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历史古都之，西安赋

蓝鸟在飞/诗人摄影家

西安赋

秦岭屏南，渭水襟北，八百里秦川沃野，三千年帝里长安。昔后稷教民稼穑，播百谷于岐下，启关中农耕之基；文王营丰、武王筑镐，定九鼎于郏鄏，开宗周定都之始。逮至赢秦扫六合，据崤函之固，因渭水之利，营咸阳以为都，筑阿房覆压三百余里，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立兵马俑列阵卫陵，千人千面，甲胄凛凛，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奠大一统之鸿基。

始皇既定天下，乃东巡泰山行封禅之礼。先命少府率工匠凿石除道，自咸阳至泰山，沿途设行宫十二处，坛场建于泰山之巅，方广丈余，上设青、赤、黄、白、黑五帝神位，神位以沉香为座，覆以锦缎幄幔，旁列青铜豆、簋、鬲之属，豆盛葵菹、蠃醢，簋盛黍稷，鬲煮牺牲，祭物皆取“洁”“丰”之意。祭天用苍璧，径尺二寸，璧面浮雕云雷纹，间缀星宿图案，系以玄色丝绦，由奉常寺卿捧持；祭地用黄琮，方四寸，琮心穿圆孔，外壁刻山川纹饰，象征“天圆地方，包罗万象”。太祝官着玄纁祭服，玄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纁裳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持玉册登坛，声振林木：“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祝文毕，与松涛相和，回荡山谷。

祭天于泰山之巅曰“封”，聚五色土为坛，东方青土取之于岱，南方赤土采之于衡，西方白土得之于华，北方黑土纳之于恒，中央黄土取之于嵩，分层夯实，坛高九尺，周方一丈，取“九州一统”之意。玉牒以和田白玉为材，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上刻秘文，以虫书体书就：“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玉牒以金绳缠束，藏于坛下石函，石函以青石打造，外刻饕餮纹，仅始皇与奉常、太仆、郎中令等近臣见证，余人皆退至百步之外。禅地于梁父之阴曰“禅”，坛设地祇神位，以陶为祭器，陶甗盛豚肩，陶盉注玄酒（水），陶豆盛菽麦，仪毕焚柴告天，烈焰冲天，烟升九霄，与云气相融。伶人奏《大武》之乐，编钟列于东阶，编磬列于西阶，鼓鼙震地，箫管悠扬，六十四名舞者执干戚、秉翟羽，左旋右转，“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六成而复缀，以崇天子”，每一个动作皆象征周武王建功立业之迹，暗合秦承周制之意。还都之日，咸阳宫前钟鼓齐鸣，钟为景钟，高丈余，鼓为灵鼓，围丈二，文武百官执笏排班，文官着绯色朝服，腰系金鱼袋，武官披明光铠甲，头戴鹖冠，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咸阳城；市井百姓夹道相迎，箪食壶浆以献，孩童执青旗奔走，旗上书“大秦万年”，沿街商铺悬彩结、挂灯笼，酒肆伙计高呼“秦酒免费”，尽显秦帝国“六合之内，唯我独尊”之雄威。

及隋氏代周，改长安为大兴，宇文恺规划城郭，“法天象地”，棋盘列坊，衢路通达，朱雀大街宽百步，长九里，通光门内接紫宸殿，东都虽盛，终难及大兴气象。大兴城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宫城居北，为皇室居所，太极殿为正殿，“东西十二间，南北四丈”；皇城在南，置百官衙署，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分列其间，合称“三省”；外郭城设一百零八里坊，坊呈方形，每坊宽一里，长一里，坊门晨启暮闭，以鼓声为号，五更三筹击鼓开坊门，日暮击鼓四百下闭坊门，严禁夜行，违者杖二十。东市“丰都市”多国内商贾，售卖吴绫、蜀锦、越瓷、建茶，绫锦行陈列数十种花色，瓷行展示青瓷、白瓷，茶行售卖团茶、散茶；西市“利人市”多胡商，交易珠宝、香料、药材，珠宝行有夜光珠、瑟瑟珠，香料行有乳香、没药，药材行有安息茴香、波斯枣，两市皆设“市令”“市丞”管理，正午击鼓三百下开市，商贩各归其肆，日落前击钲三百下闭市，市令巡视，以防欺诈。隋炀帝都大兴时，曾于元宵夜张灯结彩，自皇城朱雀门至外郭城南门，灯笼绵延数十里，有走马灯、孔明灯、琉璃灯，灯上绘“牛郎织女”“嫦娥奔月”之景；舞龙舞狮、百戏杂耍沿街上演，舞龙者二十人，龙长二十丈，狮舞者八人，狮身覆彩布；百姓扶老携幼观灯，市肆售卖元宵、糖人，孩童手持风车，一派热闹景象，炀帝曾登端门城楼观灯，命乐工奏《元宵乐》，与民同乐。

