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

胡金燕

云南省博物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6393号，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自建馆以来，就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是云南省最大的文物收藏单位，同时也是云南省可移动文物最大、最具实力的研究机构和文物鉴定机构，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清宣统二年（1911年）7月，云南图书馆改名为“云南图书兼博物馆”。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云南图书兼博物馆”一分为二，博物馆迁往昆明文庙，改名为“云南博物院”。1959年春，“云南博物院”更名为“云南省博物馆”。2009年5月，云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云南省博物馆主楼七层，两翼三层，宝塔式建筑，通高40余米。云南省博物馆拥有六大基本陈列讲述了从古至今云南大地的悠久历史，专题展览展示了云南省博物馆藏的精品瓷器。11截至2022年末，云南省博物馆藏品有230303件/套，珍贵文物14337件/套，开展社教活动99场次，举办陈列展览30场。讨论汇集了青铜器、古钱币、陶瓷器、古书画、碑贴、邮票及各类工艺品共计20余万件（套）文物藏品。2008年，云南省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10月7日拍摄 预约制度云南省博物馆实行提前预约制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轻松预约： 1.线上预约（推荐）：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官方渠道预约； 2.现场预约：现场扫描指定二维码或支付宝“碰一碰”快速预约。 （如线上预约已满，则现场无法预约）预约成功后即可按预约时间入馆参观。 预约须知一、单日限流12000人（9:00—12:00限5000人，12:00—17:00限7000人）； 二、未预约者不得入馆； 三、提前3天可预约，每个账号最多可预约3人； 四、已预约观众凭身份证扫描、预约码扫码或刷脸识别任一形式通过闸机入馆； 五、14岁以下儿童无需预约，由已预约成年人陪同进入；60岁以上人群无需预约，直接持身份证扫描通过闸机入馆； 六、团队预约成功后，领队人员持身份证扫描或预约码扫码任一形式通过闸机入馆； 七、请按规定有序通过闸机入馆，并配合安全检查。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7:00（16:30停止入馆，16:45开始清场，17:00正式闭馆）。周一例行闭馆。节假日开放时间以官方公告为准。 十大镇馆之宝新石器时代·鸡形陶壶鸡形陶壶：云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壶体以鸡为造型，形态生动。它通身素面，质朴简约，从形态到细节，都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家禽的观察与驯化，是当时制陶工艺和生活方式的见证，蕴含着早期人类的审美与智慧。 宋·五色供养塔大理国时期佛教文物。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通高19厘米，呈覆钵式，以铜鎏金须弥座为底，由铁、铜鎏金、银、金、琥珀五种材质从外至内套叠而成，象征五轮种子，是研究大理国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物。 西汉·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盖西汉青铜器，出土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其造型独特，由上下两鼓相叠而成，盖上立体呈现激烈战争场景，铸有22个人物和众多兵器。人物或厮杀、或指挥，形态栩栩如生，生动还原古滇国战争画面，是研究古滇军事与社会的珍贵文物。 西汉·牛纹铜鼓 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器，是国家一级文物。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10号墓。它通高50厘米，束腰筒状，器身两侧有虎形耳，底部设虎爪形三足。器盖中心是鎏金骑士，四周围绕四牛，造型错落有致，集铸塑、焊接、鎏金等工艺，尽显古滇国高超青铜技艺。 宋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像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通高26cm，重1135克，由纯金打造，银质长葫芦形镂空雕花背光为饰。观音高髻双辫，髻中藏佛，手结妙音天印，上身袒露，下身长裙阴刻U形纹，赤足站立。它融合南亚文化元素，是研究大理国佛教史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云南福星”。 滇王之印滇王之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金印。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印台方形，蛇钮，印面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印文为篆书白文“滇王之印”。它印证了古滇国存在，反映出汉朝与西南地区的往来。 西汉·三支俑铜灯西汉文物，1989年出土于云南个旧市黑蚂井村。它高42厘米，主体是一位戴帽、着汉式服饰的跪坐男子。其头顶及双手各持一灯盘，整体呈“十”字形。该灯由四部分范铸后拼合，线条流畅，细节处有刻画，既有汉文化元素，又具地方民族特色。 战国·牛虎铜案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县李家山滇族古墓群。它高43厘米，长76厘米，主体为站立的大牛，牛角上翘，背部自然成案，牛尾有老虎攀爬撕咬，腹下还套饰着站立的小牛。此铜案是古滇祭祀礼器，设计精妙，兼具力学平衡与美学价值，反映了古滇文化风貌。 明金镶红蓝宝石冠明代文物，1963年出土于云南呈贡王家营沐氏家族墓沐崧夫妇合葬墓，是国家一级文物。此冠高11.5厘米，重320克，呈半球形，由薄金片累叠成莲花状，镶嵌50多颗各色宝石，冠顶插如意嵌宝石簪，两侧各有一对镶宝石笄。其工艺精湛，集锤揲、錾刻等技法，尽显明代王侯华贵。 宋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大理国时期的珍贵文物，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塔顶。通高18.5厘米，重125克，银质鎏金，辅以如意宝珠与水晶珠装饰。其造型独特，鹰首怒目，展翅欲飞，周身羽毛錾刻精美，足踏莲座，羽冠与尾羽呈火焰状，尽显威严。是综合运用熔铸、锤揲等多种工艺，不仅是艺术瑰宝，更见证了云南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基本陈列六大展览纵观云南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东汉至初唐时期的云南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元明清时期的云南 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展览时间：长期展出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二楼展览围绕重大地质发现、重要遗址，展示云南史前时代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展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渊源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宗教艺术和文化差异，这个展厅是云南省博物馆新馆展览的一大亮点和重要的科普教育展览。该展分为生命大爆发、恐龙世界、从猿到人、新石器时代四个部分。展示云南享誉世界的远古生物与地质、人类起源与民族多元格局形成原因等内容，展览以沙盘、文物、模型、影视资料、场景再现、高新电子设备等等国际前沿的技术，展示云南独特的地质发展史和地理、地貌特征及其在生物发展史、人类发展史、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独特的价值。 