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首任工兵团长的烽火岁月

无为

素材提供:马婧婧(马珍玉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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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于49年9月在江西池江组建兵团直属工程大队，50年1月1号在广西南宁以工程大队为基础组建四兵团直属工兵团，后随兵团进军云南，50年5月改云南军区工兵9团，驻地昆明市。52年8月4号马珍玉团长带队入朝，改编番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9团，隶属志司工兵机关，54年4月28号归国后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9团，直到56年2月改中国人民解放军7484部队，天津溏沽施工，65年随援越抗美2支队进入越南夏龙湾构筑对美防御工程。

烽火淬炼的少年志：马珍玉的早年征程

一、根脉西迁：乱世里的生计扎根

大清年间河北省香河县西南部的平安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荒，像无情的洪水冲散了寻常人家的安宁。马珍玉的父亲攥着仅存的干粮，牵着三弟的手，混在逃荒的人流中一路向西。当双脚终于踏上山西平定县的土地时，兄弟俩的鞋早已磨穿，脚底板结着层层血痂。马珍玉父亲这一辈，生活依旧裹挟着清贫。这位河北汉子没继承多少家产，却练就了一手“掌笼”的好手艺——修补蒸馍用的笼屉。在平定县的街巷里，他背着装满篾刀、刨子的工具筐，走街串巷招揽活计。破损的笼屉到了他手里，经篾条翻飞、刨木轻削，不出半日便能恢复原样，蒸出的馍馍依旧热气腾腾、麦香四溢。靠着这门吃饭的本事，他娶了亲，在县城边缘搭起两间土坯房，把家的烟火气稳稳立了起来。可彼时北方军阀割据，战火频繁，粮价跟着战事疯涨，就算天天有活干，挣来的碎银也难填一家人的肚子，日子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二、寒夜降生：书声与饥馑交织的童年

1922年的冬风，裹着北方的凛冽掠过平定县的土城墙。这一年，距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刚过去一年，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正悄然在中华大地播撒；也是这一年，马家的土坯房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马珍玉降生了。母亲用洗得发白的粗布小心翼翼地包裹住他，父亲看着襁褓中皱巴巴的小脸，摩挲着手里磨得发亮的篾刀，在心里暗下誓言：再难，也不能让孩子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只认得笼屉上的篾条，得让他读书识字，明事理、有出路。

马珍玉长到六岁，父亲咬着牙凑了学费，把他送进了镇上的私塾。私塾先生的案头堆着泛黄的线装书，戒尺敲在桌案上的“啪啪”声，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每天天不亮，他就揣着母亲烙的半块粗粮饼往私塾跑，在“人之初，性本善”的诵读声里，一笔一画地临摹汉字。可这样的读书时光没能持续太久，北方军阀混战的战火越烧越旺，粮田被践踏，商号接连倒闭，连私塾先生都带着书本逃难去了。马珍玉握着没写完的毛笔，站在空荡荡的私塾院里，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彻底打碎了他的读书梦。

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父亲早出晚归找活干，常常空手而归，米缸见底是常态。马珍玉跟着母亲去田埂边挖野菜，看着弟弟饿得直哭，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可父亲从没想过让他放弃读书，夜里坐在油灯下修补笼屉时，总会一遍遍地念叨：“认字才能辨是非，将来才不会被欺负，咱家不能代代都是睁眼瞎。”后来听说城西的教会学校不用交学费，还管一顿午饭，父亲当即放下手里的活计，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马珍玉去报名。

教会学校的钟楼，成了马珍玉少年时光里最温暖的坐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金发碧眼的传教士，第一次用铅笔在方格本上写字，第一次接触到“地球”“科学”这些新鲜词汇。虽然要学习陌生的教义，但能免费读书、偶尔还能吃到白面馒头，已是乱世里的奢望。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别人玩耍时，他在背课文；别人抱怨课业繁重时，他在埋头练算术。高小的课本被他翻得卷边，封面上用铅笔写的“马珍玉”三个字，被汗水浸得愈发清晰。

