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依附的桎梏：中国社会的“诺贝尔奖情结”

三默

精神依附的桎梏：中国社会的“诺贝尔奖情结”

那枚金色的奖章，投射的不仅是科学家的荣耀，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征程中的自我认同与焦虑。“诺贝尔奖情结”——这个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术语，精准概括了中国社会对诺贝尔奖长期以来的复杂心态。它被定义为“中国社会对诺贝尔奖的长期重视与期盼现象”，其形成与本土科学家长期未获自然科学类奖直接相关。

在长达百年的时光里，这种情结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深处，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更为深刻的是，这种情结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思想殖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将侵略行为包装为“友谊与发展”，使中国社会从精英到平民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和价值观。

一、思想殖民的运作逻辑：从文化自卑到标准内化

思想殖民的本质在于其隐蔽性。它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文化渗透和价值重塑来实现。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却在条约中加入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条款。他们利用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开办学校、医院、教会等机构，将侵略史叙事为单向的“友谊史”。这种思想殖民的核心机制在于将西方价值观确立为普世标准，使被殖民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为最高评判尺度。正如研究所指出的，这种殖民文化心理导致“曾经有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对于原宗主国或半宗主国的盲目崇拜”，表现为“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的自我贬抑。在学术领域，这种思想殖民表现为评价体系的西化倾向。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曾一度全盘苏化，后来一些人又“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西方模式或者至少说是以西为师、以西为荣”。这种心态导致“文章发表在国外的就是好的”奇怪现象，甚至出现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也要获得“西方认可”才算有权威的悖论。

二、诺贝尔奖：西方话语体系的象征符号

诺贝尔奖作为西方设立的国际奖项，其评选标准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尽管它自称表彰“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成就，但其评选过程却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统计显示，在诺贝尔科学奖领域，“欧美科学家的获奖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3/4以上，亚洲占比不足5%”。在文学奖领域，这种偏向更为明显。诺贝尔文学奖“受制于一系列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评奖委员的个人偏好及涉猎面限制使得一些来自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作家受到忽视。这种忽视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即使是在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评选也难以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诺贝尔奖被塑造为科学与文学成就的最高标准，成为西方价值观的象征性符号。正如中国青年报所评论的：“现代中国人期盼诺贝尔科学奖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建立在李约瑟之谜的基础上的。”

李约瑟研究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执世界科技发展之牛耳，只是近代以后才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一反差加深了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三、中国社会“诺贝尔奖情结”的历史与表现

中国社会的“诺贝尔奖情结”形成于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之下。上世纪初诺贝尔奖初创时，获奖对于贫弱的中国来说还很遥远。公元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奖的亚洲人。这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震动——既然印度能够获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中国人的心头就开始有了这个“结”。在文学奖领域，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的关系更是充满曲折。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他在回信中指出：“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老舍、沈从文等作家也因种种原因与诺奖失之交臂。在科学领域，情结更为复杂。公元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中国媒体以“我留美两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然而，这些科学家持的却是外国国籍，直至公元2015年屠呦呦成为首位中国籍自然科学类获奖者。这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得“中国距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之类的话题时不时见诸各种媒体。

四、从盲目崇拜到理性认知：摆脱思想殖民的曙光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摆脱“诺贝尔奖情结”的积极信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公众对诺贝尔奖的态度正逐渐趋于理性。有学者观察到，从屠呦呦获奖后公众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了科学贡献本身，淡化了对获奖者国籍的执念。社会上也出现了更多理性声音。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所言：“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斯德哥尔摩几位老先生是代表全世界在作出判断。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也会失误的。”这种理性认知的增长，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摆脱对西方标准的盲目追随。中国科技文化的崛起为摆脱“诺贝尔奖情结”提供了基础。随着中国在高铁、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领先，民族自豪感增强，社会对诺贝尔奖的过度关注自然降低。有学者指出，国内的基础研究水平，特别是瞄准国际尖端课题的选项方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五、构建文化自信：超越“诺贝尔奖情结”的路径

要真正摆脱“诺贝尔奖情结”，首先需要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这需要挺直民族文化脊梁，消除殖民文化心理。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心魔只能靠自己去化解。”弘扬中华文化，批判性地清理、创造性地继承并转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时代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精神上挺立自我，张扬主体，是应有的路径取向。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学位获得者的地位和价值，应当得到承认。在中国本土重要报刊发表的成果，至少应当得到与在国外发表的成果的同样承认。”消除在学术评价中的西化倾向和人才评价中的崇洋表现，是构建文化自信的制度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全体中华儿女精神上有所归依，价值上凝聚共识，是防止和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只有当我们在文化上真正崛起，才能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

公元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人们关注的重点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有媒体评论指出：“屠呦呦获奖后公众关注点逐渐转向科学贡献本身，淡化对获奖者国籍的执念。”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如今，中国科学家正与国际同行并肩从事顶尖研究，“美国物理界、数学界、医学基础研究、电子计算机领域方面，中文几乎已经变成第二语言”。随着更多中国成果得到国际认可，那种曾经紧绕心头的诺贝尔奖情结，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更为成熟、理性的科技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