铜孔雀灯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个旧市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整个器物外形仿孔雀造型分范铸造而成。通体錾刻满了精美的羽毛纹，轮廓清晰，为细线浅刻。双足并立，与尾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支撑面。头部回眸下顾，嘴内衔着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上方。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背部的灯盏点燃时，烟火经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最后溶入水中。既环保无烟，又优雅美观。另外，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也出土了一对类似的铜凤灯，墓主人是西汉晚期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吏。这一对铜凤灯同这件器物存在联系，都是汉代首创的“消烟灯具”，是世界上较早的节能环保灯。 金双耳罐形串珠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宁蒗彝族自治县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典型、最常用的生活用具，具有特殊的情感内涵。不论是从体积和材质上看，这组串珠金双耳罐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意，被赋予了贵重、神圣的意味。 东汉至初唐时期的云南展览时间：长期展出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二楼展览分为：汉民南迁、南中大姓、霍承嗣墓、大姓没落四个部分，以汉夷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主线，选择标志性的目的在于展现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内地的紧密联系。使观众在感性了解云南历史的同时，感受到云南古代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 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展览时间：长期展出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三楼展览分：蒙氏崛起的传奇、南诏历史的印记、大理国的沉浮、佛陀的世界四个部分，主要展示云南唐、宋时期约600年间的历史。展览基本按时间顺序分割，分别交代南诏出现的背景、南诏的建立、南诏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大理国的简要历史以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建筑服饰和习俗等，最后以五方佛为中心的场景作为结语，突出南诏、大理国文化的特色。自古以来，云南就是连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有人把云南称为“亚洲文明的十字路口”。云南文化有着开放的传统，博采四方的文化精粹，兼容并包。南诏、大理国的佛教同样如此，在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中，有来自景德镇的影青瓷文殊、普贤像，也有来自遥远的印度的水晶制品和佛像。南宋时北方战火连天，为解决军马问题，宋朝与大理国开辟了“茶马互市”，除交易军马和茶叶之外，汉地的经籍和佛像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云南，而大理国以金粉精心抄写的佛经也是当时有名的特产。三塔里的文物时代跨越南诏、大理国两个时期，作为皇家寺庙珍藏的宝藏，很可能是经过多次甄选后放入的。“五方佛”，又称“五智佛”“五方如来”“五智如来”，源自密宗金刚界思想，东南西北中五方，各有一佛主持。分别是中央的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东方阿閦佛（不动如来）、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 南诏·铜鎏金释迦佛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在须弥座上，须弥座垂幔重叠，样式古朴，为唐代造像的典型风格。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五代至南宋时期，以今洱海为中心的云南地区，为大理国所辖。大理地处高原，平坝易发水灾，在当地传说中，这是由于有毒龙在洱海为祸，导致当地水患频发，民不聊生。于是大理人请来了金翅鸟。金翅鸟又名“大鹏金翅鸟”，梵名“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一种性格凶猛的大鸟，也是佛教护法神中的“天龙八部”之一，以毒龙为食，因此这只性格凶猛的神禽，正是洱海水患的克星。据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人于是将其作为图腾之一放置于塔顶，俯瞰洱海，并尊其为“镇水之神”，祈求农业丰收，国泰民安。1978年，大理文物管理部门对著名的崇圣寺三塔进行修复，在发现的680余件南诏、大理国文物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就是金翅鸟，原珍藏在崇圣寺三塔主塔塔顶的木制经幢中。 木莲花龛一佛二传金银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木雕莲花中藏有一金二银三尊佛像，中间主尊为金质释迦牟尼佛坐像，左右为银质阿修罗和金刚手菩萨。传说中阿修罗和金刚手都是婆罗门教中的凶神，得佛点化方成正道。这样的组合方式十分少见，显示出早期密宗造像的独特内涵 刻佛金版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金片两边有孔，应是装饰于织物上。原纺织品已朽，只留下这錾刻精美佛像，一手托钵，左右两侍分别为日、月光菩萨。按佛经记载，此为药师佛，是如来的前世。 漆龛纯金阿嵯耶观音立像大理国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木质漆龛为亭阁式塔造型，观音及背光均用纯金铸造。观音高发髻，髻中藏有化佛。面相有如时人。眉间有白亳，戴项圈，臂钏，结妙音天印。肩宽腰细，上身袒露，下着薄裙，裙裾上饰阴刻“U”字形纹，赤双足。 铜宝冠佛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佛左手作与愿印，右手作施无畏印，头戴宝冠，身披帛带，在云南仅发现此一件，十分独特。其手印与阿嵯耶观音相近，可能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造像方式。在云南塔刹里的意外发现，重新唤起人们去关注那段辉煌的时光。三塔塔藏艺术珍品，有金、银铸造的，也有铜制鎏金、象牙、玉石及木雕等，虽然体量不大，制作却异常精美，刚一出现，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回想当年这些古塔，大都属于皇室的园圃，这些佛家珍品当为建塔、修葺或法事时置入。可以说，珍藏在塔里的干年佛宝，就是当年南诏、理国的“国家宝藏” 银大日如来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佛教密宗供奉的金刚界曼陀罗以五方佛为部主，五佛中以大日如来为最高尊神。大日如来梵文毗卢遮那，本义是“光明遍照”。由于毗卢遮那佛智慧之光遍照一切处，能使大千世界永放光明，能开发众生之善根，成就世间和出世间之事业，因此又得“大日如来”的尊号。大日如来结智拳印，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代表法界体性智。左胸和左臂铸阳文“为高奉祥速”五字。背部文字相同。高氏为大理国贵族，“为高奉祥速”疑当作“为高奉祥造”。 金阿閦如来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阿弥陀如来，又称“无量寿佛”“无量光佛”等，乃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结禅定印，代表妙观察智的智慧。“阿”意为“无”，“弥陀”意为“量”。他在中国汉地佛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观世音与大势至两大菩萨为其胁侍，在极乐世界教化众生，接引有情。