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网络空间“情绪污染”的公共关系思考

莫愁公共关系

一、引言：

网络空间的“情绪污染”不容忽视

当前，互联网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与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民意表达的新空间、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截至2025年，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等新兴媒介形态蓬勃发展，极大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与公众参与度。然而，在技术赋能与流量逻辑的双重驱动下，一种以煽动对立、制造焦虑、渲染仇恨、放大戾气为特征的“情绪污染”现象日益泛滥，正悄然侵蚀着网络空间的清朗底色，威胁社会共识的凝聚与公共理性的根基。

所谓“情绪污染”，并非指正常的情绪表达，而是指通过刻意编排、极端化叙事、选择性呈现事实甚至捏造信息等方式，系统性地激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如愤怒、恐惧、仇恨、羞辱感等——以获取流量、实现商业变现或达成特定目的的网络行为。其表现形式多样：有人借“社会监督”之名，发布片面剪辑、断章取义的视频，煽动对特定群体或机构的敌意；有人编造“底层悲情”“权贵压榨”等剧本式内容，刻意放大社会矛盾，制造虚假共情；更有组织化“黑公关”“水军团伙”操控账号矩阵，批量生产攻击性言论，在热点事件中推波助澜，引导舆论走向极端化。

此类内容往往披着“正义”“真实”“敢说”的外衣，利用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和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迅速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实现病毒式传播。其危害远超个体层面的言语伤害，已演变为一种系统性风险：它扭曲公共认知，撕裂社会共识，助长网络暴力，削弱政府公信力，甚至被用于商业诋毁、政治操弄和意识形态渗透。近年来，从“饭圈”互撕到职场对立，从地域歧视到性别攻讦，从虚构“打人”直播到AI生成虚假官员丑闻，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情绪污染”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潜在隐患。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家高度重视，治理力度持续加码。2025年以来，中央网信办联合公安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接连部署“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净网·2025”“打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明确将“制造对立”“渲染焦虑”“煽动网络戾气”等行为纳入重点治理范畴。多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多起网络辱骂、造谣诽谤、组织“开盒”网暴等案件，涉事人员被行政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释放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

整治“情绪污染”，已不仅是净化网络生态的技术命题，更是关乎主流价值塑造、社会信任重建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公共关系课题。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与维护公共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如何重构平台责任、政府监管与公众参与的协同机制，成为新时代网络治理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二、“情绪污染”的表现形式

与传播机制

在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空间早已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深刻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方式、情感结构与社会关系。然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连接革命中，一种隐秘而深远的异化正在发生——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正被系统性地挖掘、放大、操控，成为吸引注意力、攫取流量的核心资源。愤怒、焦虑、仇恨、羞辱感等原本应被理性调适的情感，如今却被精心设计为“内容产品”，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病毒式传播，形成一种新型的网络公害——“情绪污染”。

这种污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虚假信息或低俗内容，它更具隐蔽性、传染性和破坏力。它不直接撒谎，却通过选择性呈现、极端化叙事和情感操控，扭曲事实、撕裂共识、激化对立。它让个体在无意识中沦为情绪链条的一环，让公共讨论退化为站队互撕，让网络空间从思想交流的广场，演变为情绪宣泄的战场。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污染”背后往往隐藏着明确的利益动机和组织化运作，已不再是简单的“网民素质问题”，而是一场涉及技术逻辑、商业规则与社会治理的深层危机。

要根治这一顽疾，必须穿透表象，深入剖析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复杂的传播机制，揭示其如何被制造、被放大、被利用。唯有如此，才能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提供精准的治理路径与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主要表现形式

1. 个体泄愤式表达：情绪宣泄突破道德与法律边界

部分网民将网络空间视为私人“情绪垃圾桶”，在社交平台、短视频评论区、直播弹幕等场景中，以匿名或化名形式对他人进行辱骂、诅咒、人格贬损。此类行为往往源于现实压力转移、认知偏差或报复心理，表现为语言粗鄙化、攻击对象泛化。例如，湖南怀化溆浦网民钟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公然辱骂特定对象并使用大量侮辱性词汇，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甘肃庆阳主播“任**”在直播过程中谈论低俗色情内容，刻意制造话题以吸引低龄用户关注，最终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此类行为虽看似个体行为，实则严重破坏网络文明生态，构成对公共秩序的直接挑战。

