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深处——北大汉中分校的十年

庞岩

昨天看到70年代我熟悉的同事（老师）后人周友嘉写的一篇《大撤退》小文，心中感慨万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所承担的时代重任，确实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完全理解的。为了让那段记忆有始有终，我就为这篇小文补上它的“前传”，回顾一下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从无到有的那段历史。

这一切，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说起。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中央决定将北京大学一部分重要的院系迁往内地，建设一所分校。周培源先生（时任副校长）经过一番跋山涉水的考察，最终，目光锁定在了陕西省汉中市褒城县现一个叫郭家滩的地方。这里被秦岭和巴山环绕，地形隐蔽，正好符合当时“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

1965年3月，这片寂静的山谷热闹了起来。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正式破土动工，它有一个对外的内部代号——“653工地”。久而久之，大家都亲切又神秘地叫它“北大653”或干脆直接叫“653”。建设与搬迁是同步进行的。北大旗下的无线电电子学系、技术物理系，以及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成了搬迁的主力。成千的师生员工，连同数不清的图书、精密仪器，从繁华的北京出发，历经千山万水，被运到了这个偏远的山沟里。

分校的草创阶段，恰逢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老师和同学们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到了1970年，随着北大总校恢复招生，汉中的分校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山谷里又重新响起了琅琅书声。

你可别小看这个藏在山沟里的校园。在汉中的十年间，尽管条件无比艰苦，师生们却在逆境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里为国家培养了一千五百多名理科和国防科技领域的骨干人才，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更令人惊叹的是，从这片土地上，后来走出了十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们个个都是国之栋梁。他们是胡济民、陈佳洱、刘元方、 唐孝炎、黎乐民、吴全德、黄琳、秦国刚、刘韵洁、陈和生。

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向。1978年3月，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将汉中分校迁回北京。次年一二月间，一千五百多名师生分批告别了奋斗十年的秦巴山区，踏上了归途。人去楼未空，教育的火种在这里延续。分校的原址上，随后建立了陕西工学院，之后又几经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

回望“653”的十年，那是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用青春、汗水乃至理想写下的特殊篇章，那份沉重的时代重任与无悔付出，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

下面我将周友嘉《大撤退》的故事稍做整理并配上珍贵的实景照片展现给大家。

大撤退 【原创】

朋友们的故事听得够多了，今天讲一个关于朋友的故事——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那大约是1985或86年的夏天，朋友要去美国留学，说好了由我去送行、扛行李。那时候的我，除了一把子力气，一无所有。在朋友家里，大家寒暄、聊天，不时地看着表等待。终于，北大的车到了楼下。离家的时刻到了。朋友一身笔挺的西装，起身与弟弟握手道别：“我走了，爸妈就交给你了！”弟弟挺起胸脯，响亮地回答：“放心吧，家里有我！祝你早日学成归来！”

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多年来，每次我离家时，这个场景都会萦绕心头，让我不禁仰天长叹，潸然泪下。

去机场送行的只有我和阿姨。她坚持要等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让北大的车先回去了。我们站在机场的落地玻璃窗前，一直望着那架飞机起飞、远去，直到消失在天际，才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回程路上，天气闷热。阿姨看上去筋疲力尽，心绪不宁。我试着东拉西扯，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接连换了几个话题，都没能继续下去。忽然，我想起一个问题：“阿姨，当年北大汉中分校是怎么撤退的？是开大会宣布的吗？”一听这个，阿姨顿时来了精神：“友嘉，你算是问对人了！让我从头讲给你听……”

话说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邓小平副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大会堂里，气氛温馨而热烈。中间休息时，邓小平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周培源教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两人握手寒暄。“多少年没见了？”邓小平问。“十二年了！上次是1966年，在陕西厅向您汇报北大汉中分校的建设进展。”

“对了！想起来了。”邓小平示意周教授坐下，“给我讲讲北大分校的情况。”

时间紧迫，周教授毫无准备，只能简单汇报了几句。

“你的意思是在那里办不下去了？”邓小平没等他说完，便起身疾步走向洗手间。

“好像是有困难，和清华分校不一样，我们那几个是理科系……”周教授跟了过去。

“那就撤！”说话间，邓小平已走到洗手间门口，正摸索着解腰带。周教授吃了一惊：“撤？您的意思是撤回北京？”“办不下去，不撤怎么办？烂在那里呀？人是活的！”话音随着他进入洗手间而落下。

秘书将周教授拉到一旁，低声道：“首长说得很清楚：撤！我帮您准备一份谈话记录，下午请首长签字就可以了。”

下午，周教授拿到了那份签了字的谈话记录。他当时在北大并无行政职务，但他深知，这关乎着他亲自参与选址、建设的分校里上千名教职工的命运，其中还有许多他熟悉的同事和学生。周教授很快将“谈话记录”送到了北大党委办公室。校党委不敢怠慢，立刻准备组织讨论。当时，朋友的父亲正在北京出差，也被通知作为分校代表参加会议。

然而，由于周教授带来的这份指示并未遵循常规的组织程序逐层下达，消息不慎走漏了！

校党委还没来得及作出任何正式决议，消息就如同平地一声惊雷，传到了汉中。人们闻风而动，立刻开始准备回京。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公开的动员，更没有官方的宣布。大家心照不宣，一致行动，决心要在党委做出最终决定之前，造成既成事实。

在回家收拾行李的同时，人们纷纷将设备器材搬运到从101大楼到校门口的主路两侧。许多设备是十年来从未开箱的，包装箱上原本印着“清华园 —→ 阳平关”的箭头，此刻只需将其描粗，调转方向即可。整个学校陷入一片忙乱而不失秩序的特殊状态。几天后，当朋友的父亲回到分校时，大吃一惊：“怎么都动起来了？”但一切已势不可挡，无可逆转。

那个时候，我和母亲早已在北京，只有父亲一人亲身经历了那场“大撤退”。回到北京后，我们一家挤在蔚秀园23公寓——唯一的一栋筒子楼里，住着一间最小的、仅七平米的房间，一贫如洗。

多年以后，我才恍然想到，父亲当年独自一人从分校撤出时，会是怎样一种凄凉的心境。当初去的时候，可是我们一家四口啊！

所以说，人的一生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个人的努力，而是所处的时代、降临的机遇，以及当机会来临时，你所站的位置。

（故事完）

此照摄于1981年夏，为职工日语班结业留念。本人位于后排左一；前排中坐者是周友嘉的母亲伊老师。

庞岩编写于2025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