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庄毛纺厂的曲折经历（连载二十六）

飞鸿印雪

　　父母来赤峰避暑

1986年夏，我趁党校放暑假的机会，安排父母于7月25日一8月23日来赤峰平庄家中避暑。

那年，父亲70岁，母亲69岁，第一次来赤峰。

我携五岁的女儿勤勤专程到北京接二老，经承德游玩避暑山庄、大佛寺，再到叶柏寿转车来平庄。

1986年夏，我、勤勤和母亲游承德避暑山庄。 父亲摄

这一个月，我一直在家陪父母。

周兆和、李若男夫妇俩也来我家拜访我父母。我父母任教的华东纺织工学院，1951年建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中华东、中南、西南地区一些著名的纺织院校系科的师生和设备新建立的一所纺织大学，创办当年就列为全国重点大学。周兆和夫妇60年代初期毕业于天津纺织工学院，他俩称我父母为“老师”也是理所应当的。

父亲和他俩交流时提起，前些时日，中国纺织大学（前身即华东纺织工学院）几位教授刚从内蒙古考察归来，父亲去听了他们作的学术交流报告。考察专家指出，若要提高我国毛纺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缩小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毛纺织产品之间的差距，就必须首先从牧场管理抓起，解决草原严重退化的问题。

专家们提起1400年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歌中的“敕勒川、阴山下”就是内蒙古大草原，那时“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现在我们看到的内蒙赤峰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上，一平方米有几棵草啊？

周兆和厂长是自治区人大代表，李若男副厂长是自治区政协委员，他俩说，我们也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一步拟在自治区两会上递交这方面的改进提案。

赤峰的夏天，早晚凉爽，白天最高气温也就三十三度上下。但吃的方面比南方差远了，根夲就买不到活魚，有一次我买了几条冰冻鲫鱼，红烧后父母也没说什么，但就是一口没吃。

那年夏天，我的上海老乡陈旦父母也在赤峰，我陪父母去陈旦所在的赤峰二毛家中，陈旦夫人张学军烧了好多菜，吃完午饭后，四个老人在二毛家属区合影留念。

1986年夏，陈旦父母（左一、左二）与我父母摄于赤峰二毛家属区。

母亲怕热，她说，在平庄度夏真舒服，以后还要经常来。几年以后，我也调回南方，父母再也没来过。

荣获自治区桥牌赛冠军

我六岁开始学桥牌，属启蒙阶段。

文革中几次赴湖北沙市照顾父亲，因搭子不够，我们父子俩与同宿舍的华纺大学生庄力，经常打独自创造的“三人桥牌”，照样乐此不疲且不影响叫牌、打牌和记分这些基本技巧的掌握，属入门阶段。

一直到我进厂以后，找了几个志趣相投的上海老乡，开始向他们传授桥牌技巧，还买了董其亮先生著的《桥牌入门》送给他们。大约经过一年的打牌，相互配合也默契了，牌艺也熟练了，还经常外出参加比赛，属熟练阶段。

当时，上海的《新民晚报》每周六的副刊上，都刊登一副桥牌世界比赛的精彩牌例，母亲每次都剪下替我留存着。我还定了《桥牌》杂志。每次探亲或出差，我必去书店，发现有桥牌书籍就买下，至今桥牌藏书约有七十本以上。用“酷爱”两字形容我对桥牌的痴迷程度，一点不过份。

我珍藏的桥牌书籍，这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最早打桥牌的有我、卜金浩（上海老乡）、过世宏（上海姑爷）、郭子坤（上海老乡）、谭敏（沈阳知青）和徐远水（上海女婿）。厂桥牌队就自然形成了，我是队长兼教练。其中，卜金浩打得最好，他牌感强，用他自己的话讲，越是碰到高手，脑细胞就越亢奋，越能发挥出水平。我的优点是对桥牌理论掌握全面，也善于运用，缺点是叫牌、打牌略显死板。常与我们一起打牌的还有平庄矿务局的章浦良，他也是上海老乡，他夫人与我是一个车间的，也是上海知青。他们夫妇结婚早，又分到家属院的住房，章甫良是矿上下井电工，工资补贴高，我们打桥牌开始一、二年，主要在他家。还吃过几次牛肉馅水饺，那叫香啊！后来，我们几个也都成家了，打牌场合则各家轮流转。

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我们几个很少回家探亲，就是为了痛痛快快打桥牌。我厂桥牌队还经常被平庄矿务局五家矿矿长李长玉（大连人，文革前的大学生，后提内蒙古煤炭厅厅长）邀请去他们矿比赛，管吃管住，临走时，还送我们每人一包土特产。李矿长率领的桥牌队就愿意跟我们这样的强队过招，短短几年后，他们也成为自治区桥牌界的一支劲旅。

1985年秋，自治区第一届桥牌比赛在呼和浩特举办，我们不晓得未参加，呼和浩特高校联队获冠军。

1986年10月，自治区第二届桥牌比赛仍在呼和浩特，我厂桥牌队参加了（我在党校读书未能前去），平毛这支被内蒙古桥牌界称为“半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的桥牌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夺取冠军。即提高了平庄毛纺厂的知名度，也为赤峰市体委赢得了声誉！

（照片：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