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熠熠生辉

亮堂堂

河洛文化熠熠生辉

——洛阳博物馆参观记

白尚立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指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根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历史核心的作用，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河洛地区指黄河、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笼统说就是河南西部地区。其在古代雄居中原，为“天下之中”，即所为“中国”，同时也是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作为位居洛水之北的洛阳，包括伊洛平原（今洛阳市区、偃师区等地），乃至洛阳盆地，既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其核心承载区。

　　中华文明是绵延不断的文明，河洛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缩影。

洛阳，位于华夏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相当厚重的地方。中国早期文献和陕西出土的西周何尊铭文中都记载了洛阳是“天下之中”或最早的“中国”。这里曾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先后有105位帝王在这里君临天下，建都时长达1500多年。在这块文化厚重的土地上，不仅荟聚了丰厚的历史景观，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人文胜迹。

洛阳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以系统展示河洛文明发展历程为核心理念，以“河洛文明”为基本陈列，系统地梳理了夏商周、汉魏、隋唐等历史阶段的文明演进，通过重大考古发现、丰富的文物藏品和多元展览，来展现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

洛阳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聂泰路与文博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积300亩，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4.2万平方米，地下2万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博物馆坐北朝南，建筑外形如方鼎屹立，寓意“定鼎洛邑”“鼎立天下”，屋顶13部分代表13个在洛建都的朝代，南面建有以“河图洛书”为主题的绿化广场。

馆门外东南角有一座高耸塔式建筑——天枢观光塔。此观光塔，仿照武周时的“天枢”而建，八棱柱，高39米，观光塔顶部雕塑有4条高9.5米站立的龙，龙托起的“火珠”直径3.9米，其龙和“火珠”均为铜制品。

　　天枢是武则天纪功柱，寓意“天下中枢”，为武周盛世的标志，当时也是世界中心的象征，位居世界三大纪功柱（中国武周王朝天枢、罗马图拉真纪功柱、印度阿育王石柱）之首，全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标志着中国古代国际地位达到顶峰，是武周帝国屹立于世界之巅，统领万国、协和万邦的见证。长寿三年（694年）八月，世界各国元首在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等人的号召下，请求用铜铁铸造天枢，铭纪功德，黜唐颂周。不过，到开元初被唐玄宗销毁。原天枢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轴线端门以南靠近洛河北岸，由于地理原因，古遗址今已不存。如今之“天枢”是根据需要而建的。

洛阳博物馆目前开放六个常设展览，分别包括《河洛文明展》《古代石刻展》《馆藏书画展》《唐三彩展》《洛阳珍宝展》《宫廷文物展》，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全面展示了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

依顺序，我们第一站先参观《河洛文明展》展览。此展为建馆以来举办的最具代表性的展览，展出面积达5千多平方米。藏品涵盖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铁器、瓷器、骨角牙器等诸多门类。从时期上，分为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和五代北宋时期五大部分。陈列以洛阳夏代都城、商代都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为主线，以洛阳出土的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为本，以历史时间为顺序，串联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史迹、重要历史人物、科技发明等等，全面展示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辉煌历史，突出了“河洛文明”是中国文明象征的特殊历史地位。

　　《河洛文明展》分三个展厅陈列。第一展厅陈列的是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文明。

刚进入展厅，脚下黑色地板上的金字从夏、商、西周……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一直延伸到中国远古时起。

史前时期的文明简称史前文明，是指人类社会中文字出现之前的时期，其时间范围从人类起源（约300万年前）持续到不同地区有文字系统止。比如中国史前时期结束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朝甲骨文出现，而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则结束于约公元前3500年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诞生，欧洲、非洲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

史前文明可细分为多个阶段，依据工具技术和社会形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旧石器时代（约300万年前—1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是指从人类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这一漫长的时代，是原始人用勤劳的双手和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同大自然顽强搏斗的时代，它以使用打制石器作为重要的标志。这一时期发明了骨器磨光技术和骨、石器钻孔技术，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如北京猿人使用火和简单工具。‌‌

‌2、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前—5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及农业的出现并定居生活这一时代，它是以大量使用陶器作为重要标志，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例如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和粟作农业，以及良渚文化的稻作和玉器。‌‌