唐兴，复称长安，扩大明宫，筑含元殿，陛阶高三丈，龙尾道绕丹陛，“左右翔鸾、栖凤二阁，与殿飞廊相接”，万国衣冠朝贺于此，突厥、吐蕃、新罗之使，皆列班于殿下，突厥使者着貂裘，吐蕃使者披毡衣，新罗使者穿襦裙，各执国书，由鸿胪寺卿引见。含元殿朝会，唐皇坐于“龙床”，龙床以象牙为饰，旁设香炉，燃沉水香，殿外“栖凤阁”“翔鸾阁”对称而立，阁前铸铜鹤，高丈余，象征祥瑞，朝会时，钟鸣磬和，典仪官唱“排班”“进表”，群臣按序奏事。彼时长安，东市聚奇珍，西市汇异宝，胡姬酒肆中，琵琶声伴《霓裳羽衣曲》，舞者着羽衣，飘若惊鸿；曲江池畔，文人宴集，吟诗作赋，王维书“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李白歌“长安白日照春空，绿杨结烟垂袅风”。

长安之文脉鼎盛，尤见于科举取士——每岁冬末，天下举子携乡贡文书入长安，先于尚书省户部报到，验明身份、核查学籍，需提交“家状”，列明三代履历、籍贯、年龄，无隐情者方准入试，谓之“关试”，关试不合格者，“虽有材艺，不得应试”。春闱开考，设于礼部贡院，贡院外绕以棘篱，棘上带刺，以防闲人闯入，谓之“棘闱”，考生入院前需“搜检”，防止夹带，入院后分坐“号房”，号房狭小，仅容一桌一椅一床。考试分三场：首场帖经，取《论语》《礼记》《尚书》段落，遮盖数字或字句，令举子填写，如“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___也”，试其记诵之功，帖经不通者，不得入第二场；二场墨义，就经典义理设问，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试结合治国之道析之”，令举子申述见解，需引经据典，“每答义，须通经注，无失旨趣”，考其学识之深；三场诗赋，限题“曲江春望”、限韵“东钟”，作五言排律十二韵，要求对仗工整、意境悠远，如“曲水环金殿，春风绕玉楼”“莺啼花满树，燕舞柳垂堤”，观其文才之秀。

阅卷由礼部侍郎主持，称“知贡举”，会同“考功郎”“监察御史”等官，考卷先由书吏用朱笔誊录副本，再将原卷封存，写上编号，以防考官辨认字迹舞弊，谓之“糊名誊录”。评卷分五等，“上”

“上中”“上下”“中上”“中中”，得“上上”者方有状元之望，评卷时，先观诗赋“文辞雅丽”，再查墨义“经义精通”，最后核帖经“记诵无误”。揭榜之日，贡院外墙贴“登科录”，以红笺书就，状元姓名用金粉勾勒，榜尾钤礼部朱印，引路人围观喝彩，未及第者或扼腕叹息，或于榜前题诗“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或相约来年再试。登科者着锦袍、跨骏马，头插宫花，宫花以罗绢制成，分红、黄二色，自端门经朱雀大街至曲江池，谓之“探花宴”前的“游街”，沿途百姓掷花相贺，花瓣落满马鞍，故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咏；更有大户人家立于街头，遣侍女持“名帖”相邀，细观举子相貌才学，欲择为女婿，谓之“榜下捉婿”，时有“却羡榜头题姓名，喜逢贤相定家门”之句，一时传为趣谈。

