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农场党委书记贺隆配的故事

文笔丹青

之前我有2篇讲原大通湖农场党委书记贺隆配的故事，《回老家过年》《电影票与巴掌》的故事，点击阅读量超万人。这个书记到底有多好？原农场小车司机涂建勋说起贺隆配就泪崩；2012年在区农垦文化办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老同志毛志寿提议要为贺隆配竖铜像，由此可见，贺隆配在人民心目中地位有多高。今天再转发原农场宣传部老部长张文俊写贺隆配的文章《大胆探索富场裕民之路——追忆贺隆配在大通湖农场》， 大胆探索富场裕民之路
——追忆贺隆配在大通湖农场

作者·张文俊

1971年9月30日，贺隆配只身从桃江来到国营大通湖农场就任党委书记，1978年8月10日调离农场，一干就是七年。
他从山区来，对湖区农场人地生疏，情况不了解，加上时值“文革”动乱期间，原党委班子痪散，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以超乎常人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排除各种干忧，深入调查研究，从农场实际出发，锐意改革创新，大胆探索富场裕民之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迅速打开了局面，将一个连年亏损的后进农业企业，打造成连年盈利的先进企业，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农场红旗单位称号，国务院通令嘉奖，大通湖农场艰苦创业和生产建设成就的先进事迹传播全中国！
贺隆配同志在农场做了大量的工作，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调离农场30多年了，在农场职工中至今仍留下了深深的怀念，极好的口碑。
（一）
贺隆配报到的第二天（1971年国庆日）便要求到基层看看，领导指派我当向导。7点半，我提前半小时来到小会议室，贺书记已经整装待发了。只见他身穿半新的浅蓝色中山服，足蹬草绿色军便鞋，手里拿着一个褪了色的黄挎包，这身打扮，真不像是新到任的党委书记！他见到我，连忙从挎包里掏出沅水牌香烟递给我一支，自己则从塑料袋里抓出烟丝卷起了喇叭筒。“习惯了，我爱抽这个！”他笑了笑说。
我们8点出发，一路上他问这问那，兴致勃勃，在河心洲一处小土堆旁，他弯腰抓了一把泥土，放在手心里搓了搓，油黑的细土从指缝中滑落随风飞去，他异常兴奋地说：“这么肥沃的土质，一定能种出高产来！”
我们离开大路改走田间小道，沿途所见，到处是洼洼坑坑，杂草丛生，水稻、棉花长得叶黄杆瘦，他脸上失去了先前的兴奋，叹息一声说：“这么肥沃的地方却长不出好的庄稼来。多可惜啊！”
11时许，我们来到一分场二队的田间，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经过平整的土地，田成行土成方，排灌沟渠四通八达，象一幅巨大的棋盘，黄澄澄的稻穗，雪白的棉花，装点在棋盘中央，一幅晚秋丰收的美景，贺隆配的情绪又开始兴奋起来，从这里他似乎看到了农场美好的前景。
一分场二队党支部书记郑德发听说新任党委书记来了，便匆忙赶来见面。贺书记握住郑德发的手，迫不及待地问起平整土地的情况。
“农业要上去，改善生产条件是基础，这是我们从多年实际中认识到的。”郑德发侃侃而谈：“农场土地高低不平，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很差，加上草荒严重，农场地多劳少，一个劳动力负担耕地20多亩，生产工具落后，精耕细作办不到，因此，农作物产量提不高。几年前，我们就想到平整土地，改善生产条件，可是上面没有规划，也不给经费，真是‘老虎抓天—没法下爪！’去年冬天，我们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等靠要思想，发动职工群众，党员带头，人加牛一齐上，大干一个冬春，把这片面积280多亩的土地改造成遇渍能排，遇旱能灌的条田。从今年的实际效果来看，据初步估算，减少抗灾用工15%左右，粮食产量提高将近2成，生产成本降低约18%。我们计划再干三四个冬春，完成全队2000多亩水旱耕地的平整任务，就可以实现增产盈利了！”
听完郑支书的介绍，贺书记激动不已，他紧紧握住郑德发的手连声称赞说：“你们干得好，为全场树立了榜样，给农场带来了希望！”
在回场部的路上，贺书记深有感慨地对我说：“今天的收获真大，老郑说得好，农业要上去，改善生产条件是基础，只有把基础建设搞好了，农业稳产高产才有可靠保障！”停了一会又说：“明天我们继续下基层，多了解一些情况，多听听基层干部的意见，多受一些教育。”从贺书记一天的表现中我预感到，老贺对改变农场面貌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一连几天我们早出晚归，走遍了6个分场的大部分生产队，广泛地接触了分场和生产队干部，了解到了不少情况，他洞察力强，思维敏捷，几天的调查，从纷纭众说中，他对农场的现状和发展的方向，在内心深处构成了一幅作战蓝图。我们之间通过几天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并产生了互信的感觉，他坦诚地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当前和今后两三年内，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是头等大事，但搞农田基本建设是要投放大量资金的，而国家对农场实行‘盈利上交，亏损不补’的政策，靠上面拿钱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依靠自已发展工副业生产增加盈利扩大积累。因此，我们现在一方面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实地勘察，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来；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和原材料，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筹集资金。只有全场上下思想认识统一了，有了规划又有了资金，到那时条件成熟了，我们便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你觉得我思路对吗？”