‌3、铜石并用与青铜时代（约5000年前—文字出现）‌

此时已经出现金属工具和早期社会分层，如龙山文化的黑陶技术和父系氏族社会。‌‌

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而后的商和东周均以洛阳为国都。洛阳，作为三朝更替的中心，在中国文明早期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史上极其辉煌的青铜时代，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这一时期王位继承制由氏族成员民主推举的“禅让制”转变为家族内部世袭的“兄终弟及制”并最终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到西周时期，贵族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两周之际，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夏、商、西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诸子百家各种思想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学说影响巨大，并在汉以后成为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正统思想。

考古发现表明，河洛地区分布着夏都斟鄩、商都西亳、西周成周城、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五座都城遗址。在这里出土了最典型的青铜礼器，发现了最早的原始青瓷器，为日后中国瓷器成为世界科技、工艺、文化史上的奇葩奠定了基础。

夏朝由夏族人创建。夏族是主要活动于豫西和晋南的古老部族，约公元前21世纪，相传大禹治水成功，被推举为夏族首领，禹死后其子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标志着中国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而河洛地区是孕育、诞生这个奴隶制国家的腹地，中国文明也由多元时代进入一体化时代，一个以河洛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

夏代已大量铸造和使用青铜器，标志着河洛地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先民们不但能铸造使用生产工具、兵器，还能铸造容器，此举是青铜铸造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另外，夏代玉器加工、陶器烧制工艺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定都西亳（今偃师商城）。从商汤起，有十位帝王都定都于此约200余年。发掘出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米，东西最宽处1215米，面积达190万平方米，四面皆有城墙及城门。这座城由大小两重城郭组成，小城位于外城和宫城之间，宫城内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区、祭祀区及池苑遗址。另外，还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府群——“国库”及中国最早的人工凿池引水造景的帝王池苑设施。商代的青铜、陶器工艺技术已发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为西周时期（享国275年，历12位帝王）。周族是活动于中国西部泾、渭流域的古老部族。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周朝以平王东迁洛邑为标志分西周和东周。西周王朝建立初，是以镐京（西安长安区)为国都，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殷遗民及东南地区诸侯国的统治，周王朝大规模营建了东都“成周”，使洛阳成为了统治中国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此西周的东西两都并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实施两都制朝代。西周时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等级、礼乐、世袭制度，是继承商代以后中国青铜时代的全盛时期。考古发现表明，洛阳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出土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及罕见的大型原始青瓷器，是洛阳作为东都的见证。

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为东周时期（享国 515年，历25位帝王）。公元前771年，犬戎举兵攻宗周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今陕西临潼）诸侯们拥立太子宜白继位为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从周平王至周悼王及周赧王共十四王，均以王城为国都，即春秋时期。东周后期自敬王因避王子朝之乱迁都成周，至慎靓王共十一王，为战国时期。东周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思想大为解放，适应变革需要的新学术、新思想纷纷涌现。京师洛邑，人文荟萃，是中国礼乐文化的中心和百家争鸣的舞台。这一时期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学说对后世产生极深远的影响。洛阳发现的大批东周时期金银、青铜器、玉器，呈现出与前代全然不同的面貌，给人们带来了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气息，与思想领域中的“百家争鸣”局面相适应。

西周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的辉煌时期，尤以长篇铭文记载的反映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为珍贵。洛阳是西周青铜铸造业的中心之一。

说西周礼乐制度（礼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典章、规则、礼节和仪式，用于规范社会秩序；乐指配合礼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旨在调和等级差异、增强社会和谐）就离不开一个人物——周公。正是他在洛阳建立了严密的礼乐制度。周公即姬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且爵位上公而得名周公。他是西周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主导平定三监之乱、制礼作乐、分封诸侯，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

周公建立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周礼，体现等级差别的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主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的礼器各不相同这便是“制礼作乐”。周公的“制礼作乐”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周的玉石加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瓷器烧制工艺已相当成熟。

　　东周的25个帝王，死后均葬于洛阳，其陵墓主要分布于东周王城、成周城内及城外附近，为研究东周墓葬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东周的青铜铸造处在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玉石加工工艺也已达到了顶峰。其烧制的彩绘陶器，线条流畅，色彩艳丽，纹样精美，目前出土的彩绘陶器为极难得的艺术珍品。时已大量使用金属货币，包括铜贝、空首布、平手布、圆钱等。

东周时期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各国封建制度纷纷确立。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老子、孔子等思想家、教育家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这时的京师洛邑，人文荟萃，成为全国礼乐文化的中心和百家争鸣的舞台。