少年马珍玉的世界里，除了书本与饥饿，还有一个遥远的念想——在北京的三叔。那位父亲的三弟当年没留在平定，而是辗转去了京城，凭着精明能干和吃苦耐劳，在生意场上渐渐站稳了脚跟，后来竟成了老字号“马聚源”的掌柜。老北京有句口头禅：“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陞”，“马聚源”的帽子曾是宫廷贵族的专享，在四九城声名远扬。父亲偶尔会收到三叔寄来的信，信里讲北京铺子的热闹、绸缎的鲜亮，讲生意上的光景。马珍玉捧着那些字迹工整的信纸，对“外面的世界”生出无限向往，他想着，等自己念完书，也要去看看大栅栏的繁华。只是那时的他不会知道，这份家族荣光会在数十年后的公司合营浪潮中，与许多老商号一同淡入历史的尘埃。

三、手艺承继：篾条里的生存课堂

1936年的夏天，马珍玉从教会学校毕业，高小文凭在当时的平定县算得上“文化人”。可乱世之中，文凭换不来粮食，他只能接过父亲递来的篾刀、刨子和凿子，正式学起了修笼屉的手艺。父亲教得仔细又严格：选篾条要挑向阳生长的竹子，这样的篾条韧性足、不易断；编笼底要疏密均匀，蒸馍时热气才能顺畅流通，馍馍才不会塌陷；修补裂缝时要对齐竹纹，这样才算得上“地道活计”。

马珍玉学得用心又刻苦。每天天刚亮，他就和父亲在院角的案板前开工，木屑纷飞中，他的手掌很快磨出了厚茧，手指被锋利的篾条划破更是常事。有一次，他没掌握好凿子的力度，凿子狠狠砸在手上，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他却咬着牙，用布条简单包扎好，拿起篾刀继续干活。他心里清楚，这门手艺是一家人的活命根本，容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轻言放弃。

可就算父子俩拼尽全力，日子还是难以为继。1937年的春天，灾荒再次袭来，地里几乎颗粒无收，县城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马珍玉每天看着父亲紧锁的眉头，听着弟弟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心里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他常常在修补笼屉的间隙望向村口，盼着能有活计上门，可映入眼帘的，只有逃难的人群和荒芜的田地，希望一次次落空。

四、烽火投军：少年的戎马初章

1936年秋，为推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薄一波等人接手改组牺盟会，并组建军事训练机构。1937年5月，新成立的牺盟会在太原举办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下设多个训练团，第五团即为其中之一。其中第五团驻在平定县东关外大营盘，共产党员李一清任教五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10月，教五团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总队，同年11月调到武乡、榆社一带驻防，归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建制，改番号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二总队。

这支住平定的部队在老百姓中悄悄传开，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简称“教五团”，专门收容改造旧军官，为红军输送军事人才——就像当年井冈山的教导队，既是保家卫国的战斗队，也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校”。马珍玉起初没太在意，直到一天下午，一位挎着军包、穿着灰布军装的司务长找到了家里。

“老乡，能修笼屉不？伙房的笼屉坏了好几口，战士们等着用，急得很！”司务长的声音洪亮，眼神却透着温和。父亲连忙应下，马珍玉也跟着打下手，父子俩配合默契，没一会儿就把破损的笼屉修得整整齐齐。司务长看着麻利能干的父子俩，闲聊时说起部队正在招兵，不仅管吃管住，还能扛枪打鬼子、保家乡。“总比在家饿死强，去部队还能有条活路。”父亲沉默了许久，摸了摸马珍玉的头，这句话像一块石头落进了少年的心湖，也敲定了马珍玉的人生方向。

那年夏天，16岁的马珍玉攥着磨得光滑的篾刀，拉着小他一岁的弟弟，揣着母亲连夜烙的粗粮饼，跟着司务长走进了教五团的营房。新兵营里大多是和他一样的穷苦孩子，大家吃着糙米饭，睡在稻草铺的通铺，却没人抱怨——能吃饱饭、有个安稳住处，在乱世里已是天大的幸运。