阿弥陀佛悲愿广大，慈心深切，而其念佛法门，又简单易行，因此，皈依者极为众多，故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 金阿弥陀佛如来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阿弥陀如来，又称“无量寿佛”“无量光佛”等，乃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结禅定印，代表妙观察智的智慧。“阿”意为“无”，“弥陀”意为“量”。他在中国汉地佛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观世音与大势至两大菩萨为其胁侍，在极乐世界教化众生，接引有情。阿弥陀佛悲愿广大，慈心深切，而其念佛法门，又简单易行，因此，皈依者极为众多，故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 铜鎏金宝生如来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宝生如来位于南方，在一些显教经典里又称作“宝幢如来”或“南方宝相佛”，因其“从宝光幢笑之四金刚菩萨司一切之财宝”故名。结与愿印，此印表不诸佛等施众生的慈悲，能令众生圆满一切诸乐。他象征大日如来的平等性智，代表一切诸佛的广大福德，能加持众生成就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大宝福德，圆满无上正觉。 铜鎏金不空成就如来坐像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不空成就如来位于北方，结施无畏印，象征如来的胜力，能施与一切众生安乐无畏之印。不空成就佛代表大日如来的成所作智，所以也象征能以大慈的方便，成就一切如来事业及众生事业。 溪桥访友图明唐寅绢本墨笔纵96.7、横35.7厘米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 宋·郭熙绢本墨笔纵96、横46厘米《溪山行旅图》中，中景的行旅之人，近景的村居景象，都生动别致。郭熙运线运墨都极有生力和张力，线条有变化时，墨法就随着起伏收缩，扫的速度也快，整个山体看起来像云突风涌，有强烈的体积感，不虚名为卷云皴。郭熙以健笔中锋写巉岩危树，以浓淡墨色的过渡变化来推进前景，拉深远景，呈现前后距离。运笔厚而不滞，用墨鲜而不浮，绘画技巧极高。 郭熙《溪山行旅图轴》局部《溪山行旅图》右下方署“臣郭熙”三字款，左上方有乾隆皇帝题画诗：“河阳行旅曾题句，彼似非真此似真。既日似应犹未定，真呼欲问彼行人”。紧接题跋：“向有题郭熙雪山行旅诗，图中既无款识，笔墨亦觉纤韵，因未入石渠宝笈之弁。此图古淡雄简，似是河阳真迹，然细观题名又似后人补署者，仍致疑当故诗句及之。戊戌季秋月中流，御题并识。”由此看来，乾隆见过此本不止一件，此件虽款为后补，却远比它件精妙，故以为真迹，并录入《石渠宝笈》。 元·黄公望《剡溪访戴图》纸本设色长75、宽56厘米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等，江苏常熟人。黄公望本姓陆，名坚，幼年父母双亡，族人将其过继给永嘉（今浙江温州）黄氏为养子，这位黄公年已九十，膝下无子，得子万分欣喜，笑道：“黄公望子久矣！”因改姓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的人生坎坷多舛，曾经做过小吏，后来被诬陷入狱，出狱后皈依全真教，往来杭州、松江等地卖卜。黄公望善画山水，成就卓著。其山水画宗法董源、巨然，由此生发，自创一格。他的作品有浅绛与水墨两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则潇洒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为“元四家”之首，后人把他与吴镇、王蒙、倪瓒合称“元四家”。 开疆戍边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展览时间：长期展出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三楼云南多民族聚居格局早在汉代就已出现雏形，至元明清时期，汉族人口的大量进入改变了只有少数民族居住的局面，逐步确立了以汉族为多数人口的格局。大量史籍开始出现对云南民族先民的记录，各民族开发边疆、交融、发展和演变，是云南多民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展览梳理文献对各民族源流的资料，将历史进程中云南各民族的文化真实面貌呈现出来，通过文物陈列和场景复制等手段，从历史和文化角度阐释汉文化进入云南并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状况。 镶红蓝宝石金冠明代呈贡王家营沐氏家族墓出土1956—1963年，昆明市呈贡县王家营出土了明代沐氏家族三代沐详、沐崧、沐绍勤夫妇合葬墓，主要包括金、银、铜、铁、锡质器物和墓志等文物共计600余件，主要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其中尤以这顶镶红蓝宝石金冠最为珍贵。这顶金冠造型呈半球形，由薄金片内外四层累叠而成，形如盛开的莲花，每一片金片都似寓意吉祥的如意云片，紧紧簇拥着冠顶的如意形嵌宝石簪。这顶金镶红蓝宝石冠以工艺技法的复杂和黄金宝石材质的珍贵昭示着沐氏家族显赫的地位和身世。它工艺精湛，流光溢彩，高贵华美，堪称“颜值担当”和“时尚单品”，同时也使人了解到珍品背后的一段可触摸的历史，更可于此管窥明朝两百余年的沧桑变迁。 明·永乐高6.8、口径38.5、底28厘米此盘大口微收敛，浅弧形壁，平底，浅圈足，形制规整硕大。胎质坚硬洁白，胎体精密细腻，圈足底部无釉，露胎处细润滑腻，用手抚摸十分光滑，足边有火石红斑点。器内外透明釉晶莹肥厚，釉面多有桔皮痕。器内所绘莲花、莲叶、莲蓬、水草等纹样，以飘带扎成束状，所以有“束莲”“一把莲”之称。莲花饱满，勾线填色并留有白边，层次较多。口外沿以缠枝花卉做边饰，腹部绘缠枝牡丹和菊花，近底处为回纹。此盘纹饰构图疏朗、线条纤细，花茎左右分散，充满了飘逸的活力。明永乐年间，国力强盛，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青花器物制作精细，胎体较薄，胎质细腻洁白，多数为细白砂底。釉汁肥润、匀净，釉色白中泛青。使用进口青料，青花呈色浓艳，纹饰有自然形成的结晶斑点及晕散现象。在描绘纹饰时，用小笔渲染填色，由于笔小蘸料有限，故需不断蘸料绘画，这样就使得纹饰上留下许多深浅浓淡有致的笔触痕。 明·木雕贴金帝释部众窗棂这对窗棂是明代丽江土知府木嵌献给木氏宗祠的，分别写有“南无净土梵王帝释部众”和“南无忉利天主帝释部众”题榜。通体运用高浮雕及透空雕的手法，分别刻有30多个人物，错落有致，造型生动，层次丰富，反映出高超的木雕艺术水准，为中国古代木雕窗棂的杰作 清乾隆青花莲纹八宝抱月瓶直口，短颈，溜肩，造型规整，器型宏大。胎质坚致厚重，釉色白中闪青，光润平滑。颈与肩的相交处，装饰对称的如意耳。扁圆腹，腹中心凸起呈球状。椭圆形圈足，足内有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全器以青花为饰，青花呈色浓艳并稍有晕散。口部绘回纹，颈部绘缠枝灵芝两组。腹部纹饰内层以回纹环绕，内绘一个轮花纹，外围依次为回纹、变形莲瓣，莲瓣内绘有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宝纹，八宝纹都饰有飘逸的绶带。腹部两侧各绘缠枝花卉四朵，足外墙绘缠枝灵芝纹。图案随器形布局，描绘细致精巧、富丽繁密。抱月瓶亦称“宝月瓶”，小口、直颈，颈侧双耳，因瓶腹似圆月，故名。明代洪武年间开始烧制，永乐宣德时期较为流行，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制品最为精美。1961年，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从昆明市五华区废品收购站带回这件抱月瓶，以70元人民币收购。2010年，同类抱月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春拍卖行，成交价高达842万港币。49年里，同样一件瓷器价格相差百万倍。盛世兴收藏，古今中外，皆如此。 青花缠枝莲纹烛台清道光高13.6、底径9.2厘米造型三层圆盘，上层内壁施白釉，呈折沿式浅盘。下伸小胆瓶式中柱，中盘折沿浅斜腹，饰海水纹，下段中柱上细下粗，其间有一纺轮式的凸棱，内心为如意云纹。下盘中部如覆盆式凸起，底亦随式内凹，盘边有一道凸沿，盘面饰折枝花卉。其中立柱装饰十分复杂，纹饰多达10层，上柱绘如意云、贯套、莲瓣，下柱绘蕉叶、花卉、卷草、朵花、折枝什锦花卉，器底有青花“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此为清代流行的灯具样式，《清档》中称为“书灯”。 清光绪青花缠枝花卉纹赏瓶高38、口径9.7、底径12.7厘米撇口，长颈，圆腹，高圈足微向外撇，足内有青花“大清光绪年制”楷书款。造型端庄，胎体厚重，颈部稍变粗，不及前朝秀气。