　　第二展厅陈列的是汉魏时期文明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置洛阳为三川郡。西汉初都洛阳，后迁西安，洛阳成为控制东方的军事重镇。刘秀建立东汉又定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之一。继东汉而立的曹魏、西晋、北魏王朝均定鼎洛都，历时300多年。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政策，洛阳成为民族、文化、宗教、艺术融合的熔炉。

考古发现表明，汉魏洛阳城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际大都会，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城市布局上承周秦，下启隋唐，体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性、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过渡的特点，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达196年之久。东汉时期是洛阳古都史中最辉煌的岁月。大一统的汉王朝经济、文化、科技和对外交流都空前繁荣和发展。仕族庄园经济形成规模，国都洛阳宫阙壮丽，街市繁华，四方学士云集，名师大儒荟萃。许多影响世界的科技发明在洛阳应运而生。班超出使西域，拓展了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白马寺”的建立，成为中国佛教传播中心；洛阳太学为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张衡发明地动仪、浑天仪；蔡伦发明造纸术；班固作《汉书》；许慎编著《说文解字》等等。东汉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朝代。洛阳不仅是东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大都市。

东汉洛阳城呈长方形，南北九里，东西六里，有“九六城”俗称，四面共设城门12座，纵横24条大街。城内由若干个宫殿组成，宫殿布局分南宫和北宫，两宫对峙。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

东汉都洛196年，前后历经12帝。12帝除汉献帝死后葬在现在的河南焦作外，其他11帝死后都葬在了洛阳，其皇陵均位于都城附近。《帝王世纪》记载汉魏洛阳城西北有5陵，故城东南有6陵。

汉代崇尚“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认为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和现实世界是相同的。为了昭显孝道和富有，极力推行“生则极养、死乃崇葬”的厚葬思想。这些都体现在洛阳发掘的墓葬上，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但凡生前使用的衣食住行用等各种器皿应有尽有。这些发现反映出汉代人注重追求“死后还生”的丧葬思想和对人生的重视和期望，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的现实生活。

　　公元208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割据。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共46年。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以洛阳为国都，前后共52年。

魏晋时期已经实行了单一宫城制度。曹魏立国之初，复建洛阳宫，一改东汉的南北二宫对峙的分散布局，而采用单一宫制，废弃东汉南宫，在北宫旧址上专营宫城。公元235年，魏明帝在洛阳又大修宫殿，修建主殿太极殿，两侧分别建有东堂和西堂。太极殿与东西堂一字并列，太极殿是皇帝举行大朝会等重要礼仪活动的主殿，东堂是皇帝日常处理朝政、召见群臣、进学之所，西堂主要用于处理机密事务或重要决策，被用于商议军国要务，皇帝常在此与大臣密议国事。 ‌

从东汉至魏晋，国都洛阳一直是文化活动的中心，文化发达，名人名篇辈出。撰《三国志》的陈寿，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特别是文学家左思，“构思十年写得《三都赋》。《三都赋》一问世洛阳富贵人家争相传抄，致使纸价为之上涨，“洛阳纸贵”遂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众多的文学成就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

魏晋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由于战乱不止，社会动荡，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魏晋统治者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迁入黄河流域而在中原地区胡汉杂居。到了西晋末年，世居中原的一部分汉人为避战乱，迁移到四川、江西、福建、广东甚至海外，逐渐形成了“客家人”。多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北魏(公元493年至公元534年）是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42年。北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孝文帝大力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积极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魏洛阳城，并成为国际一流的大都会。

北魏洛阳都城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以东汉、魏晋洛阳城为内城，增修了外郭城，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的。核心为皇帝所居的宫城，宫中正殿为太极殿；其外为内城，其中分布众多官署、贵族宅第、朝廷的祭祠场所与朝廷兴建的佛寺（如永宁寺）；最外层为外郭城。城内有广阔的御道，范围极广，内中以居民里坊为主，供老百姓居住。里坊区内还建置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

北魏时期崇佛之风盛行，把佛教定为国教，广为提倡，形成朝野贵贱皆崇佛的历史局面。洛阳在佛教传播中的中心地位更加显著。都城内外寺院林立，千百万人皈依佛教，佛教的发展在洛阳盛极一时。北魏迁都洛阳后首先是开凿龙门石窟，其次是修建皇家寺院永宁寺，据记载洛阳城内的寺院就多达1367座之多。考古发现表明，永宁寺塔宏伟高大，出土的泥塑造型无与伦比。