马珍玉兄弟俩把修笼屉时的韧劲，全用在了部队生活里。马珍玉被分到通讯班当通讯员，每天背着沉甸甸的挎包，在各个营区间穿梭送信。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夜色深沉，他总能准时把命令送到目的地，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的茧子越来越厚，却从没有延误过一次任务。弟弟则成了司号兵，那把系着红绸的军号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为了吹准每一个号音，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习，腮帮子肿得老高，吃饭都费劲，却从没喊过一声累。

兄弟俩的勤快与能干，很快被上级看在眼里。入伍不到半年，两人就因表现突出双双提拔：马珍玉被任命为手枪排排长，弟弟则当上了机枪排排长。可马珍玉却犯了难——他不止一次在深夜里看到，那些抗拒改造、甚至谋划叛乱的旧军官被战士押走，随后便是几声沉闷的枪响。他清楚，手枪排要执行抓捕、处决的任务，手里的枪意味着要夺走生命。这个从私塾和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少年，骨子里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职责。

恰逢机关需要有文化的人手处理文件，念过高小的马珍玉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主动向上级请示，最终卸下了手枪，走进了堆满公文的营房。在这里，他的笔成了新的“武器”：登记兵员信息、抄写战斗命令、整理宣传材料，每一项工作都做得一丝不苟、条理清晰。战友们打趣说他“弃武从文”，他却只是笑笑——他知道，无论握枪还是握笔，只要能为革命出力、为百姓保家，都是在做有意义的事。

五、血火淬炼：生死边缘的考验

全面抗战爆发后，教五团编入陈赓率领的386旅，这支英雄的部队很快投入到抗击日寇的战场。马珍玉的弟弟随机枪排奔赴前线，重机枪的咆哮声成了他在战场上的“宣言”。每次部队开拔前，弟弟都会找到马珍玉，拍着胸脯说：“哥，等打跑了鬼子，咱就回家给爹修笼屉，让他歇歇手！”马珍玉总会塞给他几块从机关省下来的糖，反复叮嘱“注意安全”，却没想到，这简单的叮嘱竟成了兄弟间最后的告别。

不久后，部队在行军途中突遭日寇伏击。弟弟所在的机枪排奉命掩护大部队转移，他们死死钉在山头上，重机枪的火力一次次压下日军的冲锋。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当增援部队赶到时，阵地上满是弹坑与硝烟，弟弟趴在冰冷的机枪旁，身上满是弹孔，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军号。部队后来给马家送来了烈士证，那张盖着红章的纸片，成了家人思念的唯一寄托，却在多年后的文革动乱中不慎遗失，连一张像样的纪念都没能留下。

弟弟牺牲的悲痛还未平复，马珍玉也在战场上经历了生死考验。在著名的七亘村战斗中，他随部队参与作战，一颗子弹擦过他的手臂，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袖。他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投入战斗，直到战役胜利。更惊险的一次，是部队夜间被敌人包围——漆黑的夜里，枪声、喊杀声此起彼伏，马珍玉跟着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好几次都险些击中他，最终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战友的掩护，才成功冲出包围圈。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一次“死而复生”的经历。某次战斗中，马珍玉被炮弹碎片击中，当场失去知觉。战友们在清理战场时，以为他已经牺牲，便将他和其他牺牲者的遗体一起，抬到附近的小庙里，准备天亮后再掩埋。漫漫长夜里，他躺在冰冷的尸体旁，身体渐渐恢复知觉。当他睁开眼，看到身边的遗体和漆黑的庙顶时，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若不是当天夜里没来得及掩埋，他早已成了黄土下的魂灵。这次经历，让他更深刻地懂得了生命的珍贵，也更坚定了他抗击敌人、守护家国的决心。

多年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马珍玉率领军委工兵9团从昆明甘海子出发奔赴朝鲜战场，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他下部队检查工作，途中遭遇敌机空袭。当时身处野外，没有任何空袭预警，路况又极差，领路的参谋走在最前面，他在中间，警卫员跟在后面，三人相隔有一定距离。突然，一颗炸弹落在附近，参谋当场被炸飞，尸骨无存。马珍玉则被炸弹掀起的泥土瞬间覆盖，整个人被埋在土里。警卫员吓坏了，疯了似的冲过来，用手一点点刨开泥土，才把他从土里救了出来。让人意外的是，他回去检查身体时，竟毫发无损——这场惊险，成了他军旅生涯中又一段难忘的记忆。