腹部主题图案绘一周缠枝莲花纹，上下绘海水、如意、蕉叶、回纹、莲瓣和卷草纹。与前朝不同的是莲花构图较为繁缛，花瓣的叶片肥润重叠，为了追求明永乐、宣德时期的效果，青花中有用点堆积的浓色，青花色泽鲜艳。 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展览时间：长期展出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二楼展览分为：云南青铜器时代的开端、云南青铜时代概况、西南夷的翘楚——滇国、汉代的益州郡四个部分。通过生动的历史事件形象化的展现，以及精美文物的直观陈列，做到历史感与审美效果的统一，使观众“重返古滇国”，重新认识云南青铜文化的光辉灿烂，感受云南古代文化与内地的息息相关，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的连续性。 作为一座近70年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近20余万件藏品无疑是云南人民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无论是青铜、陶瓷，还是书画、工艺品，这里存放了千万年来云南这块神奇土地的文明痕迹，而正是这一件件国之瑰宝，组成了云南省博物馆的自信和基石。经过6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征集，云南省博物馆现收藏云南古代青铜器8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古滇文化遗物，包括牛虎铜案、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鎏金掳掠扣饰、广南羽人船纹铜鼓等稀世珍品。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知的，铸造最精美、纹饰最丰富、内容最精彩的西汉时期最具滇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大部分都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滇青铜文化是中华青铜文化中的一枝一叶，虽然在时代上成熟较晚，但是青铜制品种类丰富，铸造精美，合金比例趋于完善，特色十分鲜明，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一系列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当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之花绽放的时候，云南青铜文化也正在孕育希望，含苞待放。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铜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青铜器，基本的形体特点为鼓面平整，胸部曲鼓，腰部曲收，尾部渐伸，无足，胸与腰之间有四对称耳，内腹中空很像倒置的炊具。研究成果证明，铜鼓是在古代是祭祀、庆典仪式中使用的礼乐器，是上层统治阶级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贵族掌握“与神灵沟通和交流”特权的重器。古代铜鼓使用和延续的时间很长。2000多年来，我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东南亚一些地区，都有使用铜鼓的历史习俗。目前，我国已知的铜鼓有2000多件，中国铜鼓研究会把它们细分为8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除北流型和灵山型外，云南拥有其他6个类型。其中，目前全国已知的石寨山型铜鼓有50多件，当中70%均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 从西南夷到益州郡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五代至南宋时期，以今洱海为中心的云南地区，为大理国所辖。大理地处高原，平坝易发水灾，在当地传说中，这是由于有毒龙在洱海为祸，导致当地水患频发，民不聊生。于是大理人请来了金翅鸟。金翅鸟又名“大鹏金翅鸟”，梵名“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一种性格凶猛的大鸟，也是佛教护法神中的“天龙八部”之一，以毒龙为食，因此这只性格凶猛的神禽，正是洱海水患的克星。据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人于是将其作为图腾之一放置于塔顶，俯瞰洱海，并尊其为“镇水之神”，祈求农业丰收，国泰民安。 万家坝太阳纹铜鼓春秋～战国楚雄万家坝23号墓出土1975年和1976年发掘的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兼有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和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特征。23号墓出土了四件铜鼓，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被定论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出土时鼓面朝下，两两相对，上置长条形木板两条，再上置棺。经测定，四件铜鼓相互之间存在小三度、纯四度、大二度、小二度的音程关系，音响效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此鼓形制古拙。鼓面饰太阳纹，分8芒；鼓腰分18格；饰四扁耳；近足处饰雷纹，内壁饰爬虫纹、云纹、网纹。鼓身带烟熏痕迹，故当系礼乐器而兼煮食的炊具，推测后来的铜鼓和铜釜都是在此类鼓形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虎鹿牛贮贝器江川李家山22号墓出土器物呈圆筒形，束腰，底有三足，足作人形，头部及双手上托器身。腰部阴刻人物、动物等花纹三组：一组为6只孔雀衔蛇；一组为4人，有牵牛者、赶牛者及持斧者；一组为鹿、牛及绳纹。直径16.6厘米器盖上圆雕一组动物造型：一牛体型较大，居中，周边一虎三鹿，逆时针环绕大牛。铸造精细，纹饰华美。 战国·立牛铜葫芦笙李家山24号墓出土滇国青铜乐器中，吹奏类乐器以葫芦笙为主。古今云南，许多民族皆以葫芦笙作为乐器，载歌载舞。葫芦笙产生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法考证，此类簧管乐器在中原地区约出现在西周时期，到战国至秦汉已很普遍。从古滇国青铜葫芦笙的出土情况来看，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器物的音斗部分仿葫芦形状制成，正面开有5个孔，背面开有1个孔，孔内原来应插有竹管，出土时已经腐朽无存。上部为曲管，曲管上开一小孔，并于顶部焊接一头小牛。牛呈站立状，角长而内翘，长尾拖于地，显得娇小、恬静、可爱，好像小牛是从器底一直攀爬上来，至顶部时由于重量的作用而使得器管自然弯曲，造型之奇特，构思之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四蹲蛙铜鼓顶部俯视图铜鼓鼓面一般皆圆形，正中“光体”稍隆起，通常认作太阳纹——由圆形的“体”和角形的“芒”组合而成。太阳纹外又有许多宽窄不等的圆圈，人们借“日晕而风”的气象习语，称之为“晕圈”。关于蛙饰，目前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求雨说、消灾说、图腾说、钮实用功能说等。立体蛙饰的粉墨登场，使铜鼓的装饰开始从平面走向立体，审美效果发生了空间的变化。 西汉·四蹲蛙铜鼓晋宁石寨山10号墓出土鼓面饰太阳纹，分6芒，芒间饰羽纹；六晕，主晕素地，其余为同心圆或锯齿纹。饰立体之四蹲蛙，呈顺时针方向环于鼓面边缘处；鼓胸与鼓腰饰多种几何图案。与石寨山其他铜鼓相比，体形较小，也较为修长，尤其是立体之四蹲蛙的出现，为石寨山其他铜鼓所罕见，更显鲜明特色。 滇国的音乐以打击乐器为主，管乐器为辅。打击乐器中有铜鼓、铜钟和铜铃等；管乐器主要有直管和曲管两种葫芦笙。滇国的舞蹈艺术十分发达，从出土的青铜器上来看，常见的舞蹈形式大致分为徒手舞和器具舞两大类。 西汉·广南羽人船纹铜鼓1919年出土于广南阿章寨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胸饰船纹，共有4组，每船上表现人物4～5人，人物头上戴羽冠；鼓腰饰料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鼓胸和鼓腰之间饰4耳。内容当与南方农耕民族祈年求雨的仪式有关。