓣种出来的，我们这样一压，麦子就减产了，损害的是集体，是农民的心血。他这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让我记忆至今，后来我自己也当了教师，这番教诲便成了我对待学生的准则。

课堂之外，我的乐趣是看连环画，晚上听父亲讲《英雄小八义》、《呼延庆上坟》的故事。我听得入迷，回头便现炒现卖，讲给伙伴们听。常常有六七个孩子，聚在我家对门的门楼底下，围着我，听我绘声绘色地讲那些英雄好汉的故事。有空时，也去地里拔草，或在菜园里帮大人干活，童年便在这贫瘠而又丰盈的时光里，悄悄流走了。

初小毕业后，我升入高小，要去邻村的张王小学念书了。这时，文革已进入高潮，虽然每日仍坚持上课，但风气终究是有些乱了。班主任老师虽苦口婆心，却也难挽大局。我们那时，最爱上体育课。体育老师是海军退伍的，他教我们游泳，先在讲台上趴着，四肢并用地示范各种动作，然后真带我们下到村里的大水坑里扑腾。我便是那时学会的游泳。有时在本村篮球场打得兴起，便误了上学钟点；有时逢着下雨，几个人就凑在一起打牌、下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迷上了读“大书”，《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红旗飘飘》……一本本囫囵吞枣地看。尤其是《平原枪声》里“铁壁合围”那一节，我不知反反复复看了多少遍，那本书被我翻得装订线都断了，书页全散了架，至今，它还安放在我的书柜里，带着那个年代的体温。

在文革的喧嚣中，我的高小学业结束了。由于停课闹革命，我的求学之路也就此中断。

回望这六年小学时光，它是在困顿与坚韧中开始的。那刻骨的饥饿，教会了我何为生存；那简陋的石板铅笔，教会了我何为珍惜；那办公室里的教诲，教会了我何为敬畏与感恩；而那钟声、故事与散乱的书页，则在我心中埋下了知识与理想的种子。这六年，不仅是我全部学识的基石，更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其光芒照亮了我其后漫长的人生道路。童年的所有经历，无论是苦是甜，都已融进我的骨血，塑造了我的魂灵，成为我生命河流那深沉而有力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