从河北逃荒的祖辈，到修笼屉的父亲，再到从平定县走出的少年军人，马珍玉的少年时代，始终与乱世、饥馑、战火相伴。可正是这些苦难与考验，淬炼出他坚韧、勇敢的品格，也让他从一个只想活命的少年，成长为一名有担当、有信仰的革命者。那些年的记忆，像他修过的笼屉篾条，虽饱经风霜，却始终坚韧；像战场上的硝烟，虽早已散去，却永远刻在他的生命里，支撑着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

六、烽火太行：马珍玉与平定县的抗战记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太行山脉余脉环绕的平定县某村，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贫瘠乡村的寂静，男婴马珍玉呱呱坠地。谁也未曾料到，这个诞生于困顿岁月的孩子，日后会成为四兵团直属工兵团的首任团长，在共和国的军旅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如风中残烛，平定乡村更是在各种势力的交错盘剥下喘不过气。马珍玉的童年，是旧中国底层百姓的缩影——家庭贫困的枷锁，让他只在私塾和教会念了几年书便早早辍学，过早地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而这份艰辛，在三十年代中期被日军铁蹄踏碎中华大地时，彻底化作了民族危亡的剧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让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痛彻心扉。阳泉城内，工人紧握铁拳，青年学生眼含怒火，义愤填膺的情绪在街头巷尾激荡，日军的侵略行径，彻底打破了国人屈辱的沉默。

这股热血浪潮同样席卷了平定中学。1931年11月，青年学生许鸿楷、梁立珍再也无法坐视家国破碎，牵头发起成立“平定中学学生抗日救国会”。他们推选许鸿楷、董士锡为代表，怀揣着全校师生的期盼与民族的希望，远赴太原参加“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请愿活动。然而，满腔的爱国热忱却遭遇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武力镇压，年轻的身影在枪口与棍棒下倒下，却未浇灭心中的抗日火种。

黑暗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全民抗日的曙光。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迅速举起抗日大旗；一二九师挥师东进，进驻晋冀鲁豫地区，为华北抗战注入强心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军的侵略阴霾已笼罩华北，年仅十六岁的马珍玉早已被家国危难点燃斗志。这年六月，他听闻“牺牲救国同盟会教五团”（简称牺盟会）号召民众抗日，毫不犹豫加入其中，在街头巷尾张贴抗日标语、动员乡亲参军，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传递着平定青年的抗战士气。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加入教五团转战途中，他们昼伏夜出躲避日军追击，忍饥挨饿穿越崇山峻岭，好几次在日军的搜剿中险象环生。马珍玉虽年轻，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扛起武器跟着老兵冲锋，在转移群众时抢着帮乡亲扛行李。历经数十天的艰险跋涉，这支队伍终于抵达和顺县石拐镇，并于1937年11月正式编入八路军129师386旅。这一刻，马珍玉站在整编的队伍里，摸着胸前褪色的牺盟会徽章，终于实现了从“抗日宣传员”到“八路军战士”的蜕变，成为129师386旅麾下一名怀揣家国理想的年轻战士。

初入部队的马珍玉，凭着私塾打下的识字基础，主动承担起文书工作，在传递军情、整理战报的间隙，跟着老兵苦练刺杀、投弹与枪械维修。1937年10月，随队参加七亘村伏击战，刘伯承师长“重叠设伏”的战术智慧深深震撼了他，也让他读懂了八路军“以弱胜强”的制胜密码。此后数月，他随部队在正太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多次参与破坏日军交通线的行动，在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为能扛枪、能冲锋的合格战士。