该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如新，毫无锈蚀，边角皆铸造得规整、圆滑，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者。 西汉·滇王编钟高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此套编钟与“滇王之印”金印同墓出土，故名“滇王编钟”。这套编钟1套6件，钟体呈椭圆形，上宽下窄；钮呈半环形绳纹状，口平齐钟面饰对称之双龙纹，近唇处饰一圈云纹和绳纹。器物造型规整，纹饰华丽，数量虽不多，但大小依次，气度不凡。该组编钟的发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王国的影响。 羊角钮编钟楚雄万家坝出土通高15—21.9厘米1975年，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套羊角钮编钟，其形制、枚数和发音均与中原出土的编钟完全不同。这套羊角钮编钟，共六枚，是迄今出土的这类编钟中件数最多、保存完好的一套。该套编钟以青铜铸造而成，外形似铃，钟顶铸有一对羊角为钟钮，故此得名。钟体呈扁圆形，上小下大，斜肩。外表素面无纹饰，钟体上部（羊角钮下方）开有两个对穿的竖长方形出音孔，两侧有铸制时合范痕迹，内壁光滑。钟口平直，横截面呈橄榄形。1983年经云南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测音，每钟各发三音。 广南羽人船纹铜鼓纹饰拓片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胸饰船纹，共有4组，每船上表现人物4～5人，人物头上戴羽冠；鼓腰饰料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鼓胸和鼓腰之间饰4耳。内容当与南方农耕民族祈年求雨的仪式有关。该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如新，毫无锈蚀，边角皆铸造得规整、圆滑，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者。 编钟是中国古代一种打击类乐器，是中原青铜文化的产物。编钟音色清脆、悠扬，穿透力强，古代常用于宫廷雅乐。每逢征战、宴享、朝聘和祭祀，都要演奏编钟。它可以独奏、合奏或为歌唱、舞蹈伴奏，流行于王公贵族之中。滇国作为汉朝的属国，在许多方面都追随和尊崇汉制，使用编钟亦然。不过在一些看似微小之处，滇国编钟又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特点。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原编钟一组多为奇数，然而考古发掘证实，滇国的编钟则多为偶数，而且形制有所变化。西汉后期，当中原的钟、磬演奏已开始衰落时，云南成组的编钟仍然盛行，直至东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消失。 西汉·四人乐舞铜俑晋宁石寨山17号墓出土这四个铜俑的服饰基本一致：头挽银锭式发髻，戴圆形耳环和手镯，右肩斜挎佩剑宽带，至侧腰处系短剑，腹部配圆形扣饰，背披兽皮衣饰，后摆长及地，跣足。其中一人抱一葫芦笙，作吹奏状，且边吹边舞，另外三人则手舞足蹈，翩翩起舞，动作轻盈、舒张，舞姿优美，引人入胜，显示滇国的舞蹈艺术十分发达。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扣饰上这两名舞蹈者的服饰相同，头后梳条形小髻，高鼻、深目，着紧身衣裤。腰部束带，身侧佩剑，剑带悬于右肩。双手执圆盘，腿部弯曲，作边歌边舞状。从两个舞蹈者的形象特征与装束看，应是异域来客，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塞人”。此铜扣饰对于研究滇国的文化交流和汉代的盘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人物线描图 古滇国青铜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特别是贮贝器，是在其他地区从未被发现过的，自其被发现以来便被国内外学界所关注，被称为滇青铜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贮贝器由青铜铸造，字如其名：“贮藏贝币的青铜器”，类似于现代的“存钱罐”。目前，云南省博物馆共收藏有贮贝器30余件，这些贮贝器的精彩之处在于器盖和腰部，这两部分铸造着生动活泼的人物、动物等造型，以及栩栩如生的劳动、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等场景，古代滇池区域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习俗等等未解之谜往往可以在贮贝器上找到答案。 古滇人使用的海贝 由于古滇国的地理位置和距离大海十分遥远，海贝则显得尤为珍贵。据考古发现，晋宁石寨山发掘的48座墓葬中，总计出土了数量巨大的海贝，大部分盛装在贮贝器中，只有少量作为随葬品埋入地下。据专家揣测，贝币有可能是通行在古滇国境内的货币，也有可能是古滇国贵族购买国外商品的主要“外汇”。小小的贝币见证了古滇国与中原和世界各国频繁的往来贸易，也见证了古滇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西汉·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晋宁石寨山10号墓出土该器为典型的束腰圆筒形的贮贝器，器腰两侧各装饰一个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无论是虎的总体外形，还是细节刻画都极其逼真，宛如两只真老虎附着在器身两侧。器物盖上有四只体格健硕的牛逆时针围绕中心作奔跑状，而中心有一个圆柱柄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人物形象。战马昂首挺立，马尾挥洒上扬，口微张，目光锐利且炯视前方，而马背上的骑士为通体鎏金，威武的骑士腰部还有一柄佩剑，身着华丽服饰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华丽的服饰和佩剑，表示墓主人手握非常大的权利，而象征财富的牛体格健硕且围绕一个地位显赫的人，说明墓主人生前地位非一般人所能相比的，很有可能是一位古滇国皇族成员。 西汉·杀人祭鼓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20号墓出土器物由一铜鼓改装而成，将破损废铜鼓鼓面去除，另铸一新盖，器身则保持铜鼓原样，而用途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盖上雕铸各种人物34人，马3匹，牛1头，犬1只。器物的中心处是3件铜鼓叠摞在一起，呈柱状，其左有坐者，有跪者，有被捆绑于木牌之上者，还有头颅被斩落只剩下身躯者；其右的中心人物是一名乘舆的女子，身体鎏金，由两人抬着，前后皆有骑马开道者，周围跟着头顶种子筐者、肩荷铜锄者、手持点种棒者，等等。此一场景应是古滇国内部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 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西汉高晋宁石寨山6号暮出土 该器物由两个铜鼓重叠而成，盖上共雕铸人物22个，马5匹。当时滇国东边是“夜郎”，西边是“昆明”（今滇西），北边是“邛都”，各国之间为争夺领土、奴隶、牲畜等而经常交战。尤其是滇人与昆明人之间的战事最为频繁。本器物反映的正是滇人与昆明人军队交战的真实场景。战争场面极其惨烈，有策马拼杀者，有赤手肉搏者，有倒地哀嚎者……千年前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似迎面而来。有趣的是，不论战争的真实结局如何，古滇国青铜器上的“胜利者”总是滇人。 牛虎铜案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同时也翻开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 牛虎铜案牛虎铜案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高43cm，长76cm，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 有专家研究认为，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因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 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战国·猎首纹铜剑江川李家山出土此剑的剑刃、剑柄各铸有一人像，其中剑柄铸一人，右手持剑，左手提一人头，反映了古滇文化中的猎头习俗。