　　第三展厅陈列的是隋唐时期、五代北宋时期文明。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周建立隋朝，并于589年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长达169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历文、炀二帝，统治全国仅38年，但在典章制度方面却有许多新的创举，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的创立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营建东都洛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洛阳成为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和中心。绵延数千里的大运河，宛如人造天河，堪称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作为帝国两京之一的东都洛阳步入都城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执政称帝期间，升洛阳为神都，修宫苑、造石窟，对外来文化实行开放包容政策，胡乐、胡言、胡服引领着时尚潮流，袄教、景教、摩尼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各擅圣坛，八方朝贡，万国来使，神都洛阳成为东方世界的中心。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公元605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隋唐两代，洛阳都城人口百万众，有大小相套的宫城、皇城、外郭城等，其中，外郭城周长27.5公里，有定鼎门等10门。另有圆壁城、曜仪城、含嘉仓城等诸多小城。帝王宫殿遍布于洛阳城内外，隋代著名的有乾阳殿、大业殿，唐代著名的有天堂、明堂、上阳宫。隋唐园林兴盛，隋炀帝建西苑周长200里，为中国园林之最。

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区洛河两岸。街道纵横交错，里坊井然，规划严整，为日本等邻国的都城所仿效。

隋炀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与长城同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后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同时开凿大运河，由著名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完工。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以通济渠、永济渠为“人”字状延伸，沟通了海河、黄河、准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2000多公里。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加强了洛阳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成为全国的经济商业中心和物资集救地。大运河的开通，沟通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高宗时为皇后、上尊号为“天后”。唐中宗时为皇太后。公元690年在洛阳登基改唐国号为周，自立为武周皇帝，上尊号“圣神皇帝”史称“武周”并称东都为神都，洛河为神河。武则天在洛阳期间，修建天堂、明堂、上阳宫等一系列富丽堂皇建筑，同时，在龙门修建香山寺，开凿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高达17米。

武则天在洛阳称帝15年，这一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接“开元盛世”，均属“大唐盛世”。公元705年退位后改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后”，还政于李唐，同年逝于洛阳上阳宫，留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后与高宗合葬于乾陵。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交往进入鼎盛期。东都洛阳作为国际大都会，三市空前繁荣，客商云集，不仅西亚、欧洲的胡商纷至沓来，并且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西物质方面的互通，而且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外风俗习惯、日用器物相互渗透，胡乐、胡舞盛行中原，丝织品、茶叶则源源不断输入西域。日本派遣隋使、唐使16次抵洛，最大的使团达500余人。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并在洛阳城建立寺院。洛阳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657部，扩大了佛教的传播。洛阳大福先寺高僧道璇东渡日本，成为中国赴日本传佛第一人，终为日本华严宗始祖。

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发展极为神速，东都洛阳集中了当时全国的能工巧匠，金银器、瓷器、陶器的制作工艺都达到较高水准，尤其是特种工艺铜镜的铸造代表了中国古代铜镜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其时，东都洛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隋炀帝创科举制，以诗赋文学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薛道衡号“一代文宗”，是隋都洛阳最著名的诗人。唐代洛阳籍诗人杜甫、元藕、刘禹锡、李贺等声名显赫，李白、白居易、王维、韩愈等长居洛阳，名篇荟萃。东都城的营建、大运河的开凿是隋唐时期工程学的反映。龙门石窟的开凿则是石雕艺术的集中体现。隋唐乐舞百戏也达到极盛。隋炀帝雅好音乐，制“九部乐”，武则天作《乐书要录》为中国重要乐律学著作。唐玄宗作《霓裳羽衣曲》为唐代乐舞代表作，并在东都建“皇家梨园弟子”乐舞班子，洛阳人李龟年是其中著名的音乐家、歌唱家。另外，隋唐艺术门类繁多，褚遂良、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画都堪称典范。高僧一行（张遂）为唐代著名科学家，他主持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并改造张衡浑天仪，以水冲转动，写就中国首部完整历法《大衍历》。

　　到五代时，洛阳城经唐末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宫室不及故时卿相家”。后来虽经河南尹张全义竭力修葺，重修了五凤楼（唐应天门）、朝元殿和清暑殿等，但仍远非隋唐盛况。宋朝定洛阳为西京后，对洛阳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宫城和皇城仍为隋唐旧址。