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平定县作为正太铁路破袭战的核心区域，成为激战的前沿。马珍玉所在部队奉命参与攻击日军据点，他主动请缨加入爆破组。在夜色掩护下，他跟着老兵穿越日军火力封锁，将炸药包精准送至据点碉堡下，成功为大部队开辟进攻道路。战斗中，他的左臂被弹片划伤，却咬牙坚持到据点攻克才接受包扎，战后因作战勇猛被记三等功。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扫荡”，马珍玉随部队转入山区与敌周旋。在一次掩护群众转移的战斗中，他们被日军围困在七亘村附近的山谷中。危急时刻，他凭借对家乡地形的熟悉，带领两名战士绕至日军侧后方，用手榴弹制造佯攻假象，成功吸引日军火力，为群众和大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当地村民后来回忆，那个“胳膊绑着绷带还敢冲”的年轻战士，正是从村里走出去的马珍玉。

整个抗战期间，马珍玉从一名牺盟会青年成长为部队中的骨干力量，先后参与了正太铁路破袭战、反“扫荡”等数十次战斗，身上的伤疤成为他最珍贵的勋章。他亲眼见证了七亘大捷的智慧、百团大战的壮烈，也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平定儿女“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不屈誓言。

那些浸透热血与信念的记忆，至今仍在平定的山风中回荡，提醒着后人：山河无恙，皆因有人曾负重前行。

七、马珍玉：从太行烽火中走出的革命后勤先锋



1937年6月，山西平定县的山风裹挟着革命烽火，16岁的马珍玉望着被日军阴霾笼罩的故土，毅然投身报国洪流——这一步，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更开启了一段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交织的人生征程。

彼时的平定县，革命火种早已悄然播撒。1936年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正式成立，一年后的1937年8月，牺盟会平定五县中心应运而生，统管昔阳、和顺、寿阳、盂县与平定的抗日工作。正是这个扎根乡土的革命组织，成为马珍玉革命生涯的起点，让他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的实践中，埋下了“为家国而战”的坚定信念。

1939年，牺盟会并入八路军，其所辖决死队随后编入386旅，马珍玉自此留在陈赓将军身边，专注于后勤保障工作。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不仅练就了统筹物资的硬本领，更在实战中淬炼出无畏的意志。著名的七亘村作战中，他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前线与后方，即便不幸负伤，仍咬牙坚守岗位，用行动诠释着“后勤也是战场”的革命担当。

革命征程推进至淮海战役时，马珍玉已成长为二野四纵（后编入二野四兵团）的粮秣科长，肩头扛着四纵与七纵两个纵队的战时后勤重任。粮食是前线的“生命线”，为守住这条线，他曾创下七天七夜未合眼的纪录：白天协调地方征粮、调度运输，夜晚核对账目、规划次日路线，在紧张到窒息的战局中，硬是确保了粮草供应从未断档。因功绩卓著，他荣立大功，那份印着红色勋章的喜报跨越千里送回平定老家，不仅是对他的最高褒奖，更成为整个家族与乡亲们的荣光。

随着新中国的曙光渐显，马珍玉的职责持续升级：调任二野四兵团交通科长后，他深耕后勤与基建领域，为部队机动运输搭建通道；当兵团组建工程大队时，他凭借出色的统筹能力与敢挑重担的精神，身兼大队长与政委双职——白天带队勘察工程现场，夜晚伏案制定建设方案，一手抓队伍思想建设、一手抓任务攻坚落实，为部队工程保障体系筑牢了根基，也为日后成为四兵团直属工兵团首任团长，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验。

八、马珍玉：四兵团交通科长的烽火保障线（1948-1949）

1948年底淮海战役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马珍玉便接到调任二野四兵团交通科长的命令。彼时，四兵团正筹备挥师南下，从豫东平原向鄂、湘、粤，桂边境推进，横跨多省的交通线既是大军机动的“动脉”，更是粮草弹药输送的“生命线”，而他的任务，就是在战火未熄、路况复杂的南下征途上，为兵团铺就一条畅通无阻的保障通道。