2. 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组织化、规模化的情绪攻击

以“饭圈”文化为典型代表，“情绪污染”已从个体行为演变为有组织、有策略的群体性攻击。部分粉丝群体在“偶像至上”的极端思维驱动下，形成“黑公关”“黑嘴”“水军”等灰色组织，通过批量注册账号、制定攻击话术、统一行动指令等方式，对批评者、竞争对手甚至普通网民实施围攻、辱骂、人肉搜索（即“开盒”）、恶意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

典型案例包括北京警方侦破的“开盒”网暴检察官案：某网络团伙非法获取并泄露司法人员个人信息，煽动网民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严重干扰司法公正。此类行为不仅侵犯公民隐私权与人格权，更对公共机构权威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此外，在重大公共事件（如灾害事故、公共政策出台）中，也常出现刻意引导舆论偏向、制造“道德审判”氛围的现象，导致理性讨论空间被压缩，公众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陷阱。

3. 低俗炒作与剧本演绎：以“真实”之名行虚假之实*

部分自媒体和直播账号为博取流量，精心编排“剧本式内容”，通过虚构矛盾、制造冲突、模拟暴力等方式吸引眼球。例如，一些直播账号策划“街头打架”“情侣吵架”“老人摔倒无人扶”等情节，刻意渲染社会冷漠、人性阴暗，诱导观众情绪共鸣后进行打赏或带货变现。更有甚者，以“正义监督”“揭露真相”为幌子，发布未经核实的所谓“内幕视频”，实则为断章取义、选择性剪辑，甚至利用AI换脸、语音合成等技术伪造内容，误导公众判断。

此类内容往往打着“社会观察”“新闻爆料”的旗号，极具迷惑性，极易在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传播与情绪共振，形成“后真相”效应——即情绪先行、事实滞后，严重削弱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辨别能力。

4. 认知操控与阴谋论传播：系统性制造恐慌与对立

部分账号长期输出绝对化、极端化的负面论调，如“年轻人注定无望”“体制全面失灵”“某群体天生敌对”等，通过重复强化、情绪渲染、符号化标签等方式，构建封闭的认知框架，诱导受众陷入持续焦虑、愤怒与不信任状态。更有甚者，炮制并传播各类阴谋论，如“某政策实为掠夺底层”“突发事件系人为操控”等，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归因为“权贵合谋”“境外势力干预”，煽动群体对立，破坏社会团结。此类内容虽不直接实施人身攻击，但其长期渗透所产生的“慢性毒化”效应，对社会心理结构和主流价值观构成深层侵蚀。

（二）传播机制分析

1. 算法推荐放大极端内容：技术逻辑助推情绪病毒扩散

当前主流平台普遍采用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推荐算法，其核心逻辑是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率。而研究表明，情绪激烈、立场极端、冲突性强的内容更容易激发点击、评论、转发等高互动行为，因此被算法优先推送，形成“越极端越曝光”的正反馈循环。这种机制客观上成为“情绪污染”的加速器，导致理性、平和、建设性的声音被边缘化，而煽动性、攻击性内容则不断被推至流量顶端，进一步加剧“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用户只接触与其原有情绪倾向一致的信息，认知日益偏狭，群体极化趋势加剧。

2. 流量变现的利益驱动：情绪成为可交易的“数字商品”

在“流量即价值”的互联网经济模式下，情绪已成为一种可被量化、操控和变现的资源。部分MCN机构、自媒体博主将“制造情绪”作为核心运营策略，刻意制造对立议题（如“996是否福报”“彩礼该不该取消”），引导用户站队互撕，从而提升账号热度、增加广告收入或实现带货转化。更有甚者，以“测评”“科普”“维权”等名义，对特定企业或产品进行不规范评测、发布片面负面信息，随后以“删帖”“洗白”为条件进行商业要挟，形成“黑产链条”。这种将公共议题工具化、情绪表达商品化的做法，严重扭曲了网络空间的信息生态与价值导向。

