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昵称：古砚堂</p><p class="ql-block">美篇号：4140153</p><p class="ql-block">照片来源：自藏品</p> <p class="ql-block">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取代汉族而入主华夏，只有两次，元代和清代。元代从忽必烈在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到朱元璋在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并定都南京，元顺帝溃逃漠北，元代前后立国时间只有97年，却因元代蒙古族统治阶层对汉文化采取的实用主义接纳和本位主义坚守的双重政策，如既借鉴汉族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又把社会分为蒙古、色目、北人和南人四个高低等级，并禁止蒙汉通婚，所以在元代形成了以蒙古文化为核心，同时又吸纳汉文化的独特社会文化现象，由此扭曲隔裂中出现的元代制砚，就是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最直接的反映。</p><p class="ql-block"> 在此先介绍五方元代制砚，从中可见蒙元文化在砚式中的独特表现形式。</p> <p class="ql-block"> 一，元代制麒麟送子海天旭日形瓷砚</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砚为瓷制，形体硕大，长方形，长23公分，宽15.4公分，砚上塑形高6.2公分。砚首处有立体雕塑的麟麟送子塑像，这是汉文化中古老传说的故事。元代麒麟样式的特点是龙首、熊腰和狮尾，形体壮硕，扬首回望背负的小麒麟，形象生动。麒麟脚下踏浪，浮雕浪花云朵，砚堂制式为元代首创的海天旭日形，层层海水中推出一轮旭日东升，以显示蒙元帝国疆域辽阔，跨越海天。砚体全身施以紫金釉色，造形精美，应为元代在景德镇设立的官方“浮梁瓷局”所制，代表着元代瓷制砚最高工艺水平。</p> <p class="ql-block"> 二，元代制卧狮形歙砚</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砚式为长方形，长20.6公分，宽12.8公分，砚体宽大。砚首处立体雕刻一只横卧的雄狮，表情憨态可掬，显示在蒙古草原狩猎民族眼中，狮子并非猛兽，不过是赏玩的宠物。砚堂中刻一个圆圈，简单实用作研池。砚为歙石制，石色深黑，遍布银星金晕石品，石出婺源金星砚坑。</p> <p class="ql-block"> 三，元代制马蹄形澄泥砚</p> <p class="ql-block"> 砚为澄泥制，泥色青灰，形体宽大厚重，椭圆形。长直径18.7公分，宽直径16.9公分，高3.4公分。砚首处雕塑马蹄铁形墨池，砚堂宽大，中间微凹。以马蹄形制砚隋唐就有，但形制都大不盈掌，如此宽大的马蹄形砚只见于元代，显示蒙元帝国马踏天下。</p> <p class="ql-block"> 四，元代制三虎阖家欢图形和田墨玉砚</p> <p class="ql-block"> 砚为长方形，长16.2公分，宽10.6公分，立体雕塑高3公分。砚首处立体雕刻公虎、母虎和幼虎环卧的三虎阖家欢图样，刻线深工，虎纹团花，形象生动可爱。砚堂为宋砚样式，中挖凹形如臼。砚侧四边上部有一笔“回”字形纹饰，下接宋式家具常见的四面牙子板圆口样式雕刻，砚下有四只矮足，形制类似草原民族帐中的矮桌，元代砚式多见。砚体为新疆和田墨玉所制，雕工精细，形体粗犷。玉制砚并不多见，多是皇家贵族赏玩，观赏性多于实用性。和田墨玉极珍贵，非一般文人墨客所有。砚体遍布坑古沁色，砚角处留下一小块白色玉角，为当时玉工特意留下的墨玉石眼。</p> <p class="ql-block"> 五，元代制卧狮形青石砚</p> <p class="ql-block"> 砚式圆形，直径长14.3公分。砚上塑形高3.5公分。砚首处立体雕刻一只雄狮横卧，形体肥硕，憨态可掬。元代雕刻狮子样式大致相类似，都是鼻长额宽，双耳长而后倾，头部有卷毛纹饰。砚堂作莲叶形，中间微凹。砚侧和砚背刻痕粗放，为元代制石砚多见。以青石制砚是元代砚中最为常见。</p> <p class="ql-block"> 从上述五方元代制砚中，可以看到蒙元文化的特点在砚式中的表现：</p><p class="ql-block"> 一是蒙元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早已占据了中亚和波斯地区，疆域直达欧洲中部，与欧洲的贸易文化联系密切，相互影响。蒙元制砚中的立体雕塑样式和猛兽图形，明显是受到波斯文化和欧洲立体雕塑艺术的影响，并把这种艺术形式直接引进到古老的汉文化砚雕艺术之中，形成一种元代独有的制砚形式。从文化艺术角度看，这是汉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产物，这种元代独创的砚式也成为当时深受蒙元民族喜爱的主流砚式，其中反映着元代推行的以本民族文化独立坚守为主，以汉文化融合与排斥为辅的治国政策。</p><p class="ql-block"> 二是元代制砚基本都是汉族工匠，创造出既有汉文化传统，又有外来文化影响的独特砚式，也改变了唐宋制砚以形制简约和线条美感内向的特点，使元代制砚多为形制宽大厚重，砚身雕刻多用纹饰，砚首立体塑形等草原民族喜爱的制器特色，这也为中国砚史文化留下了一道独树一帜的文化风景线，同时也为研究蒙元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参照物。</p><p class="ql-block"> 三是由于明代建立后便大规模开始清除蒙元文化遗存，实行严禁胡姓和胡语，大力推广儒教的程朱理学，以四书五经为科考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复古现象，无论是明初的杨维祯和林鸿，还是明代中后期的“前后七子”等文化精英，都大力提倡“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在这种恢复汉学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下，几乎所有涉及到蒙元制艺的东西，都被斥之为腥膻之物，尽数弃之荒野而后快，元代制砚当然是概莫能外。所以在明清两代的制砚中，蒙元砚式就再也没有出现，元砚遗存也难登大雅之堂，成为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历史绝唱。</p><p class="ql-block"> 在此重新挖掘这段元代制砚的历史记忆，不仅仅是为了完善中国砚史发展变化的过程，更是希望能借此打开这个早己被遗忘的历史窗口，从中借古推新，为今后的文创事业提供一些历史文化参考，古为今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