1949年初春，部队刚进入鄂北山区，便遭遇了第一个难题——一场连阴雨让原本就崎岖的山路变得泥泞不堪，运送炮弹的骡马队屡屡陷在泥坑里，前进速度大幅放缓。马珍玉赶到现场时，正看到战士们挽着裤腿，奋力将陷在泥里的骡马往外拉，不少人的鞋子早已被泥浆裹住，裤脚沾满了湿冷的泥巴。他没有急着下令，而是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揉捏——黏土黏性大，常规铺垫碎石的办法根本不顶用。沉思片刻，他突然眼睛一亮，指着附近山坡上的茅草对战士们说：“先割茅草铺路！茅草能隔泥，还能防滑！”说完，他率先扛起镰刀冲进山坡，战士们见状也纷纷跟上，割下的茅草一捆捆铺在泥路上，形成了一条条“茅草防滑带”。可刚铺好一段，又发现前方有座小木桥被敌人破坏，桥面的木板断成几截掉进溪水里。马珍玉踩着溪水来回查看，发现桥墩还稳固，便让战士们分头寻找附近村民家废弃的门板、木梁，自己则跳进溪水里，带头将木板往桥墩上搭。初春的溪水冰冷刺骨，他的脚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却始终咬着牙指挥：“快！争取天黑前把桥修好，不能耽误明天的运输！”直到暮色降临，小木桥终于修复，看着第一队骡马稳稳通过，他才拖着湿透的裤腿上岸，嘴唇早已冻得发紫。

同年5月，部队向湘南挺进，途经耒水时又遇新挑战——耒水渡口的渡船被敌人炸毁，仅剩下几艘破旧的小木船，根本无法满足大部队和物资的运输需求。马珍玉站在渡口，望着湍急的河水和对岸等待过河的部队，当机立断：“一边修渡船，一边搭浮桥！”他将交通科的战士分成两组，一组带着工具修补破旧木船，另一组则到附近山林砍伐竹子，捆扎成竹筏作为浮桥的基础。可竹子浮力有限，如何让浮桥稳固成了难题。马珍玉盯着竹筏在水里的倒影，突然想到用铁丝将竹筏串联起来，再用石头作为锚点固定在河底。为了测试浮桥的承重，他第一个跳上竹筏，让战士们往上面搬弹药箱，直到确认能承载骡马后，才让大部队开始过河。那段时间，他几乎没离开过渡口，白天指挥搭建浮桥、调度船只，夜晚就躺在渡口的草棚里，一旦听到河面有动静，就立刻起身查看。有天深夜，突降暴雨，他担心浮桥被冲散，冒着大雨跑到河边，和战士们一起加固锚点，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流，模糊了视线，他就用袖子擦一把继续干，直到天快亮时确认浮桥安全，才靠着树干短暂休息了片刻。

1949年8月，部队逼近粤北，通往韶关的一段公路被敌人埋下了大量地雷，还炸毁了公路旁的一座涵洞，导致运输车队无法通行。马珍玉接到命令，必须在三天内清除地雷、修复涵洞。他立刻组建“排雷修路突击队”，亲自带着工兵战士进入雷区。为了避免伤亡，他趴在地上，用树枝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仔细辨认地雷的引线，每排除一颗，就在地上用石头做一个标记。有次，他发现一颗连环地雷，稍不注意就会引发连锁爆炸，他屏住呼吸，一点点将地雷周围的泥土挖开，再用钳子剪断引线，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滴，却不敢有丝毫分心。清除完地雷后，修复涵洞的工作又紧接而来，缺少水泥，他就发动战士们和当地村民一起，用石灰、黏土和细沙混合制成“土水泥”；缺少砖块，就去拆附近敌人废弃的碉堡。三天里，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靠在涵洞边的石头上眯一会儿，眼睛里布满血丝却始终透着坚定。第三天傍晚，当最后一方“土水泥”填补好涵洞缺口，他让人开着一辆运输卡车测试，看着卡车平稳通过涵洞，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掌被工具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有的已经破了，渗着血丝。

从淮海战役后到1949年9月前，马珍玉带领交通科的战士们，跟着四兵团的脚步，从豫东走到粤北，跨越江河、穿越山区，修复道路近百公里，抢修桥梁、涵洞20余处，保障了数万吨粮草弹药和数千名伤员的转运。每一条畅通的道路上，都留下了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每一座修复的桥梁下，都浸透着他和战士们的汗水。而他“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担当，也成了四兵团交通线上传颂至今的佳话。