“这个思路完全切合农场实际，我非常赞成！”
通过党委集体讨论研究，贺书记的工作部署得到一致拥护，党委当即进行分工，各抓一线，明确责任，加强检查监督，循序渐进，经过72、73、74三年的探索和试验，农田基本建设蓝图敲定，所需资金大部份到位，条件基本成熟，1974年冬，以河心洲为重点，全场集中20台推土机，7000多劳动力（包括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拉开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战斗序幕，工地上红旗招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三年，实现耕地园田化”、“改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等宣传标语随处可见。推土机日夜轰鸣，队与队挑战竞赛号子不断，气势宏伟，过往行人驻足观看，赞赏不已。四年时间的艰苦奋斗，总投工130多万个，开挖排灌干渠70多万米，建成抽水机埠10处，平整土地5.6万亩，修建桥（闸）47座，中小型涵闸1154处，总共完成土方1011万方，全场8.5万亩耕地做到了排灌分家，独立门户，渠、路、林形成网络并与桥、闸配套。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加上大面积种植杂交晚稻，甘蔗、棉花推广新品种、新栽培技术，从1974年开始，全场农业出现了稳产高产的大好局面，稻谷连续三年跨《纲要》（亩产800斤以上），一年超千斤，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都有相应发展。贺书记几年辛苦终于获得了圆满的回报！
（二）
大通湖农场养猪20多年，几乎是年年亏损，最多一年达30多万元，有人一言以蔽之，小养小亏，大养大亏。因此，每年的养猪生产计划落实不下去。
贺书记把解决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一家班”养猪的建议，但也有人反对，说：我们曾实行过“一家班”养猪责任制，对发展养猪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受到了批判，说是“单干”、“资本主义”，以后又改为“养猪组”的组织形式。而今，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又搞“一家班”，不是没批讨批吗？究竟怎样做才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贺书记一时拿不定主意，想不出好的办法，于是又背上了那个褪了色的挎包，深入到畜牧队和农业队的畜牧组进行调查研究，四分场三队畜牧组偷闯“禁区”，斗胆推行“一家班”养猪的办法，给了他深刻的启迪和力量。这个畜牧组常年饲养牲猪150多头，每年亏损3000多元，职工们对此议论纷纷：“这么养猪，倒不如拿赔的钱买肉吃、买肥料”。
生产队长丁希富站出来说话了：要想养猪不亏本，除非搞“一家班”。
“办法好是好，要是上面批我们搞资本主义单干昨办？”职工担心挨批。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上面由我们队干部应付。”丁希富严肃地说：“我们对内可以叫‘一家班’，对外仍然叫‘畜牧组’，来个‘瞒天过海’”。
当年他们便把150头猪包给三户职工，年终一查帐，一年盈利4500元，饲养员收入也比畜牧组时增加一倍多。
贺书记深深为丁希富的胆识和气魄所感染。“一个生产队长为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我作为农场党委书记，还害怕挨批斗受处分吗？不能再犹豫了！”贺书记下定决心推广“一家班”养猪办法。
党委经过慎重讨论研究，认为“一家班”养猪是当前解决养猪亏损的好办法，但考虑到现时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不妨学习丁希富“瞒天过海”策略，明批暗保，悄悄办事。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四分场三队“一家班”养猪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他畜牧队、养猪组争相仿效。就在这时候，麻烦来了，有人说：“大通湖农场搞‘一家班’养猪是资本主义回潮，要批判。”说是这么说，当时造反派正忙于抓“大事”，上面领导忙于应付造反派，均无暇顾及农场这点芝麻小事。“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贺书记未予理会，抓住机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制定出“一家班”养猪办法：各养猪单位选择有一定养猪经验、责任心强的双职工或父（母）子，负责管理一栋猪舍，配种、产仔、育肥出栏以及饲料种植等工作，一包到底，农场对“一家班”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饲料、定成活、定利润、定报酬、定奖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计划由总场统一制定，生产资料由农场统一支配，产品由农场统一处理。
就这样，“一家班”养猪在全场推广开来，“养猪亏本”这个似乎已成定律的“黄历”颠倒过来了，一年见效，亏本变盈利。据1977年的统计，全场445名饲养员，平均每人生产猪肉6662斤，为农场积累资金955元，创历史最好效益，三分场畜牧队唐达之夫妻猪舍，为了做到多养快长，夫妻俩每天干活十多小时，两个小孩放学后也积极帮忙，生猪饲养量达284头，生产猪肉16860斤，上交利润3396元，两人养猪年收入1608元，比上年提高一倍。老唐说得好，养猪搞平均主义，国家冒赚得钱，个人也只混了口饭；现在国家赚的钱多了，我个人也由穷变富了，还是“一家班”养猪办法好。
1979年11月，中央农垦部在全国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肯定了大通湖农场“一家班”养猪的经验，并号召全国农垦系统大力推广。“一家班”养猪经验还被载入中国农垦志史册。