西京洛阳城重建的同时，居洛的士大夫们兴起建造豪华宅第园林之风。宋人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记述洛阳有富郑公园、独乐园等名园19处，而洛阳私家园林多至千处，因此邵雍说：“人间佳节惟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

北宋时期西京洛阳是全国文化中心，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名相大儒多云集于此。朝中致仕重臣多居洛阳，仅洛阳籍一代名相即有赵普、吕蒙正、张齐贤、温仲舒等。文彦博、富弼等人组成“洛阳耆酒会”饮酒赋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洛阳写就《新唐书》；邵雍在洛阳推理演易形成“先天学”；司马光历时15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洛阳西京是“洛学”的发源地。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世称“二程”。他们创立了一套儒家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并在此讲学传道，称“洛学”，后发展为“宋明理学”。二程弟子众多，杨时、游酢冒雪等待休息中的程颐，留下尊师重教的典故“程门立雪”，成就了尊师重教的一段佳话。

　　《河洛文明展》结束后参观第二站——《石刻馆》。

石刻艺术是雕塑艺术的一种，是用石质材料雕刻而成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石刻艺术分为造像、碑碣墓志、建筑构件等几大类，其创作手法多样，有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和刻文记事等。

洛阳历代石刻遗存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时代跨越汉唐直至明清，其艺术风格既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石刻馆分石刻造像、碑碣墓志两个部分。石刻造像部分展出有东汉石辟邪、北槐石翁仲、隋代石狮、宋代石虎等形神兼备的石刻精品；碑碣墓志部分展出有东汉嘉平石经、北魏元峰墓志、唐代张說墓志、北宋富骊墓志等重要碑刻。在这里，既可以领略体量硕大、技法熟稳的单体石雕，也可以鉴赏篆、隶、草、行、楷、魏碑诸种书体，从中学习切磋蔡邕、欧阳修、司马光等大家的书法风格，感悟石刻艺术的魅力。

洛阳石刻造像时代从东汉、北魏，到唐宋明清，造像题材有石刻雕像、佛教造像、造像碑、装饰纹样和神话故事等，造像多用青石、汉白玉石和砂岩石雕凿，突出表现人物和动物的主要特征，或神态夸张，或清奇丰腴，或线条道劲，或灵巧狩悍。虽风格各异，但比例协调，气韵生动，写意传神。

石刻造像分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建筑及其他石刻三个单元陈列。

陵墓石刻有地上石刻和地下石刻两种。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墓前神道和墓门两侧的石阙、石碑和石雕群，以及象征帝王生前威仪的仪卫性石雕，如牌楼、石柱、石象生等。这类石雕，起源于西汉，到唐代形成系列，明清两代形成固定的规范。汉代石刻气魄宏伟；北魏石刻褒衣博带（宽大的衣服和宽阔的腰带），秀骨清像；唐代石刻面部丰腴，削肩细腰，比例适度；宋代石刻肖形写实，注重细部刻划；明代石刻追求程式化，姿态端庄，神态严肃。地下石刻主要是墓室内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石雕装饰作品，如墓门、画像石棺等，主题大都是青龙、白虎等四神、异禽怪兽、花卉人物等图案，真实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信仰习俗观念及审美风尚。

宗教石刻指石窟寺、寺庙以及民间供奉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石刻造像与装饰纹样符号，以佛教造像居多。洛阳佛教石刻造像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形式多样，具有印度键陀罗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的风格。经幢和佛塔是建筑和雕刻相结合产物。就样式风格而言，北魏造像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北齐佛像身躯如柱，衣饰宽松，无褶纹；隋唐时佛像丰满圆润，气韵灵动。

建筑石刻包括古代宫殿、寺庙等建筑物中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石质构件，如石蟾蜍、龙首、柱础、朝阶等。主要表现在帝王宫殿、坛庙建筑体系中的门阙、台基、栏板、望柱等。洛阳出土或传世的此类作品，集工艺性、象征性和审美意味于一体，极具鉴赏和传承价值。建筑石刻是实用性和艺术性巧妙结合的作品，表现了古人的生活和民俗风情。