3. 组织化运作与灰色产业链：专业化、隐蔽化的“情绪操控”

“情绪污染”已形成完整的地下产业链条，涵盖内容策划、账号运营、流量炒作、舆情操控等多个环节。专业团队通过批量注册“僵尸号”、操控“热搜榜单”、刷量刷评、组织弹幕攻击等方式，人为制造“民意沸腾”的假象，影响公众判断甚至干预商业竞争。例如，在汽车行业专项整治中发现，部分机构受雇于竞争对手，专门制作“某品牌刹车失灵”“某车企压榨员工”等虚假内容，通过多平台联动发布，短期内形成负面舆情风暴，达到打压对手、抬高自身的目的。此类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与组织性，往往跨平台、跨地域运作，查处难度大，治理成本高。

4. 平台治理滞后与责任缺位：激励机制与审核机制双重失灵

尽管各大平台已建立内容审核机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重流量轻责任”“重形式轻实质”的问题。一方面，平台自身商业模式依赖广告与用户增长，客观上鼓励高热度内容；另一方面，AI审核系统难以准确识别隐性攻击、软性煽动、语境化歧视等复杂情绪表达，导致大量“擦边球”内容得以留存。此外，举报响应不及时、处置标准不透明、惩戒力度不足等问题，也削弱了平台治理的有效性，使“情绪污染”得以长期滋生蔓延。

综上所述，“情绪污染”已从零星的个体失范演变为结构性、系统性的网络生态危机，其背后是技术、资本、人性弱点与治理短板交织作用的结果。唯有深刻剖析其表现形态与运行逻辑，才能为后续治理提供精准靶向与科学依据。

三、国家重拳出击：专项整治行动释放强烈治理信号

面对“情绪污染”日益泛滥、网络生态持续承压的严峻形势，2025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以“零容忍”态度打出治理组合拳，密集部署一系列高规格、跨部门、全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释放出坚决遏制网络戾气、重塑清朗空间的强烈政策信号。此次治理不再局限于个案查处或单一平台整改，而是从顶层设计、制度规范、技术监管、责任追究等多个维度系统推进，标志着我国网络空间治理进入更加精准化、法治化、常态化的深水阶段。

（一）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首次聚焦“情绪操控”源头治理

2025年10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治理，这是我国首次将“情绪污染”作为独立治理对象纳入国家级专项行动，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次行动聚焦社交平台、短视频、直播、弹幕、评论区等重点场景，全面排查话题设置、热搜榜单、首页推荐、算法推送等关键环节，重点打击五类突出问题：一是刻意制造群体对立，如煽动地域歧视、性别对立、贫富仇恨等；二是渲染焦虑恐慌，如夸大社会风险、虚构“生存危机”、散布“年轻人无出路”等绝对化消极论调；三是组织策划“打人”“约架”“街头冲突”等暴力情节进行直播引流；四是利用AI技术生成虚假人物、虚构悲惨遭遇，编造“苦情剧本”博取同情与打赏；五是通过“标题党”“断章取义剪辑”等方式诱导用户情绪，制造虚假舆论热点。

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平台建立“负面情绪内容识别模型”，对高频出现的煽动性词汇、极端化表达、情绪化叙事进行标签化管理，并纳入内容审核重点库。同时，推动平台优化算法逻辑，降低情绪化内容的推荐权重，探索“内容质量分”“社会价值评估”等新型推荐机制，从技术源头遏制“情绪流量”的野蛮生长。

（二）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剑指“黑公关”与商业诋毁

2025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汽车领域网络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部署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治理，直指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汽车圈网络战”。

