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合影的故事

三乐哥

　　梁 钧去年发来的老照片，让1986年岑溪电影院广场的风都裹着糖香——我和他站在朱红招牌下，身后电影海报的大红油墨被风掀起卷边，手里攥的橘子糖还沾着细碎糖霜，笑容里盛着的，是二十出头的清亮朝气。指尖划过照片里并肩的身影，记忆突然顺着铁箱的“哐当”声，跌回1980年那个从支行库房出发的清晨。

　　那年我攥着考试通知书进了岑溪工行，每日工作从支行库房开始。要从厚重铁门后，搬出那个五十乘六十公分的铁银箱，箱身漆皮磨出浅痕，锁扣却擦得发亮，里面码着存单、现金和印章，是储蓄所一天的“家底”。

我蹲在旧28式单车旁，撕宽胶带把铁银箱缠紧在车后座，推了又推确认稳固才上车。从支行到储蓄所两公里路，同事跟在车后，两人迎着晨光走。路过早点铺，米浆香混着铁箱“哐当”声；骑过石板桥，得放慢速度怕晃乱现金；快到网点时，总能看见储户在等。

遇上上坡，我下车推车，同事扶着铁箱侧面，脚步踩得一致。这五十乘六十公分的铁盒里，装的不是冰冷钱财，是百姓的信任，是两公里路上稳稳托着的责任。

岑溪同乡梁钧，是这段日子里最懂我的兄弟。1985年，我想为忙碌的日子留点痕迹，他立刻说“办张报吧”。于是有了《清泉》，刊名由书法家李雁题写，笔锋透着劲。

白天跑网点，我衣兜揣小本子，储户的念叨、同事护铁箱的模样，都成了稿纸上的字；深夜台灯下改稿，笔尖“沙沙”响；去印刷厂，抱稿件挤公交，车晃就把稿纸往怀里拢。

梁钧总下班后拎着笔墨来，画的漫画里，有我们护着铁箱推车的模样，配文“肩上担责任，脚下有力量”。有次印刷厂印糊了版面，他连夜画三幅漫画救场，我们蹲在走廊贴画，指尖沾着油墨，笑着看彼此的“花手指”。

《清泉》报第三期油墨未干时，有了那张合影。那天忙完对账，路过电影院，梁钧拽住我：“这么高兴的事，得拍张照！”摄影师举相机时，售票窗“哗啦”扯出票根，梁钧塞来颗橘子糖：“算办报成了的彩头。”

如今再看照片，电影院招牌仍亮在记忆里，我和梁钧鬓角却已染霜。旧单车、铁银箱早被时光收走，《清泉》报铅字也泛黄，但梁钧附的话仍暖心：“还记得电影院门口的橘子糖不？你抢着付钱，说办报每期都请客。

那些从支行出发、驮铁箱走两公里的清晨，那些蘸油墨改稿的夜晚，从不是我一个人的青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代金融人把“服务”刻在基层的日子。就像那辆单车、那个铁银箱，载着责任与信任，碾过街巷，也碾进了时代年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