马珍玉：工程大队的攻坚岁月与西南筑路传奇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推进至关键阶段，四兵团面临工兵力量分散、技术能力不足的困境——不仅缺乏统一的工兵领导机构，配属部队更存在架桥技术短板。为突破这一瓶颈，兵团果断决策，以兵团工兵营和二野工兵二团三营为核心骨干，着手组建一支专业化工程力量。

同年9月，两支工兵部队在江西池江胜利会合。在这里，一场规模盛大的庆功大会同步举行，宣告四兵团工程大队正式成立。部队指挥核心配备精干有力：原兵团后勤交通科长、老红军马珍玉（副军职，少将） 出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二野工兵二团参谋长刘启科担任副大队长。这一建制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四兵团工兵部队从分散走向集中、从临时配属迈向专业建制的关键跨越，更为后续进军大西南的战略行动筑牢了工程保障根基。

当二野四兵团工程大队正式组建，身兼大队长与政委的马珍玉，立刻带领这支新生队伍投身进军大西南的征程。彼时，部队追击残敌、清剿匪患的步伐急切，而破损的桥梁、中断的道路成为最大阻碍，工程大队的每一次攻坚，都直接关系着前线战局的推进。

工程大队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任务，在马珍玉的靠前指挥下，于实战中展现出强大的攻坚能力：

粤北富源大桥的架设，是工程大队面临的首场硬战。二连官兵奉命接下任务时，眼前的困境远超预期——由于敌人此前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我军心存顾虑，加上敌人蓄意破坏，施工现场附近竟找不到一根可用的木料。马珍玉得知情况后，亲自赶赴一线，脚刚踏上富源河畔的碎石地，便先去查看被敌人烧毁的旧桥残骸：焦黑的木梁歪扭在河水中，岸边仅存的几棵老树也被锯断了主干。他没顾上休息，立刻派干部带着粮食和药品深入村落，自己则揣着一张手绘地图，带着两名通讯员钻进山林。十月的粤北山林潮湿闷热，藤蔓缠住裤腿，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马珍玉的布鞋被荆棘划破，脚底磨出了血泡，却始终走在最前面，逢人便打听哪里有成材的树木。直到第三天傍晚，他们才在山深处找到一片松树林，可山路陡峭无法用车，马珍玉便组织战士们结成“人链”，每人扛着数十斤重的原木，踩着湿滑的山路一步步往下挪。有战士脚下打滑，他伸手死死拽住对方的胳膊，自己却半个身子悬在坡边；到了夜晚，他又带着连干部蹲在篝火旁，用树枝在地上画施工图纸，把“先固定桥墩、再搭建桥面”的步骤拆解到每一个时辰。就这样，在他的带动下，官兵们昼夜奋战，当地百姓也渐渐被打动，主动带着工具来帮忙，最终用七天时间架起富源大桥。当第一支部队的战马踏过桥面时，马珍玉望着河面上稳稳的木桥，才发现自己的手掌早已被木头磨出了层层血茧。

紧接着，三营迎来了岑溪大桥的挑战。这座100多米长的桥梁横跨岑溪河，是部队追击残敌的必经之路，按公路局的标准工期至少需要14天，可前线传来消息，残敌正往西南方向逃窜，必须在一周内打通通道。马珍玉连夜赶到岑溪河畔，借着月光勘察地形：河面宽、水流急，若按常规从一端施工，根本赶不上工期。他蹲在河边，手指顺着水流方向比划，突然抬头对三营干部说：“打破常规，两头平行作业！”话音刚落，他便将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由营长带领在河东搭建桥墩，另一组由教导员带队在河西铺设桥面，自己则在两岸之间来回奔波协调。施工第三天，上游突然下起暴雨，河水猛涨，刚搭好的几个桥墩支架被冲得摇晃起来。马珍玉二话不说，脱下军装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战士们见大队长带头，也纷纷跟着跳下去，几个人手挽手扶住支架，任凭河水没过膝盖。雨越下越大，他的嘴唇冻得发紫，却始终咬着牙喊：“撑住！这是关键时候！”直到雨停水位下降，确认支架稳固后，他才被战士们拉上岸，浑身早已湿透，牙齿不停打颤。就这样，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靠在桥边的树干上眯一会儿，眼睛里布满血丝却始终透着坚定。第七天清晨，当最后一块木板钉好，马珍玉让人找来一根木棍，亲自走在最前面测试桥面承重，每走一步都用力踩了踩，确认稳固后才朝对岸的战士们挥手：“通了！可以过部队了！”那一刻，三营的战士们再也忍不住，纷纷围过来鼓掌，有人发现，马珍玉的军裤膝盖处早已被磨破，露出了里面结痂的伤口。

