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谒拜将坛的感悟

宁永勤

　　韩信（？一前196），江苏淮阴（今淮安）人，家贫少孤，衣食无着。既曾受过寄人篱下的冷眼，又曾得到被人馈食的恩惠，还曾当众受过胯下之辱。但他酷爱兵法，志存高远，在项羽营中当过执戟郎中，转投刘邦也仅为治粟都尉，得萧何鼎力举荐，一跃而成大将，还定三秦，平定诸候，大破项羽，奠定大汉四百年的基业，集王侯将相于一身，被誉为“初汉三杰”、“国士无双”、“兵仙神将”。韩信功盖天下，最终却命丧钟室，夷灭宗族，成为西汉初年第一个被杀的开国功臣。如今，经历过人生风雨，思考问题还是少一点怨天尤人好，感悟到韩信的悲剧确为咎由自取，一是他的幼稚，二是他的私欲膨胀，是人性的弱点酿成人生悲剧。

　　韩信不愧为一代将才，家贫少孤，但不坠青云之志，食不果腹，但能学艺读书，偶遇小忿，还能忍辱含愤从长计议，受人恩惠，一生能感恩戴德。他的这些闪光点，正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不自觉中按本性处世做事，恰好合于正道，顺应自然。《道德经》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用白话说，那意思是天长生，地永久。天地之所以能够长生而且永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才能够长生。因此圣人谦让退身于后反而在众人中领先，置自身于度外反而保全自身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反而能够成就他自身。

　　《礼记》告诫世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根据这条天理，孔子特别推崇中庸之道，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因为弥足珍贵，孔子深深慨叹：“中庸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的道理，真是至善至美啊！可惜一般人多不能实行这种道理，已经很久了。顺应自然，率性之为关系重大，《道德经》一再告诫处世当功成弗居、功成身遂、恬淡为上、知止不殆。《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的含义就是要克制自我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论语-学而》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意是君子致力于事物的根本，根本建立了，大道也就有了。所谓大道，就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根据韩信的人生经历推想，大约是他兵书读得多且娴熟，而圣贤书读得少，所以他的军事才能奇高，而政治上与萧何、張良相形见绌则是不争的事实。

　　韩信的悲剧是从他志得意满时开启的，不自觉中个人的欲望左右着他的作为。齐国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王，刘邦在他的战略布局上先取齐国，派谋士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郦食其凭三寸不烂之舌已说动齐王放弃抵抗，这意味着刘邦将不费一兵一卒收取齐地七十多座城。这时，韩信的谋士蒯通向他进言，说如若一文臣仅凭言语便收取齐国，那你率几十万大军才收复燕地五十余城就不是功劳，而是笑话了。如此功名之心让韩信作出一个悖逆汉王的决定，亲率大军趁齐王放弃抵抗之机大掌进攻齐国，这导致齐王勃然大怒，烹杀郦食其，拼死抵抗汉王。这次韩信的利欲熏心之行置于总体战略之上，让刘邦颜面尽失，使臣被杀，导致君臣离心。潍水之战平定齐国后，韩信的势力达到鼎盛，而他的权力欲日益膨胀，径直向刘邦索要代理齐王的封赏。此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萦阳一带，形势危如累卵，正盼望韩信能领兵救驾，却等来韩信的使臣，传来要当齐王的请求。韩信封王的要求虽然实现，却严重影响了刘邦对韩信的信任，埋下日后被杀的祸根。

　　垓下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大汉王朝的基业，却是韩信人生的拐点，韩信的悲剧由此揭幕，他成为刘邦心目中包藏忤逆之心对立面，成为立国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刘邦先是收回了韩信对汉军的指挥权，接着又把他从地广人众、经济发达的齐地徙封到地瘠民贫、无险可守的淮北当楚王，一步步将他变成孤家寡人，最后诛杀于钟室。太史公司马迁评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以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人生之过程不过是一个点，其本质是变动的，像是一条河之流水，主观的追求像是梦，像是云雾，若能把主观意识保持得纯洁无损，合于天道，便能安然走完人生旅程。一个人毫无顾忌地要满足个人欲望，那便是灵魂的堕落，那是把自己引向悲剧的深渊。人生所有的败局，追根溯源，往往逃不过狂、贪、怨三个字。修得一颗谦卑、知足、和睦的心，是此生最大的智慧。感觉属于肉体，欲念属于灵魂，靠了感官而获得印象，但凡生物都有这种本能，像木偶似的由欲念牵线导引，天性日渐褪去，尊严之感、敬畏之心、家国之利烟消云散，他自然就岌岌乎了。名誉、权力、金钱，都是些无聊的东西，当你在旅途中有点成功时，或到了一定时候，你就该退隐到自己那块小天地里去，不要过分紧张，不要急躁，要恬淡隐忍，从容自持，要像一个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公民，一个尘世凡人那样的去面对人生。他的一生只注意一件事，思想绝不背离一个有理性的人和一个良好公民所应有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