此次行动明确将“情绪化商业竞争”列为整治重点，严厉打击三类行为：一是通过编造“刹车失灵”“电池爆炸”“老板跑路”等虚假故事，恶意炒作特定品牌或车型；二是操纵“自媒体”“测评账号”发布不实测评、片面解读数据，误导消费者决策；三是组织“水军”在社交平台集中发布攻击性言论，煽动用户对立，实现商业要挟或打击竞争对手。

通知特别强调，禁止企业高管、品牌方或关联机构通过“拉踩”“互撕”等方式制造话题、博取流量，严禁纵容或默许“饭圈化”粉丝组织对竞品进行有组织网暴。对查实存在恶意诋毁行为的企业，将依法依规追究民事赔偿与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纳入行业信用黑名单。此次整治不仅关乎企业形象，更旨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健康理性的消费舆论环境。

（三）净网·2025”联合行动：全链条打击网络犯罪与信息滥用

由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联合推进的“净网·2025”专项行动，持续深化对网络空间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尤其聚焦“情绪污染”背后的个人信息泄露与谣言传播链条。

行动中，公安机关依法侦破多起重大案件：如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专门从事“开盒”“人肉搜索”的犯罪团伙，该团伙非法获取并出售数百名公众人物、司法人员、普通网民的身份证号、住址、通话记录等敏感信息，供他人实施网络暴力，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江苏警方查处一起利用AI生成技术伪造“某地干部在救灾现场吃方便面被通报处分”的虚假视频案，该视频短时间内传播超百万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制造政府与民众对立情绪，制作与传播者均被依法追责。

此外，针对编造“全国道德模范陈光标被通缉”“某地学校发生大规模投毒”等网络谣言案件，司法机关已推动多起“自诉转公诉”实践，由检察机关主动介入提起公诉，极大提升了法律震慑力，彰显“网络诽谤不是小事”的法治立场。

（四）平台责任压实与典型案例曝光：强化问责与警示教育

在专项整治中，监管部门坚持“责任到平台、问责到主体”的原则，对内容生态治理不力的平台依法采取约谈、通报、限期整改、下架应用、暂停功能等措施。

2025年下半年，小红书、快手、微博等平台因热搜榜单长期被明星八卦、低俗冲突、恶意炒作等非权威信息占据，多次被中央网信办集中约谈。监管部门要求平台优化热搜生成机制，增加权威媒体内容权重，建立“热点事件真实性核查流程”，并对频繁发布煽动性内容的账号实施限流、禁言、封号等分级处置。

同时，各地公安机关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湖南怀化溆浦网民钟某因在短视频平台公然辱骂他人被行政拘留；甘肃庆阳主播“任**”因直播中传播低俗色情内容被依法查处；山东邹城多名网民因在社交平台发布“地域攻击”言论被联合约谈并签署《规范网络行为承诺书》。这些案例通过权威媒体广泛传播，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社会效果。

2025年的系列整治行动呈现出“治理对象精准化、执法手段协同化、责任追究严厉化、制度建设系统化”的鲜明特征。国家不仅亮明了“绝不允许网络成为情绪垃圾场”的坚定态度，更通过制度设计与执法实践，逐步构建起“技术+法治+教育+责任”四位一体的治理新格局，为从根本上遏制“情绪污染”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与制度保障。

四、“情绪污染”的社会危害与

公共关系危机

“情绪污染”看似是网络空间的“噪音”，实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与公共关系失序。它不仅污染信息环境，更在个体、社会、制度、经济等多个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侵蚀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动摇公共治理的民意基础。其危害已超越单纯的网络文明范畴，演变为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一）个体权益严重受损：从人格侵害到“社会性死亡”

“情绪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网民个体。在非理性情绪的裹挟下，个体极易成为网络暴力的攻击目标。一旦被贴上“人渣”“汉奸”“资本走狗”等标签，便会遭遇海量辱骂、诅咒、人肉搜索（“开盒”）、恶意P图、虚假举报等全方位攻击，导致其隐私彻底暴露，生活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甚至被单位辞退、社交孤立。