在整个进军大西南的征程中，马珍玉始终坚持“靠前指挥、精准施策”，带领工程大队累计抢修沿线大小桥梁30余座。从破除群众隔阂到创新施工战术，他以老红军的战斗智慧与务实作风，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兵使命转化为贯通南北的“交通生命线”，为南下大军追歼残敌、开展剿匪工作扫清了障碍，成为保障战役胜利的关键力。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工兵团（工兵第九团）发展历程纪实

1950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推进，四兵团工程大队在马珍玉大队长的带领下进驻广西南宁，开启了部队建制升级与使命拓展的新阶段。1月1日，兵团正式以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直属工程大队为基础，在南宁组建工兵团，番号定为“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工兵团”，由马珍玉担任团长，杨荣新出任政委，标志着这支部队从临时作战保障力量，迈向专业化、建制化的发展新起点。

部队组建后迅速投入战斗任务：1月中旬，便随兵团主力进军大西南，全程担负进军途中的桥梁抢修、道路开辟等工程保障任务，为后续部队推进扫清交通障碍。至5月底，根据任务需求，团部实施扩编，兵力增至4个营，并同步调整番号为“云南军区工兵团”，作战与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6月底，部队接到新指令，全力投入碧河公路的翻修工程，通过高标准施工，显著提升了这条交通线路的通行能力，为当地物资运输与军事部署提供关键支撑。

1950年12月至1952年8月期间，部队进入多任务并行阶段：全团以营、连为单位分散行动，一方面承担修筑滇藏公路的艰巨任务，在高原复杂地形中攻坚克难；另一方面同步推进仓库修建、营房建设与军政训练，全方位夯实部队战斗力，为抗美援朝作战积极做好准备。1951年5月，部队迎来重要建制调整，番号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第九团”，纳入国防工程序列，直属军委工程兵领导，职能定位从野战保障转向更核心的国防工程建设，雄赳赳，去昂昂，跨过鸭绿江，1952年8日4日——1954年2月28日，马珍玉团长奉命带领全团开赴朝鲜战场，在朝鲜战场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团担负起了艰巨的工程保障任务。培养了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

值得铭记的是，在建团初期，这支部队便凭借卓越的战斗表现，荣获第四兵团授予的“开路先锋”光荣称号；同时涌现出以“工兵英雄”郭宝琪为代表的一大批功臣模范，他们的战斗精神与奉献事迹，成为部队发展历程中珍贵的精神财富。

硝烟散尽，卸下戎装的马珍玉，并未将革命岁月的精神丰碑封存，而是将其化作浸润日常的家风底色，在与家人的朝夕相处中默默传承。他与家人共育两子三女，从未对子女耳提面命讲过空洞大道理，却用三个“日常片段”，将“忠诚担当、坚守奉献”的信念刻进子女的成长轨迹。

他以“坚守”立行：深夜里，家人常能看到他伏案处理工作的身影，灯光下的专注与认真，让子女读懂“做事就要尽责到底”的执着；他以“严谨”立心：对待物资从不浪费分毫，“把每一分钱、每一块料都用在该用的地方”，用朴素行动教会子女珍惜与勤俭；他更以“清廉”立身：身居高位却从不为家人谋求任何特殊待遇，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让子女自幼便明白“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准则。

这份从太行烽火中淬炼、在工程保障战场上磨砺的精神，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褪色，反而在马珍玉的言传身教中，融入家族血脉。如今，“尽责、勤俭、清廉”的家风已在家族中代代延续，从革命年代的坚守，到和平时期的传承，成为跨越时光、滋养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