及第之后，曲江宴紧随而至。宴设曲江池畔的杏园，由京兆府主办，席陈“红绫饼餤”，以红绫裹饼，饼内夹胡桃、松子，酥软香甜；“水晶脍”，取鲈鱼肉切薄片，以冰鉴镇之，晶莹如水晶，蘸醋食之；“驼峰炙”，烤驼峰油润不腻，辅以椒盐，香气扑鼻；“醋芹”，为魏征所好，以芹菜腌渍，酸脆可口，皆为长安珍馔。酒斟长安名酒“西市腔”，清冽醇厚，以西市井水酿造，举子们执盏互敬，称“同年”，同年之间“情若兄弟”，日后仕途相互扶持。席间有“抽名纸”之俗，将举子姓名写于彩纸上，折叠成丸，置于银盘中，由年长者随机抽取，抽到者需即席赋诗，佳作则被众人传抄，送至坊间书肆，一时洛阳纸贵，如崔护曾于曲江宴上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次日便传遍长安。宴罢，众人乘画舫游曲江，画舫饰以彩绸，船头挂灯笼，船夫唱《采莲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两岸柳色如烟，池中荷花映日，举子们或凭栏远眺，观终南积雪，或击节高歌，唱《少年行》；至慈恩寺，登大雁塔，塔高七层，“底层四面各有石门，门楣刻线刻画”，由寺内书吏以狼毫墨笔，将举子姓名、籍贯、及第名次题写于塔壁，字体多为楷书，遒劲有力，谓之“雁塔题名”，如白居易二十七岁及第，题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墨香漫过塔檐，与寺内钟声、梵音相融，皆藏寒门士子十年苦读、一朝得中的青云之志。

长安之盛，亦在文脉绵延。太史公于此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书成后，藏于长安兰台，兰台为汉代藏书之所，有书万卷，供后世研读；班固、班昭兄妹纂《汉书》，述西汉兴亡，补史乘之阙，班昭更以女子之身，奉诏入东观续修《汉书》，“踵成其父兄之志”，传为美谈。建安七子曾聚长安，王粲作《登楼赋》抒怀：“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道尽客居之思；初唐四杰客居帝里，王勃挥毫写《滕王阁序》，虽书于洪州，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句，实蕴长安少年的豪迈意气。至若韩愈倡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浮华，主张“文以载道”，其《进学解》作于长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成为后世学子座右铭；柳宗元著《封建论》，论分封与郡县之利弊，“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亦在长安播下文风火种，使华夏文脉薪火相传。

然盛极必有衰。安史之乱，禄山叛军陷潼关，“哥舒翰兵败潼关下，六万甲士丧胡尘”，长安不守，宫室遭焚，“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曲江池畔尽蒿莱，朱雀街头多白骨；吐蕃曾一度攻入长安，劫掠宫室，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昔日繁华，转瞬凋零。唐末，朱温迁唐室于洛阳，拆长安宫室，取其梁柱、砖瓦运往东都，“宫室制度，扫地而尽”，千年帝都，遂成丘墟，仅余残垣断壁，在风雨中呜咽。后晋以降，长安虽为京兆府，不复帝京之尊，然秦砖汉瓦间，犹存王气；残碑断碣上，尚刻唐风，如碑林内的《开成石经》，刻《周易》《尚书》等十二经，凡六十五万余字，历经战火仍完好，见证着这座城的不屈。

汉承秦制，高帝定都长安，萧何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金铺玉户映日月，椒房桂殿接云霄，前殿为朝会之所，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殿内立十二根金柱，柱上刻蟠龙纹，龙首衔灯，曰“金釭”。每月朔望，文武百官按品级排班，秩二千石以上者列殿内，以下者立殿外，文官列东，武官列西，丞相率群臣“趋登殿，跪奏言事”，奏疏由尚书令转呈，高帝坐于龙椅，龙椅以紫檀木打造，饰以金玉，旁设羽扇，以“制曰可”或“制曰不可”批复，殿外虎贲卫士执戟而立，戟长丈二，刃锋利，肃杀威严。武帝时，张骞持节出西域，率百余人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越葱岭，历十三年方归，驼铃荡过流沙，葡萄、苜蓿、胡桃、胡麻随商队入汉，长安遂成丝路起点，西市胡商云集，波斯锦以金线织就，纹样多为联珠纹，安息香燃之清香远溢，大宛天马“日行千里，汗血如珠”，充斥市肆；胡姬酒肆中，胡姬高鼻深目，着窄袖胡服，弹琵琶、舞胡旋，琵琶声伴《胡笳十八拍》，引得文人骚客醉卧其间，曹植曾作《洛神赋》，疑是见胡姬风姿而感；鸿胪寺内，西域使节身着异服，大月氏使者献琉璃器，乌孙使者赠天马，武帝设“葡萄宫宴”款待，以葡萄酒、烤羊肉、胡饼飨客，席间命乐工奏《鼓吹铙歌》，尽显大汉包容气象。

彼时太学兴盛，设于长安城南，校舍百余间，弟子达数千人，皆择“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入学，研习《诗》《书》《礼》《易》《春秋》，设五经博士，董仲舒为《春秋公羊传》博士，在此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著《天人三策》，奠定后世儒学正统地位，太学生常于课后聚于郭外，论经义、谈时政，时有“诸生横议”之誉。