碑碣墓志始于秦始皇刻石纪功，至东汉中叶渐成世风。有墓前的墓表、墓道（神道）上的神道碑以记载志主的姓氏、籍贯、系谱和生平履历的墓志，还有寺庙碑、街署碑、工程纪事碑、典章制度碑等。历年来，洛阳出土碑碣墓志近万方，自汉魏隋唐到宋元明清都有，尤以汉晋碑罕贵。

碑碣文体有碑颂、碑记、墓志；书体有篆、隶、楷、行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民族迁徒、家族流变等，记录着历史社会演进的方方面面。

古代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构成。碑首也称额，一般有篆书碑头题字，四周盘龙缠绕。碑身前后左右四面均可刻写碑文，内容多是对石碑主人或事件的歌颂，皆为竖行，自右而左。字体有篆、楷、隶、行、草等。碑座，又名龟跌，一般雕成善于负重的龙子赑屃形像。碑以寺观祠庙碑居多，也有记功颂德碑、墓碑等。在圆首或方首之间及方形石面上刻字叫碣。

墓志也称墓志铭，是一种埋入亡者墓中的文字石刻。东汉时已有雏形，北魏定型。洛阳出土墓志逾3000方，内容涉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族融合、家族源流、乡里区划和民俗风情等。展出的元怪墓志、元瑛墓志、高猛墓志是魏碑书法精品。魏碑体，又称龙门体、伊阙宗，是介于汉晋隶和唐楷之间的一种新书体，古朴拙雅，方笔凝重，浑厚朴拙，表现出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渡特征。

另外，还有石经。最初是东汉灵帝嘉平年间的经书，以隶书体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于中国最早的大学——洛阳太学门前，供文人学士抄录校对和学习，这便是嘉平石经。到曹魏正始年间，又整理汉石经并以大篆、小篆、隶书三种书体刻立于太学门前，是为正始石经。经书内容包括儒家经典与佛道刻经，洛阳藏石以《尚书》、《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最早官方颁定的教科书。石经现散存于洛阳、郑州、西安、北京、上海和台北、日本、加拿大等地。

　　第三站是《宫廷文物馆》。

这里展出的均为清代故宫慈宁宫的文物。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由故官博物院调拨给洛阳博物馆，主要以宫廷佛教法物为主，兼有宫廷生活用具。佛教法物有各类质地的佛造像、佛金法器、供器和礼佛用具等，用料讲究，工艺精湛，是清代皇室礼佛的御用之物。宫廷生活用具有家具、插屏、挂屏、书画、瓷器等，多为皇太后、皇后，嫔妃所用。其中，康熙皇帝和慈禧太后御书的礼佛对联和匾额尤显珍贵。家具的材质多为檀木、楠木、黄杨木、海南黄花梨等珍贵红木，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纹饰富丽，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佛教是佛陀教育，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教育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事理，比现代大学里面的课程内容还要多。时间上，它讲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上，它讲我们眼前的生活，并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所以，它是教学、是教育；它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佛造像艺术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后的两干余年里，在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改造下，佛像艺术逐渐褪去印度文化的色彩，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它凝聚着造像工匠们的心智和汗水，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艺术结晶。它表现出中华文化特有的品格和艺术神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凝结着人民智慧和汗水的艺术瑰宝。

菩萨，按汉文全译过来就是“觉有情”的意思，包括自觉和觉他两层意思。就是说，菩萨既是已经“觉悟”的众生又是以觉悟他人为己任的“有情”。菩萨的地位仅次于佛，是协助佛传播佛法，救助众生的人物。普萨在古印度佛教中为男子形象，流传到中国后，随着菩萨信仰的深入人心及其具有的深切人情味，便逐渐转为温柔慈祥的女性形象。佛教雕塑中，普萨多以古代印度和中国的贵族的服饰装扮，显得格外华丽而优雅。

藏传佛教属于神学宗教，俗称喇嘛教。在我国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

这里展出了不少藏传佛教造像。时藏传佛教造像盛行，其主要目的和用途一是为皇帝奉佛修行所作，二是为皇帝及太后祝寿造像，三是承蒙上层宗教和世俗人士，助建寺庙之用。清宫佛教造像选材多样，包括金、银、铜、玉、木、瓷等，以优质合金铜且表面鎏金的佛造像最为常见。展出的各类藏传佛造像，造型大方，气势雄浑，工艺精细，比例适度，是汉藏艺术完美的融合。