（三）
“生产条件要改善，生活条件同样应当改善，只有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场真正成了职工的家，职工才会安心农场，当家作主人！”贺书记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975年，他开始蕴酿起农业生产队的“安居工程”。
是的，现时农业职工面临的生活条件的确非常艰苦。建场20多年了，住的茅草房，吃的沟里水，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没有一条平整的砂石路，一切都还是建场初期的老样子！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局面，忙于搞生产，抓社教，无暇顾及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与农场的管理制度息息相关，卡住了农场的财路。上级主管部门认为，国营农场，顾名思义，国有国营，农场的一草一木均属于国家所有，农场盈利要如数上交，亏损不补，一年上缴数百万元利润无一分返回。农场用自己的钱建设个食堂、简易仓库、打个水井、起个厕所，都得打报告经上面批准，事实上打了报告也从未见到批复，这样的管理严重限制了农场建设。

记得有一次省主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来农场检查工作，在贺书记的陪同下，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四分场打米厂，这位领导发现打米车间东侧新增了一间粉碎机房（这只是因陋就简，利用旧房墙壁搭的“偏房”），当场严肃地质问贺书记：“你们搞基建经过批准没有？”一向尊重上级领导的老贺，此时也失去了涵养，他反问：“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批过我们的报告，恐怕一次也没有吧！”由此可见一斑。
想起这回事，贺书记陷入了沉思。“搞‘安居’工程，要不要向上面请示报告？钱从哪里来？”
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贺书记就想到“群策群力”这句话，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四分场四队党支部书记戈建云带头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他放手发动群众，采取拆茅草屋建砖瓦屋的办法，利用旧屋的木料、门、窗，自己烧制红砖，自己筹款买瓦、水泥和钉子，亲自拿砌刀，职工群众自觉利用业余时间搞搬运当付工，把一栋茅草结构的集体食堂改成砖瓦结构，告别了“屋漏水滴进锅里，屋毛虫爬进甑里”的历史。
四分场四队开创了少花钱，自力更生办公共事业的先河，贺书记感到很欣慰。但他心里明白：生产队每年的利润都上交了总场，自身没有积累，倾全队之力建一栋食堂是可以办得到的，而要建宿舍、打水井、起公共厕所……，没有资金来源根本办不到。他深感总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基层排忧解难。

为了妥善解决生产队“安居工程“的资金问题，贺书记反复思考，绞尽脑汁，几次召开党委会讨论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既不影响国家利益，又能调动基层积极性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改进总场对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制度，由原来生产队利润全额上交总场，改为利润留成，生产队完成年度计划利润按一定比例留成，盈利越多，留成越多，国家得大头，生产队也有了资金来源，从而有力地调动了生产队发展生产，加强经营管理，开源节流，努力提高经营利润的积极性，实现了队队盈利，项项增产。与此同时，对农场内部费用分摊作出适当调整，实行以工补农，如企业管理费由原来按工资分摊改为按产值分摊；防汛经费由原来农业独家负担改为工农两家共同负担，使农业每年减轻10多万元的负担；农产品实行优质优价，个别产品实行利润回笼。随着农业经济负担的减轻，生产队利润相应增多，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安居工程”的进展，五年内，新建职工宿舍350多栋，百分之70%以上的职工家属住上了砖瓦房，新建公共食堂100多栋，公共厕所160多个，队队打了水井，职工家属都能饮用地下水，各队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走上了平坦的砂石路。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的改善，集体福利事业、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提高，有效地稳定了农业职工队伍，曾经有18名农业职工因生活条件艰苦而自动离场，1977年又陆续回到了农场。
【写于2007年8月】 2012年军转干部座谈会 作者：张文俊 左起：3贺隆配；5毛志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