猎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风俗，不仅在我国内地罕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极其少见，但古滇文化中猎头的形象较多。人头往往作为猎头者战功的记录和勇武的象征，也用作祭祀农神，祈祷丰收，故所杀之人以鬓须稠密者为佳 西汉·金臂甲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臂甲属防护类兵器，呈圆筒状，上粗下细，与人的手臂相合。此器物通体无纹饰，筒侧开口，边沿有长方形穿孔，供系绳紧束，出土时孔内还保留有残断的金丝器物，造型规整，做工精细。 战国·刻纹铜臂甲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滇国的铠甲（主要有领甲、背甲、臂甲及腿甲等）多用薄铜片锻打或模压成型，因墓内填土重压，多数破损。此臂甲为古滇青铜器上细线刻花技术较精彩的一件。此种工艺亦称阴刻，制作要求和水平很高，极具工艺研究价值。该器物呈圆筒状，上粗下细，与人的手臂相合；筒侧开口，边沿有对称的穿孔两列，供系绳紧束。甲面有精细刻纹，刻纹内容丰富，有虎、豹、熊、猴、鹿、鸡、鱼、虾等十余种虫兽纹，尤其有趣的是狸咬雄鸡和雄鸡啄食蜥蜴的场面，反映出古滇人已认识到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一条食物链。 西汉·吊人铜矛晋宁石寨山6号墓该器物刃部平面呈三角形，后锋作锐角，圆銎孔，刃部近柄两侧分别缚一圆雕裸体昆明人，他们头低垂，身弯曲，面部表情显得痛苦不堪。器物线条立体而富于观赏性。 西汉·四人一牛铜啄晋宁石寨山6号墓铜啄是滇国特有兵器，整体似长啄鸟头形，銎部横置于刃部之上，呈丁字形。啄锋既长且尖，也有铲形的，使用时如长啄鸟啄木，也可像铜戈一样钩杀。此件器物刺细而长，銎部近乎圆柱体；平面纹饰较多；銎上原铸有四人和一牛（第二人已失）三人皆穿短裙，着披毡，戴耳环。第一人背后背着一个包裹，第三人作赶牛状，第四人右肩扛一棍，中间则是一头犍牛。据考证这应是古滇人的一个纳贡场面 西汉·豹衔鼠铜戈晋宁石寨山3号墓出土该器物前锋收缩略呈梯形，銎部饰卷石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銎背上雕铸一豹，呈缓步行走状，昂首、挺胸、拖尾，嘴里衔着一鼠。鼠被豹衔于半空中，头朝下，身体极度扭曲，作挣扎之状，显然刚刚被捕获，尚未毙命。器物造型生动、有趣，加之戈刃很钝，似为非实用器，当为礼仪用器。 西汉·猴蛇铜钺晋宁石寨山12号墓钺是中国古代仪仗兵器，在滇青铜器中数量较多，刃作扇形或新月形，銎上均有几何花纹、动物钮饰等。此件器物扁圆形銎，弧形刃；銎饰回旋纹、菱格网纹；銎上铸一猴，正在顺銎攀爬。猴首高昂，长尾垂地，四肢作弯曲状，两前肢用力踩踏一蛇，张嘴咬住蛇头，动感十足。 折柄立鸟铜弯刀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椭圆形銎，曲尺状柄，刃部残，两侧有几字形血槽，刃尖已残，似卷曲。刃背有四个鸟形装饰。此件弯刀应不是实用器，带有明显的礼仪属性。 动物形铜杖首战国—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8年）祥云县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动物形铜杖首是流行于洱海地区的典型器物。杖头由动物形装饰和圆柱形銎管组成，杖首的銎部中空，可纳柄，动物立于銎管顶部，动物形象多为鸡、鸟等。杖首出土量大，仅红土坡墓地14号墓就出土194件。杖首可能是作为礼仪用具使用，类似杆头饰，或是用于节庆或祭祀等场合，或是作为明器在墓葬中使用。 单面鸡形铜杖首战国-西汉祥云红土坡出土 动物形铜杖首（多为鸟形）战国～西汉权杖作为世界古代文明中权力的表达和象征物，在考古发现中多以各种质地的杖头、杖首呈现。中国境内较早受到关注的杖头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彩陶、玉石与青铜杖头，年代大多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至西周时期；四川、云南一带出土杖头材质和造型也与西北地区所见杖头有很大不同，以铜质为主，绝大多数以动物、人物为造型，通常被称为“杖首”，年代也相对更晚，大多在东周至西汉早期。西南地区所见杖首造型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鸟形铜杖首更为中国其他地方所罕见，是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一种显著特点。 人面鱼形四鸟纹青铜当卢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广南县阿科乡普圈村采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藏简介：当卢是古代固定于马额及鼻梁上的饰件。该器物上宽下窄，整个造型呈鱼形，上部形似鱼尾，器物正面阳刻人面形象，纵目，其中一目折断，张口露齿，额头装饰“羽毛”，面部下方有四只连体鹭鸟，器物背面上下各有两个三角形竖鼻。此器物工艺精湛，纹饰特别，是当地先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礼仪性器物，对研究文山早期青铜铸造工艺及滇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变迁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圆形兽面纹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曲靖市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人（兽）面纹扣饰是曲靖地区最富有特色的装饰品，它们可能用于一些重要或特殊的场合。曲靖地区出土的扣饰多为圆形，纹饰细密而复杂，扣面中部多施人、虎、猴、狐等面部纹饰。这种类型的扣饰在呈贡天子庙、师宗大园子等墓地也有发现，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见证。 铜房子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此房屋模型整体为干栏式建筑，二楼中间为单井井干式楼室，人物17人。栏杆上顺序排列一牛头、一整只牛前腿、一整块牛肋和一整只牛后腿。房屋正前方有一上宽下窄的板子，以雷纹作底纹，透雕一蛇蜿蜒上行，蛇口衔一鱼。此模型展示的是祭祀宗庙活动的场面，出土于石寨山6号墓，其表现的人物活动当与滇王有关。该房屋模型所展示的滇国祭祀仪式与中原地区的仪式较为接近，说明滇王及滇国贵族也有与中原相似的以“宗庙为先”的礼制观念。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历史民族心理素质有着非常深远的根基。 宴乐祭祀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这件铜鼓形贮贝器鼓面中心有一孔洞，原应插有柱形物，象征社柱。鼓面纹饰为滇人宴乐歌舞的场景，鼓胸纹饰为牧牛牧马的画面，鼓腰纹饰主题为“籍田”“亲耕”的祭仪。这件器物为我们了解滇人的生产生活及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线索。 铜纺织工具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滇人多用腰机纺织。织布时，席地而坐，脚蹬经轴，卷布轴用绳绑在腰间固定于腹前。挂上经线后，用腰腹和腿的力量绷直。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纡子引纬，打纬刀打纬。 滇池以亭行简牍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这是秦汉文书传递时使用的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书，为收信地址与传行方式，“滇池”指滇池县廷，是收信地址，传行方式是“以亭行”。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建立较完善的邮亭系统。这枚简的出土地极可能就是滇池县廷，是判断遗址性质的重要证据。 滇国相印封泥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相”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为天子代置，王国内的事均由相负责掌管，同时辅导、监督诸侯王。这是出土文物上第一次出现“滇国”两个字。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封泥，可以看出汉对西南夷的经略：一方面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并予以相应待遇，“以其故俗治”；另一方面，设立滇相等行政体系直接管理，对滇王形成牵制。