　　这是一座三层金丝楠木佛塔，高6米，重约4吨，八面三级重檐，周身304个佛龛，每个龛供奉一尊鎏金菩萨。除鎏金菩萨外均为金丝楠木。整座佛塔雕刻手法多样，细腻逼真，全部为榫卯结构，没有一枚铁钉，堪称佛教艺术的珍品。

楠木有三种：一是香楠，呈微紫色而自带清香，纹理很美观；二是金丝楠，木纹里有金丝，是楠木中最好的一种；三是水楠，木质较软。古代封建帝王的龙椅宝座都选用金丝楠木制作，还是修建宫殿、陵寝、园林等的特种材料。金丝楠木是非常珍贵的木材，其生长周期十分缓慢，现属稀有树种。

这两座紫檀木九级佛塔形制相同，均制作于清代，为八角形九层楼阁式塔。佛塔由塔刹、塔身、塔基构成。塔刹设有圆形的天盘，天盘上面莲花座上的宝瓶托十二金刚交杵，天盘四周垂流苏。塔身飞檐翘角，轻盈飘逸，塔内中空，每层八面各开龛门，每龛内各供一尊佛像，共计一百二十尊。周围附有栏杆，塔基为八面须弥台座，其束腰处雕饰缠枝花纹，台座下一八角叠涩台基和圆柱形支座插入最下层的方形台座，方形台座外缘饰覆莲纹。

这匹唐代三彩黑釉马是1981年从洛阳龙门安菩墓出土的，高73厘米。马既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在古代军事、农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唐代尚马之风极盛，唐玄宗曾选择西域马与中原马，令画师摹绘。三彩艺匠们用熟练的技术和灵巧的刀法，塑造出各种骏马形象。这匹黑釉马看上去膘肥体壮，矫健雄宏，强悍有力。黑釉马极为少见，是难得的珍品。

　　第四站是《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流行于唐代两京地区的多彩低温釉陶器，20世纪初最早在洛阳山的唐墓中发现，因其釉色以黄、绿、白三种颜色为主而得名。唐三彩是唐代陶工在汉魏单彩低温釉陶的基础上创烧的多彩釉陶新品系，呈现出的是一种瑰丽多姿、光彩夺目的艺术效果，在唐代陶瓷发展中独树一帜。

洛阳唐三彩以高岭土为原料，胎质洁白细腻、器类丰富、造型优美、釉色艳丽，代表了中国多彩釉陶的发展高峰。现出土的洛阳唐三彩多属武则天至玄宗的盛唐时期，主要作为陪葬明器使用。这些唐三彩包罗万象，绚丽斑斓，从不同维度再现了唐代东都洛阳地区丰富多彩、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图景，体现的是一种昂扬进取、开放多元的盛唐气象。

洛阳唐三彩人物俑造型比例准确，形象细腻生动，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反映了唐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角色，是唐代社会人文风采的生动剪影，堪称唐代雕塑艺术品中的杰作。透过这些人物形象，展现的是一幅一幅唐代社会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风情画卷。

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作为唐代的东都和女皇武则天武周政权的神都洛阳，许多外国使节、留学生、僧侣及客商纷纷云集于此。所以，洛阳地区出土的大量三彩胡人俑、三彩骆驼，三彩马以及异域风格的三彩器皿等，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商贸繁荣、胡汉交融的盛景。

唐三彩如同钧瓷一样，发生窑变而色彩斑斓。其胎体多为模制，经素烧成型后施釉，釉料所含微量金属元素在二次入窑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使其呈现出流光溢彩、莹润斑驳的艺术效果。

在中国古代明器(陪葬器)制作史上，唐三彩独具匠心，使陶器披上了灿烂夺目的盛装。唐三彩作为盛唐时期最具特色的工艺新品种，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外交流频繁的真实社会图景的诠释。透过这些饱满规整、神完气足的三彩精品，可以领略洛阳作为唐代东都的京华之地、丝路与大运河的交汇点、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会时期所呈现的独特人文风情与时代风貌。

　　由于时间关系，《馆藏书画展》《洛阳珍宝展》未能参观，甚是遗憾。

洛阳博物馆，一个可以追溯历史，触抚历史，感悟历史，回味历史的博物馆；一个可以追溯河洛文化，触抚河洛文化，感悟中华文明，回味中华文明的博物馆；一个珍藏中华文化艺术珍品的博物馆；一颗镶嵌于中原大地上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

20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