这种“社会性死亡”往往伴随长期的精神创伤，引发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严重者甚至选择轻生。近年来，多起因网络暴力导致当事人自杀的悲剧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更值得警惕的是，受害者不仅限于公众人物，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未成年人、弱势群体成为“情绪泄洪”的牺牲品。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格权、隐私权与心理健康权，也使网络空间成为高风险的“数字丛林”，人人自危，表达意愿降低，进一步加剧公共讨论的萎缩。

（二）公共信任持续瓦解：制造“信任赤字”与认知混乱

“情绪污染”通过长期输出极端化、片面化、阴谋论式的内容，系统性削弱公众对信息源、专业机构与公共权力的信任。当“专家都是砖家”“媒体都是喉舌”“政府永远在掩盖”成为高频情绪标签，公众对权威信息的接受度大幅下降，形成“逆火效应”——即越辟谣越不信，越解释越怀疑。

例如，利用AI生成“干部救灾吃泡面被处分”等虚假视频，虽被迅速辟谣，但其制造的“官民对立”情绪已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严重损害政府形象与公信力。又如，部分“自媒体”以“揭露真相”为名，对公共政策进行情绪化解读，将复杂改革简化为“与民争利”“牺牲底层”，煽动民众对政策的抵触情绪，阻碍政策顺利实施。长此以往，社会将陷入“信任赤字”困境：公众既不信官方，也不信媒体，更难形成共识，社会治理成本急剧上升。

（三）舆论生态深度恶化：理性退场，极化盛行

健康的公共舆论应是多元观点碰撞、理性协商的过程，但“情绪污染”正使这一空间不断退化为“情绪角斗场”。在算法与流量的双重激励下，温和、客观、建设性的声音因“不够刺激”而被边缘化，而极端、偏激、煽动性的言论则因“高互动”而被放大。

公共讨论逐渐演变为“站队互撕”：人们不再关注事实与逻辑，而是急于贴标签、扣帽子、划阵营。一旦出现争议话题，立即分化为“挺X派”与“反X派”，彼此攻讦，拒绝对话。这种极化现象不仅存在于“饭圈”“性别议题”“代际矛盾”中，甚至渗透至公共政策、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专业领域，导致政策讨论被情绪绑架，专业判断被舆论裹挟，社会治理陷入“舆论绑架决策”的困境。理性对话空间的萎缩，最终将削弱整个社会的协商能力与创新能力。

（四）产业健康发展受阻：从“黑公关”到市场扭曲

“情绪污染”已深度介入经济活动，成为不正当竞争的工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产业生态。以汽车行业为例，部分企业或第三方机构雇佣“黑公关”团队，通过编造“刹车失灵”“电池自燃”“老板跑路”等虚假信息，在社交平台制造负面舆情，短期内对竞争对手造成巨大品牌伤害与销量冲击。

此类行为不仅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更导致企业被迫将大量资源用于“舆情灭火”而非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一些企业甚至被迫“以暴制暴”，组建“反黑团队”进行对攻，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在直播带货、影视娱乐、教育培训等行业，也普遍存在通过制造“悲情人设”“对抗权威”“揭露内幕”等情绪化内容博取流量、实现变现的现象，导致内容同质化、营销低俗化、消费非理性化，最终损害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五）公共关系格局失衡：政府与公众的沟通鸿沟加深

“情绪污染”加剧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障碍，使公共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政府部门在舆情应对中常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负面事件，尚未调查清楚，网络已形成“定罪”舆论，迫使相关部门“速战速决”，影响依法行政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因惧怕“次生舆情”，在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执法行动中趋于保守，甚至出现“不敢发声”“选择性沉默”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公众猜疑。

同时，一些地方在治理网络乱象时，若方式简单、尺度失当，又易被贴上“压制言论”“删帖维稳”的标签，陷入“管则被骂，不管则乱”的两难境地。这种沟通困境不仅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与治理效能，也使公共议题难以在理性框架下展开建设性讨论，影响社会共识的凝聚。

“情绪污染”已从网络空间的“表层病症”演变为社会肌体的“深层病灶”。它不仅伤害个体，更在瓦解信任、扭曲舆论、扰乱市场、阻塞沟通等多维度制造公共关系危机。若不加以系统治理，将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布局，构建协同共治的长效机制，方能真正实现网络空间的清朗与社会关系的修复。