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 “益州”云纹瓦当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瓦当顶部有小篆书写的“益州”二字铭文。在汉代，只有官署能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益州”瓦当的发现，为确认河泊所遗址是益州郡郡治提供了重要实证。 益州太守章”封泥东汉（公元25年—220年）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该封泥为益州郡太守所用。郡的起源与军事守土有关，故郡的长官叫郡守，守就包含守土之意。太守为一郡的最高官吏，秩二千石。益州太守即益州郡的最高长官，系中央与县的中枢，上则执行中央命令，下则监督所属各县，凡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兵事，甚至风俗民情等等，无所不管。 建伶髡钳吴屯代杨闵”简牍公元25年—220年东汉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建伶县的吴屯代替杨闵受髡（kūn）钳城旦刑。髡钳城旦是一种劳役刑，刑期五年。“髡”指剃除头发，“钳”指脖子上戴枷锁，“城旦”刑是让刑徒在边境筑城和警备的刑罚。这片简牍的出土表明，置郡之后汉朝律法在云南地区同步实施。 陶陂（bēi）池水田模型东汉（公元25年—220年）晋宁区左卫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置郡之后，汉族移民带着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进入西南夷地区。随之，因地制宜的陂（bēi）塘水田灌溉系统在云南应运而生。它充分利用了云南多山多雨的地理特点，通过陂塘蓄水、沟渠引水，有效解决了山区灌溉难题。盘中一道坝将其面分为两半，一半为陂池，另一半为水田，两者之间有一“八”字形放水口，使陂池与田相通。这件文物反映了东汉时期农田水利及养殖的状况。 青花开光花卉纹八方罐元末明初罐为八方形，直颈，溜肩，肩至底部渐收，平底矮圈足。胎土为青灰色、胎质厚重致密。青花描绘纹饰，呈色蓝灰。青花图案依八方形分单元绘制，共有四层，从上至下分别为云雷纹、开光菊花纹、开光折枝花卉纹、仰莲纹。纹饰采用一笔点画的实笔画法，填色时一笔笔平涂，不加晕染，有元代瓷器绘画的风格。莲瓣画成并列状，在莲瓣内套画水涡纹。开光内的花卉分别为莲藕、茶花、菊花和牡丹。开光也称“开窗”，原指园林挡墙上开窗借景的方法，中国瓷器经常借用这一方法，即用花形边框或云纹边框将纹饰括起来，形成一种单元效果。此罐相对于圆形器，制作难度较大。先将坯胎分为八片，然后粘接，每片的粘接需要准确无误，烧制时极易变形。目前全国元末明初青花瓷器中这样的器物只发现两件，另一件为景德镇烧制，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明早期·青花点彩狮钮盖罐直口，直颈，丰肩，腹至底部渐收，高颈，平底。胎土青灰泛红，胎骨坚密，拉坯修胎技艺精细，罐底有一出窍孔。器表施青釉不及底，釉色青幽，施釉均匀，但不甚光滑，有多处气泡、砂粒。此器盖钮为捏塑蹲狮，身体各部位比例匀称，造型生动传神，罩以青釉。瓷雕在云南瓷器中较为少见，此器因此而显得珍贵。整器青花纹饰非常简略，在盖面以钮为中心向口沿处描绘放射状的直线纹，肩腹处有一圈粗简随意的直线纹，似乎是一种简易菊瓣纹，技法粗犷野趣，随意简约。青花呈色蓝灰且浓淡不一。 青花山水人物花卉纹大碗明早期 此碗直口，深腹，矮圈足。内口沿处绘一圈回纹，内壁饰青花花果，底心绘山水人物，外壁绘缠枝花卉，近底足部位饰变体仰莲纹。此碗是云南古代瓷器中较为工整精细的代表性器物，从造型到制作工艺都带有明代洪武青花釉里红大碗的典型风格，特别是景德镇洪武青花釉里红大碗在烧制时常在圈足内涂一层含铁较高的涂料，此碗也同样具有此特征。但胎釉还是云南青花的胎釉，青花呈色蓝黑，晕染较少，笔法粗犷飘逸，别有一种韵味。 清·五彩十二月令花卉杯馆藏6件。敞口，深壁，自口至底略呈斜线状内收，形似仰钟，圈足，形制精巧，胎骨精细，杯壁轻薄，几为脱胎，釉面滋润洁净。花卉用五彩绘画，诗句用青花书写，诗句下都有一个“赏”字篆书方章，器底有青花双圈“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五彩十二月花卉杯是康熙官窑瓷器中特别名贵的产品，据说其胎是在江西景德镇制作，绘画则是送到北京宫廷中，专门请御用画师来画。这些画师多为西方人，其绘画讲求立体感，并且很精致。器身所绘十二月花卉纹分别为水仙、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莲、兰草、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十二只杯为一套，加在一起便是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花卉，配有相应的诗句。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存世极少，故备受世人关注，价格昂贵，在海内外拍卖场上是被大家追捧和争相购买的珍品。 百年风云近现代时期的云南展览时间：长期展出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三楼展示脉络依照百年历史的顺序，分为“内忧外患”“倚剑南天”“燎原星火”“金沙水拍”“滇迤烽火”“曙光初现”六大主题，展厅空间依主题演绎出“暮色的古城”“灰暗的战场”“黎明的曙光”3大氛围，巧妙地结合不同材质和灯光，述说空间的故事。展厅空间：开始为T型所切割的曲折道路，曲折的墙面，带给观众紧张压迫的空间感，直到最后为开阔明亮的出口，给予观众如释重负的感觉，加深观众的参观印象。 红军在姚安留下的马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住在丽江大研镇双善村（现新义街）李瑞泉家，与他们亲如一家人，第二天临走时将马灯送给他家。数十年来全家记住了红军是真正的好人，精心保存这盏马灯。 建水紫陶刻填诗文瓶二十世纪初高52、口径21厘米 建水紫陶刻填残贴长颈瓶二十世纪初高42、口径9.5厘米长颈，圆腹，圈足。一面饰残帖，一面饰修竹，并在竹纹旁隶书“亭亭玉立，伟量涵容”，落款“云南建水向逢春制造”，在残贴间写“纯曾团长鼎建纪念，聀伍绍鸿敬赠，甲申年仲冬月”。此瓶是为祝贺滇军将领龙纯曾新居落成专门烧制的。 拉祜族代表1956年肖淑英纸本油画 1956年纳西族女代表纸本油画廖新学的人物肖像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和认识视角。他善于把握对现实的描绘和真实表达，从画家入木三分的人物肖像上可以窥见，画家在刻画人物时所投入的精力和耗费的心血。他以满腔热忱塑造出了一个个典型淳朴的人物形象，既有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有平民百姓。使人们在看过之后产生一种亲近感、认同感，同时通过艺术家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为历史留下那个时代的人物精神，感受到画面深处蕴藏的凝重力量。 馆藏清代腾冲皮影皮影戏随着明代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后，在腾冲扎根生长，成为独具特色的腾冲皮影。由于主要表演古代战争和神话故事，尤以三国、列国、封神、水浒、西游、说唐、说岳、薛家将、杨家将等居多，武戏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因此腾冲皮影的角色称“靠子”，与京剧中的“靠”（一般指武生、刀马旦所穿的铠甲类戏服）似出同源。 契丹印迹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2025.10.1~2026.1.5云南省博物馆一楼第三四临展厅心中的“契丹”是什么样子的？是豪迈的骑士？亦是广阔的草原？还是成群的牛羊？“契丹印迹”给您答案。本次展览由云南省博物馆重磅打造，展品选自内蒙古博物院、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敖汉博物馆、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通辽市文博院（通辽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6家文博机构，诚意献上160件/套精品文物，整体展现辽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 南北文明在这里交汇草原之风，吹来云岭高原精彩假期，领略不一样的游牧风情，云南省博物馆携手内蒙古博物院等6家文博单位重磅打造辽代文物精品展览。