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赢”为锚：民族乐器改革的方向与破局之道

长剑

以“共赢”为锚：民族乐器改革的方向与破局之道

在民族乐器发展的讨论中，“改革难”、“赔钱赚吆喝”的声音时常出现，而围绕改革方向的认知偏差更让其陷入争议——有人将乐器改革与“复古论调”绑定，认为其注定脱离市场、孤芳自赏；也有人走向另一极端，将改革等同于“全盘西化”，甚至否定民族音乐的价值。事实上，这两种论调均偏离了乐器改革的核心本质：“乐器产品是音乐艺术的工具，最终是为音乐演奏服务，任何乐器的诞生和生存，必须经历演奏艺术实践的论证”（任建一先生语）。唯有以这一本质为根基，围绕“服务演奏实践、契合市场需求、实现多方共赢”推进改革，才能打破认知误区，推动民族乐器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良性发展。

一、走出认知误区：两种极端论调均背离“服务演奏”的本质

民族乐器改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工具属性”的忽视，而“复古论”与“全盘西化论”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极端倾向，二者虽看似对立，却同样割裂了乐器与当代演奏实践、市场需求的联系。

（一）复古论调：以“执念”替代实践，让民族乐器沦为“非实用藏品”

提及复古倾向，苏州编钟制作匠人金海鸥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鼓吹“古代音乐尽善尽美”，主张民族乐器改革需完全回归古代礼乐与雅乐体系，将复古视为“清高”的象征，甚至将当代演奏实践与传统对立起来。这种以“个人执念”为核心的论调，彻底背离了“乐器为演奏服务”的本质——古代乐器的形制、音色、演奏方式，是为当时的礼乐场景设计，其音域局限、共鸣不足、操作复杂等特点，早已无法满足当代民族音乐融合 jazz、流行、影视配乐等多元风格的演奏需求。

当复古成为改革的唯一目标，民族乐器便会失去“工具属性”的核心价值：一方面，过度复刻古制的乐器难以适配现代曲目，比如传统编钟无法灵活调控音量、适配乐队合奏，导致艺术家不愿用、不会用，自然无法通过演奏实践的论证；另一方面，脱离演奏需求的“仿古乐器”，既无法走进普通消费者的学习与生活场景，也难以融入现代音乐产业生态，最终只能沦为小众收藏或展览摆件，“赔钱赚吆喝”成为必然结果。这种将“复古”等同于“高级”的认知，本质上是孤芳自赏的自我封闭，而非真正的文化传承。

（二）全盘西化论：以“否定”消解特质，让民族乐器沦为“四不像工具”

与复古论调相反，部分人走向了另一极端——将民族乐器改革等同于“全盘西化”，甚至否定民族音乐的存在价值。如吉他音乐推广者上官先生所言，认为“民族乐器、中国音乐一无是处”“中国没有音乐”，这种论调完全割裂了民族乐器与中华文化、独特演奏实践的深层联结，陷入了“崇洋媚外”的认知误区。

民族乐器的价值，恰恰在于其独特的音色特质与适配民族演奏技法的工具属性——二胡的婉转适配“滑音”“揉弦”，古筝的清雅适配“摇指”“刮奏”，竹笛的灵动适配“吐音”“花舌”，这些特质是西方乐器无法替代的，也是中国音乐表达情感、传递文化的核心载体。若改革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盲目模仿西方乐器的形制、音色（如将民族弦乐器的共鸣箱改为吉他式，或刻意弱化民族演奏技法的适配性），最终只会让民族乐器失去“灵魂”：既无法在西方音乐体系中找到精准定位，又丢失了适配民族演奏实践的核心优势，沦为“四不像”的尴尬存在。这种以否定自身工具价值为前提的“改革”，不仅无法通过演奏实践的检验，更会切断民族音乐的传承脉络，比复古论调的危害更为深远。

需要明确的是，反对这两种极端论调，并非否定“传统”或“借鉴西方”。真正的改革，应是在坚守民族乐器核心特质与适配性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传统工艺智慧与西方乐器的先进设计理念（如精准的音准调控、舒适的按键布局），为“我”所用，而非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一切改革的前提，始终是“服务民族音乐的演奏实践”。

二、锚定核心目标：民族乐器改革需以“演奏实践论证”为检验标准

乐器改革的本质，是“工具的优化”与“价值的延续”——工具的价值体现在“使用”中，而“使用”的有效性，必须通过演奏艺术实践来论证。无论是规避复古误区，还是拒绝全盘西化，都需回归一个核心逻辑：改革为演奏实践服务、为艺术与艺术家服务、为民族文化传承服务，且改革成果最终要经得起演奏家的检验、市场的认可。

从演奏实践的需求来看，当代民族音乐创作早已突破传统框架，对乐器的音域、音量、兼容性、演奏舒适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成功的改革案例，无不是以“通过演奏实践论证”为目标，在坚守民族音色特质与适配性的基础上解决实际痛点：例如传统二胡音量较小，在乐队合奏中易被掩盖，改良后的高胡通过调整琴筒材质与尺寸，既保留了二胡的婉转音色与“揉弦”适配性，又提升了音量与穿透力，成为民族管弦乐队的核心声部，被众多演奏家纳入常规演奏工具；再如竹笛的“加孔改良”，在不改变其核心音色与“吐音”适配性的前提下扩展音域，使其能演奏更多半音与转调曲目，适配现代音乐的复杂需求，成为跨界音乐创作的常用乐器。这些改革既未陷入复古的机械复刻，也未走向西化的全盘模仿，而是以“服务演奏”为核心，让民族乐器更好地适配当代艺术表达，自然能通过实践的检验、获得市场的青睐。