五、整治路径：构建多元协同的公共关系治理体系

面对“情绪污染”这一复杂的社会技术现象，单一手段难以奏效，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窠臼，转向系统性、协同性、可持续的公共关系治理新范式。应以法治为底线、以平台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以公众为基础，构建“政府监管—平台履责—社会协同—个体自律”四位一体的多元共治格局，推动网络空间从“情绪主导”向“理性回归”转型。

（一）强化法治威慑，筑牢网络行为的底线红线

法律是治理“情绪污染”的最强武器。必须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全面提升执法的精准性、权威性与震慑力。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落地实施，明确“情绪污染”相关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责任边界，如将“组织化网暴”“恶意开盒”“AI伪造信息”等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填补法律空白。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衔接适用，形成全链条追责机制。

2. 推进“自诉转公诉”常态化：针对严重网络暴力案件，检察机关应主动介入，依法启动公诉程序，降低受害者维权门槛，破解“取证难、立案难、追责难”困局。借鉴“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经验，将典型案例制度化，形成稳定司法预期。

3.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对“黑公关”团伙、有偿删帖产业链、职业“水军”组织等实施全链条打击，依法追查资金流向、技术支撑与幕后操纵者，斩断“情绪操控—流量变现—商业要挟”的灰色利益链。对利用AI技术伪造信息、实施大规模情感欺诈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

4. 建立网络信用惩戒机制：将严重违反网络行为规范的个人和机构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限制其网络账号注册、广告投放、直播带货等行为，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格局。

（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重构算法伦理与内容生态

平台是“情绪污染”的主要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的关键枢纽。必须推动平台从“流量至上”转向“责任优先”，切实履行信息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

1.建立“负面情绪内容识别与预警机制”：要求各大社交、短视频、直播平台建立“负面情绪内容清单”，涵盖煽动对立、渲染焦虑、极端化表达、软性侮辱等典型特征，结合AI语义分析与人工审核，实现精准识别与分级处置。对高风险内容实施“限流+弹窗提醒+举报优先处理”组合措施。

2. 优化算法推荐机制，重塑价值导向：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改革，要求公开推荐逻辑的基本原则，接受社会监督。将“内容质量分”“事实准确性”“社会价值评估”“用户举报率”等指标纳入推荐模型，降低情绪化、极端化内容的权重。探索“冷静期机制”，对争议性话题自动延缓推荐速度，避免舆情瞬间引爆。

3. 强化热搜、榜单、首页等关键入口治理：严禁平台利用榜单制造虚假热点、引导情绪对立。要求热搜榜单增加权威媒体信源权重，设置“争议内容标注”“事实核查提示”等功能，防止片面信息主导公众认知。对频繁出现低质煽动性内容的板块，责令整改或下架。

4. 实施平台分级分类管理与问责机制：网信部门应建立平台内容生态评估体系，定期发布“网络健康指数”，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平台依法采取约谈、罚款、暂停功能、下架应用等措施，并纳入企业信用记录。探索“平台总编辑负责制”，压实内容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三）加强政府引导与公共沟通，提升治理公信力与话语权

政府不仅是监管者，更是公共关系的建构者。必须主动作为，提升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引导力与公信力。

1. 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建立由网信、公安、工信、市场监管、教育、司法等部门组成的“网络生态治理联席会议”，实现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合执法、政策协同，打破“九龙治水”困局。特别是在重大舆情事件中，实现快速响应、统一发声、协同处置。

2. 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高地：政府部门应增强议题设置能力，通过新闻发布会、政策图解、短视频科普、政务直播等方式，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突发事件中，坚持“黄金4小时”原则，第一时间发声，防止谣言与情绪化解读抢占先机。

3. 深化政务公开与透明治理：持续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以透明促信任。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政策，广泛开展网络听证、意见征集，增强公众参与感与认同感，减少误解与对立。

