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绞杀战：中美“脱钩断链”下的悬崖突围

观山听雨翁

2025年10月14日，当美国对中国船舶加收歧视性港口费用的政策生效，中国政府同步宣布对美国在华船舶征收额外港口费。一场由美国单边挑起的海运争端，迅速演变为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对抗。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的表象之下，是双方立场日益僵化和互信持续崩塌的深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教授发出的警示——“中美谈判的核心不是简单关税税率，而是如何达成‘一揽子协议’”——在关税税率暴涨至130%与关键软件出口管制的硝烟中显得愈发沉重。

中美经贸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货物往来，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经济结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重要的债权国和制造业供应链的核心环节；美国则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关键技术来源和资本输入地。然而，这种相互依赖的结构在战略竞争框架下正被扭曲成相互伤害的武器：美方以“国家安全”之名不断升级贸易壁垒与技术封锁，中方则以对等措施进行反制。

中美贸易冲突看似源于贸易逆差，实则根植于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战略误判。制度性冲突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分歧。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与中国发展模式之间，在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呈现出深刻的认知差异。朱锋教授所痛斥的“丑陋的贸易保护主义倒退”，正是这种冲突在政策层面的体现——特朗普威胁的130%关税与海运领域歧视性收费，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公然践踏。

更深层次的矛盾源于权力结构的变迁与战略互信的缺失。美国无法坦然接受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及其在全球治理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担忧核心主导地位受到根本性挑战。这种焦虑催生了“脱钩断链”论调，以及在科技、产业链领域的系统性遏制战略。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全面打压、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合作的限制，正是这种战略意图的具象化。朱锋教授担忧的“中国自媒体动辄喊打喊杀或认定中国两三年内将超越美国”，恰恰印证了认识层面的鸿沟——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真实优势与长期性挑战缺乏足够认知，而美国精英则对中国的发展韧性和战略耐心抱有严重低估。

科技领域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中最为激烈的前沿阵地。美国构筑的“小院高墙”战略呈现显著的扩大化趋势——从最初聚焦于尖端芯片及其制造设备，逐步延伸到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等广泛领域。美国联合盟友构建技术管制联盟，限制投资与合作的范围也在急剧拓宽。这种技术民族主义最终只会扭曲全球研发资源配置，损害全人类共同应对挑战的能力。

面对严峻局面，危机管控机制的构建显得刻不容缓。台海、南海等议题随时可能从潜在摩擦点升级为难以挽回的危机。双方迫切需要建立多层级、畅通高效的对话渠道，包括最高领导人热线、外长和防长定期会晤机制、以及战区层级的紧急沟通程序。清晰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制定风险升级的预案，才能防止误判将双方卷入灾难性漩涡。

要真正化解僵局，推动“去安全化”的务实合作是关键一步。在人工智能治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不扩散等全球性议题上，中美拥有难以替代的共同利益。建立具体的工作组，寻求在这些领域达成小而实的合作项目，能够逐步积累互信，为更广泛的关系改善创造氛围和基础。正如朱锋教授所指出的，中美关系需要超越关税纠缠，寻求“一揽子协议”的整体解决思路。这要求双方重新审视核心诉求清单，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实质性谈判。

朱锋教授曾坦率指出：“我们要反思的东西多了去了。”这种坦诚值得珍视。中国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展现更大决心；美国则必须摒弃零和思维，正视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停止将经贸科技议题过度政治化与安全化。同时，双方都需要警惕国内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无论是美国选举政治对中国议题的操弄，还是中国部分自媒体“喊打喊杀”的非理性声音，都在侵蚀着理性决策的基础。

中美关系的未来并非注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但回避矛盾只会加深冲突。当海运领域的港口费争端成为新的对抗象征，当130%的关税壁垒与关键软件管制切断技术流通，悬崖已在眼前。南京大学朱锋教授的忧思绝非空穴来风——“中美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的关税税率”——在经济安全化、科技武器化的阴云下，零敲碎打的修补早已不能挽救这艘巨轮。

唯有拿出超越短期政治的智慧和勇气，在危机管控上筑牢防线，在务实合作中积累互信，在相互审视中寻求理解，才能为两国关系开辟一条穿越风暴的新航道。中国对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追求与美国的战略疑虑，不应是毁灭性冲突的引信，而应成为共同塑造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的起点。当未来史学家回望2025年这场海运争端，它或许会成为两国坠入深渊的注脚，也可能成为悬崖勒马、重塑共识的关键转折——这不仅决定着两个大国的国运，更深刻影响着人类共同体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