从工具价值的延续来看，乐器改革需守住“适配民族演奏实践”的底线。西方乐器的先进设计可作为借鉴，但绝不能替代民族乐器的核心适配性。例如改良古筝时，可借鉴西方键盘乐器的音准校准技术，但需保留古筝“五声音阶”的音色基础与“摇指”“刮奏”等独特演奏技法的适配性——这些才是古筝区别于其他乐器的核心工具价值，也是其能通过民族音乐演奏实践论证的关键。若为“西化”而放弃这些特质，改革便失去了意义，最终只会被演奏家抛弃、被市场淘汰。

三、破局关键：以“多方共赢”构建“实践-市场”双驱动的良性生态

乐器改革不是改革者的“独角戏”，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需要改革者、艺术家、市场三方协同的“交响乐”。所谓“共赢”，即改革者通过“经得起实践论证”的乐器获得合理收益，艺术家借助改良乐器实现艺术突破，市场通过优质产品丰富文化选择，三者形成“实践检验-市场反馈-优化改革”的正向循环，才能让乐器改革摆脱“赔钱赚吆喝”的困境，远离两种极端论调的干扰。

（一）改革者：以“演奏实践需求”为导向，拒绝“自我执念”

很多乐器改良“卖不出去”，问题并非出在“改革”本身，而是改革者的认知偏差——或沉迷复古执念，忽视演奏实践的当代需求；或盲目追求西化，放弃乐器的民族适配性，最终导致改革成果无法通过实践论证。改革者需转变心态：一方面，要主动走进艺术现场，与演奏家深度合作，了解乐器在实际演奏中的痛点（如按键舒适度、音准稳定性、与其他乐器的兼容性、演奏技法的适配性），让改革方案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要坚守民族乐器的核心音色与适配性，将西方先进理念作为“优化工具的手段”而非“改革的目标”，避免陷入“全盘西化”的误区。同时，改革者需理性分析市场分层，区分专业演奏级、教学级、入门级乐器的不同需求（如针对青少年学习者的乐器可改良为更轻便的材质，针对家庭场景的乐器可优化外观与性价比），让改革成果既能服务专业艺术实践，也能走进大众生活。

（二）艺术家：以“实践检验者”的身份参与改革，守护民族演奏特质

艺术家是乐器改革的“最终使用者”，也是“演奏实践论证”的核心主体。面对改革，艺术家需避免两种极端态度：既不应对改良乐器持保守排斥态度（如因“不符合传统印象”而拒绝尝试合理改良），也不应盲目追捧西化设计（如忽视民族演奏技法的适配性，要求改革完全模仿西方乐器）。艺术家应主动成为改革的“合作伙伴”：一方面，以开放心态接纳坚守民族根脉的改良，通过实际演奏检验乐器性能，为改革者提供精准反馈（如“某音区共鸣不足影响情感表达”“按键设计影响运指速度”），帮助改革成果通过实践论证；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主动探索改良乐器的可能性，比如用改良古筝演奏现代曲目，用新形制竹笛融合世界音乐，让改良乐器的优势被市场看见，同时守护民族音乐的核心演奏特质。

（三）市场：以“实践认可”为信号，搭建“改革成果-大众需求”的桥梁

市场不仅是“销售渠道”，更是连接改革者与消费者、传递“实践认可信号”的“桥梁”。当前民族乐器市场的问题，在于“经得起实践论证的改良产品”与“大众需求”之间存在“信息差”，也在于市场对民族乐器的定位过于狭窄（局限于“专业演奏”或“传统场景”）。市场需主动作为：一方面，通过多元化场景（如音乐节、演奏会、线上演奏短视频）展示改良乐器的“实践价值”，让大众看到“这些乐器是演奏家真正在使用的，能演绎出打动人心的音乐”；另一方面，推动“乐器+教育”“乐器+文旅”的融合，比如开发针对儿童的民族乐器启蒙课程（选用适配初学者的改良乐器），设计融入传统元素的家居款乐器（兼顾演奏性与装饰性），让改良乐器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生活”，同时传递“以演奏实践为核心”的正确导向，避免市场被“复古无用”“西化至上”的错误论调误导。

四、结语：以“实践+共赢”守护民族乐器的“生命力”

民族乐器的改革，从来不是“复古”与“西化”的二元对立，而是“传统内核”与“当代演奏需求”的融合，是“民族工具价值”与“市场规律”的平衡。复古论调的错误，在于将“过去的形制”等同于“永恒的价值”，忽视乐器需服务当代演奏的本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在于将“借鉴西方”等同于“否定自我”，消解乐器适配民族演奏实践的核心优势。二者虽方向不同，却同样割裂了乐器与艺术、市场、文化的联系，最终只会让民族乐器失去生命力。

真正的改革方向，应始终锚定“乐器为演奏服务”的本质，以“实践论证”为检验标准，以“共赢”为推进动力：改革者守住民族根脉、对接艺术需求，让乐器经得起演奏检验；艺术家开放参与、守护文化价值，让改革贴合民族音乐表达；市场搭建桥梁、传递大众需求，让优质成果获得市场认可。当三者协同发力，民族乐器改革便不再是“赔钱赚吆喝”的困境，而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实践——既能在音乐厅里演绎经典，也能在街头巷尾传递快乐；既能满足艺术家的创作追求，也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既能传承中华文化的根脉，也能在当代市场中获得新生。唯有如此，民族乐器才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真正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大众、民族与世界的文化载体，实现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