今寻古长安遗迹，未央宫夯土犹存，辨得出前殿基址，夯土层间仍可见当年工匠留下的夯窝，窝深寸许，排列整齐；大明宫遗址之上，含元殿柱础依稀可辨，础石直径丈余，上刻莲花纹，想象昔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雄姿；碑林博物馆内，《开成石经》列满庑廊，颜真卿《多宝塔碑》笔力雄健，柳公权《玄秘塔碑》骨力劲健，跃然石上；贡院旧址旁，似闻当年举子吟诵帖经之声，或苦思诗赋时轻叩桌案之响，那墨香与纸页摩擦的细碎声响，仿佛仍在青砖缝里流转。

若细察馆藏珍物，更见长安风骨：西安博物院藏汉“长乐未央”瓦当，青灰陶质温润如玉，边缘弦纹规整，中心篆书婉转有力，字间云纹如流霞漫卷，昔年覆于未央宫廊檐，经千年风雨仍存烟火气，指尖抚过，似能触到汉代匠人掌心的温度；唐唐三彩三花马，黄釉如蜜、绿釉似翠、白釉若雪，釉色交融处如流云漫过脊背，马首微扬，鬃毛分披，臀烙“三花”御马印记，曾载帝王游幸曲江，如今静立展柜，细碎开片里皆是盛唐气象。碑林藏《大秦景教碑》，青石斑驳却风骨不减，正面汉文端凝、背面叙利亚文清晰，碑侧“长安义宁坊大秦寺僧徒”名录依稀可辨，可想当年坊内教堂钟声与慈恩寺梵音相和，胡僧与汉僧并肩论道，何等包容。

再忆丝路繁华，商队景象如在眼前：昔年自西市出发的商队，领队者佩“西市商印”铜印，骆驼负囊裹蜀锦“联珠纹”、越窑青瓷，囊外铜铃“叮当”作响，惊起戈壁沙雀；白日歇于驿站，驿卒煮胡麻汤款待，汤中胡椒、茱萸辛辣驱寒；夜宿沙碛，则围驼而眠，安息香青烟袅袅，胡商弹琵琶唱《胡笳曲》，汉商和以《陇头水》，歌声随沙风飘远，与星斗共眠。这般场景，虽无画卷留存，却可从西市遗址出土的波斯银币、骆驼俑中，寻得蛛丝马迹。

唐时平康坊的市井烟火更令人怀想：坊内小酒肆设“胡床”，酒保着“缺骻衫”高声吆喝，胡姬弹琵琶舞胡旋，琵琶声伴《霓裳羽衣曲》飘出坊门；“张记笔坊”内，笔工以紫毫为笔、鱼鳔为胶，笔杆刻“长安张生制”，举子们围坐选笔，墨香与松烟香交织；黄昏时分，卖胡饼的小贩肩挑担子穿梭坊巷，饼上芝麻、胡荽香气满街，孩童追着担子跑，笑声与坊门鼓声相融，那鲜活烟火气，似仍在今日书院门街的皮影戏里流转。

今时西安，古意仍在寻常巷陌：回民街旁化觉巷清真大寺，照壁砖雕是唐代纹样，碑刻“洪武敕建”字样苍劲；书院门街两侧，商铺售卖仿唐皮影，题材多为“唐宫夜宴”，剪纸则仿汉画像石图案；老者在城墙根下以水为墨、海绵为笔，写“汉家宫阙”“盛唐气象”，字迹随水迹消散，却把千年历史写进长安古城肌理。

噫！长安者，非徒地理之名，实乃华夏文明之丰碑。它是始皇封禅的壮志、武帝开疆的豪情，是太白醉酒的疏狂、子美忧国的沉郁；是汉瓦当里的太平祈愿，是唐三彩中的盛世风华，是科举榜上的青云之志，是丝路驼铃里的包容胸怀。纵使宫阙成墟、繁华落尽，秦砖汉瓦间的文脉仍未断绝，残碑断碣上的风骨依旧凛然。

今日西安，以三千年历史凝于一城，让每一个踏足者都能触摸到华夏文明的脉搏。作此赋，非为追念往昔之盛，实为敬这城的千年风骨。敬它在战火中不屈，在时光中沉淀，敬它如秦岭般坚韧、如渭水般绵长，更敬它让秦砖汉瓦间的古意，永照华夏大地，让长安文脉，永续流传，直至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