契丹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辽代一个与北宋竞逐中国正统的北方政权，三个月展期，横跨国庆与元旦，只为开启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展现一段真实鲜活的草原往事。 展览简介 本次展览由云南省博物馆重磅打造，展品选自内蒙古博物院、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敖汉博物馆、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通辽市文博院（通辽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6家文博机构，诚意献上160件/套精品文物，整体展现辽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展览分为四大单元，以时间顺序梳理契丹从兴起到消亡的历史过程，分不同方面展现辽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囊括衣食住行等每一个生活细节，真实再现契丹文化特色。 从史书中的契丹贵族，到推行“南北面官”的朝堂官员；从草原放马牧羊的百姓，到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正是这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故事，共同交织出契丹的文化特色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 宋辽的爱恨情仇和草原文化元素，历来是文艺工作者热衷的创作母题。从经典之作《天龙八部》到热门游戏《燕云十六声》《逆水寒》，创作者们不断从中汲取灵感。这些作品不仅重现了那些历史记忆，更让人们期待在文化的交融碰撞中，迸发出新的智慧星火。 鎏金凤纹铜捍腰长60厘米内蒙古博物院藏 蝶形琥珀盒通辽市文博院藏 黄釉印蜜蜂牡丹提梁式陶鸡冠壶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藏 蘑菇型三彩釉香薰敖汉博物馆藏 鎏金捶鍱双狮纹铜蹀躞带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浮雕七佛柏木舍利塔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鎏金铜冠内蒙古博物院藏 灰陶龙头建筑构件内蒙古博物院藏 黄色花卉纹织锦棉高筒袜内蒙古博物院藏 鎏金铜覆面内蒙古博物院藏 牡丹纹铜鎏金蹀躞带佩刀内蒙古博物院藏 龙戏珠纹鎏金铜马鞍饰后鞍桥蒙古博物院藏 鎏金摩羯纹铜饰牌内蒙古博物院藏 耶律长寿墓志铭内蒙古博物院藏 骨鸣镝内蒙古博物院藏 菊花纹围棋子内蒙古博物院藏 千年星霜，万里风尘你不必向往，不必远行它穿越时空，为你而来，2025国庆至2026元旦，在云南省博物馆遇见一个真实的辽代，读懂一个鲜活的契丹，吹一吹来自遥远草原的风。 本次展览分为“何以海派——海纳百川艺术舞台”与“何为海派——兼收并蓄开拓创新”两个部分。通过100件（套）文物全面展现海派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绘画风格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第一部分通过多件文物呈现海派绘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画派及其艺术家们。 作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重要的流派之一，海派绘画在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涌现了多位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画家。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中西方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为海派艺术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由于特殊时代的造就，海派绘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有着明显区别，艺术走向“雅俗共赏”“大众审美”之路，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新形式，形成了师承各异、风格多元、勇于创新、中西融合的特征。吴昌硕、任伯年、蒲华、虚谷、赵之谦、王一亭……多位海派大家的作品将在本次展览中与观众见面，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与创新。 主办单位云南省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展览时间】2025.10.1~12.15【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三楼第五临展厅 展品精选 清任伯年桃寿图 吴昌硕·牡丹寿石图轴 清任预八骏图轴 清·任颐·朱砂钟馗道喜自天来图轴 清虚谷枇杷图轴 由云南省博物馆出品的VR沉浸式探索体验展《探秘古滇》正式上线，以创新科技赋能文化传播，在虚实交错的沉浸空间里，让古滇文明沉睡千年的记忆重焕光彩。让沉睡的文明“活”在当下，传统与科技交汇的文化引领者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始终站在文化创新与数字转型的前沿。在“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馆方大力推进文物活化利用的数字化建设，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着力构建以文物数字资源为核心、先进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慧保护、智慧服务与智慧管理新体系，不断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新路径。展览需要买票，88元/人，票价没有优惠。 《探秘古滇》VR沉浸式探索体验展是云南省博物馆在“科技+文化”领域的重要成果。该展览填补了古滇文化在沉浸式内容领域的空白，首次将云南文博系统的馆藏文物与大空间虚拟现实深度融合，打造出全链路、强交互、高还原的文化传播新范式。 《探秘古滇》融合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采用领先的LBVR技术路线，以古滇生活场景为切入点，通过籍田礼、河道、民居、丛林、矿洞、祭祀六大场景，展现古滇人的日常与精神世界。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在25分钟沉浸式体验中领略完整剧情。展览中的核心场景均源于云南省博物馆真实馆藏文物，从标志性的“牛虎铜案”开启穿越之旅，到籍田农田场景参照的“阔叶形孔雀牛头纹铜锄”，再到呈现林间猛虎的“骑士猎鹿铜扣饰”“二虎噬猪铜扣饰”，以及祭祀场景中至关重要的“铜鼓”，观众在虚拟空间中能与这些文物的“数字化身”亲密接触，以文物为线索，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互动旅程。在这里，观众从普通的观看者转变为文化接续者，文物在其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引发情感共鸣的关键纽带。 《探秘古滇》VR沉浸式探索体验展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它不仅是落实“让文物活起来”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云南省博物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担当。该项目凝聚了超百人的专业团队，包括策展专家、考古研究学者、数字建模师与视效设计师等。团队查阅古滇文献超500篇，调研实物文物近百件，历经8轮版本迭代、3次技术路线优化，只为在25分钟的有限时间内呈现出一场技术、艺术与学术完美融合的沉浸盛宴。此次展览不仅是文博领域的创新典范，也为城市文化与文旅融合提供新思路。未来，项目将联动研学教育、文化旅游等跨界应用场景，为云南塑造区域文化标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提供源源动力。云南省博物馆也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探索“科技+文化”融合，拓展博物馆边界，让历史以更鲜活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