4. 强化典型案例宣传与警示教育：定期发布“网络违法典型案例通报”，通过权威媒体、社交平台、校园教育等渠道广泛传播，以案释法、以案示警。制作《清朗网络》系列公益宣传片，揭露“情绪操控”手法，提升公众防范意识。

（四）培育理性文化，推动全民共治与数字素养提升

治理“情绪污染”，最终要落脚于人。必须培育理性、文明、负责任的网络文化，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让每一位网民都成为清朗空间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

1.全面推进网络素养教育：将网络素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中小学阶段开设“媒介素养”“信息辨识”“情绪管理”等课程，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在高校、社区、企业中开展网络文明培训，提升公众对虚假信息、情绪操控、算法陷阱的识别能力。

2. 发挥意见领袖与主流媒体的示范作用：鼓励媒体、专家学者、公众人物、正能量网红等发挥“意见领袖”正向引导功能，倡导理性表达、尊重差异、包容多元。主流媒体应坚守专业主义，杜绝“标题党”“情绪化报道”，以高质量内容引领舆论走向。

3. 推广柔性治理机制，增强用户自我约束：鼓励平台和社区推行“网络行为承诺制”，用户注册时签署《文明上网公约》，承诺不制造对立、不传播谣言、不参与网暴。建立“网络信用积分”制度，对文明用户给予流量扶持、功能优先等激励。

4. 培育网络志愿服务与社会监督力量：支持成立“网络文明志愿者”“网络监督员”等社会组织，参与内容巡查、谣言举报、心理疏导等工作。建立“公众举报—平台处置—政府反馈”的闭环机制，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人人受益”的治理生态。

治理“情绪污染”，是一场关乎文明底线的守护之战：“情绪污染”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代价，而是治理缺位、责任失衡、价值偏移的结果。唯有构建法治为基、平台履责、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网络空间的清朗与公共关系的修复。这不仅是对个体尊严的捍卫，更是对社会理性、公共信任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守护。让网络回归连接、启迪与共识的初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责任。

六、结束语：守护理性之光，

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整治“情绪污染”，绝非一场短暂的“清网风暴”，而是一场关乎社会文明底线、国家治理效能与亿万网民福祉的持久战。它不仅考验着制度设计的智慧，更检验着技术伦理的边界、平台责任的担当与公民素养的成色。国家近期密集部署“清朗”“净网”等系列专项行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治理决心，标志着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正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塑造，从碎片化管理迈向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的深水推进。

在这场深刻的治理变革中，我们看到，法律正成为遏制网络戾气的利剑，“自诉转公诉”让受害者不再孤立无援，刑事追责让“黑公关”“水军团伙”无所遁形；我们看到，平台正被重新定义为“数字公共空间的守门人”，算法不再唯流量是从，而是被注入价值判断与社会责任；我们看到，政府正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公共对话，用权威信息对冲谣言，用透明治理重建信任；我们更看到，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反思“情绪先行”的危害，理性、克制、尊重正逐步成为新的网络风尚。

然而，真正的清朗，不仅在于平台删了多少条内容、封了多少个账号，更在于每一个屏幕背后的人，能否在按下发送键前多一分审慎，少一分冲动；能否在面对争议时，选择倾听而非攻击，理解而非站队。网络空间的健康，最终取决于亿万网民的集体选择。它需要我们共同抵制“流量至上”的诱惑，拒绝成为情绪链条中的“传声筒”或“加害者”；需要我们提升媒介素养，学会辨别信息真伪，识破“情绪操控”的话术；需要我们以建设者而非破坏者的姿态，参与公共讨论，传递善意与理性。

让网络回归其本真价值——连接思想、传递知识、激发创新、凝聚共识，是技术发展的初心，也是社会进步的方向。这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每一位网民对自身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清朗的网络空间，不应是少数人的理想，而应成为全民共享的数字文明成果。

共建清朗网络，需要全民共治；守护理性之光，始于你我每一次的理性表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构筑一个既有自由又有秩序、既有活力又有温度的网络精神家园。

策划/整理/创作/出品: 莫愁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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