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分析”是个很难过的关

天马

　　　　“路线分析”是个很难过的关

——说说“文革”时期那些事儿（十）

天马

（2025年10月10日）

“路线分析”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具体时间，它应该流行于“文革”后期、粉碎“四人帮”的初期，一直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算是彻底的“收场”了。

“路线分析”，一听就很吓人，“文革”中，有个怪现象，不管什么事情，动不动就往“路线”上扯，本来是个很一般的问题，扯到“路线”上，就是路线问题，要是上升到错误，那就是“路线错误”。所以，人们说，那个时候，中国有两个坑（倾），不是左坑（倾），就是右坑（倾）。按着“四人帮”的逻辑，左倾往往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右倾则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

那个年代，所谓“路线分析”，它不同于“爬坡”，“爬坡”往往是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涉及到路线问题则比较少。而且，从采取的办法来说，也大不相同，“爬坡”是首先确定一个基点，就某个问题、某件事情，大家一起“拔高”，觉得高度够了，也就“顺坡下驴”了。而“路线分析”可就不一样了，既然叫“路线分析”，它就等于首先把问题的性质定格在“路线”这个高度上。这就是说先“定性”，后“分析”。“路线分析”，一般是在领导班子内部进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从领导班子思想上、工作中找出存在的问题，然后，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去“摆现象，查根源，论危害”，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从时间上说，只要是进行“路线分析”，总是要达到十天半月。这十天半月，往往会采取两种情况进行：一种是一气哈成，搞那么三五天，一周左右；一种是“马拉松”式，短了半个月，长了一个月，两三个月的情况也是有的。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路线”问题搞明白了，其它事情都好办，生产服从于政治，思想领先于工作。

你去仔细研究“路线分析”，“路线分析”，听起来很可怕，挺吓人，其实绝大多数情况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也就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帽子”晃得很大、很高，慷慨激昂者有之，痛哭流涕者也大有人在。可落实到具体问题上，绝大多数人只承认自己是认识问题，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表示一定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没有一定水平，“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也照样是过不去“关”的。“路线分析”，最可怕的是被“分析”的人和事，不管什么人、什么事儿，只要是当上“路线分析”的典型，随着“分析”高度的提升，很可能从一般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再从路线问题上升到立场问题，甚至成了“阶级斗争”的对立面。这样，分析来分析去，领导同志只是找出了“思想认识不到位”、“路线觉悟不够高”这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被“分析”的人可就遭殃了，说不定被“临门一脚”，给踢到了“敌人”那边去了。

　　上个世纪末，在担任军分区常委秘书期间，我参加过一次分区常委的“路线分析”。这次“路线分析”，那可真的是“真刀真枪”，毫不含糊。这场“分析”，是按照省军区统一部署进行的，“分析”之前，各师级单位把“分析”的题目和整体安排，报告给省军区党委，省军区派领导同志分别参加各大单位的“路线分析”，到我们分区来“坐阵指导”的是省军区黄鸿瑞、张镇铭两位副政委。这次“路线分析”，由于省军区的统一部署，还有省军区首长直接坐阵指挥，分区常委非常重视，常委放下工作，“全天候”进行“路线分析”，总体安排半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既是常委秘书，又要为“分析”准备和整理材料，所以参加了“路线分析”的全过程。“路线分析”过程中，常委们解剖了“赵向华问题的处理”，从中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对有关问题作出处理。

赵向华同志，当时是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文革”前，他是南京步校教官，我还在当战士的时候，就听他讲过一次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那真是叫有水平，讲观点，谈战例，有评说，即席演讲，侃侃而谈，可谓是振聋发聩。“文革”中，因为他给领导同志贴过“大字报”，虽然当时没有作出什么组织处理，但被平调到军分区来当了宣传科长。粉碎“四人帮”后，涉及到“文革”中的问题，都要逐一作出处理。而赵向华的问题恰好赶上了常委的“路线分析”，这次“分析”又把他的问题当成了被解剖的典型。我想，如果不是成为“典型”，他的问题也就给个“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也就够了，因为他毕竟属于“文革”时期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发生的问题。成了“路线分析”典型，可就大不一样了，常委们就此问题，思想认识越拔越高，问题的性质越说越严重，最后，常委从中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一是在“路线”问题上是非不清，政治立场缺乏应有的坚定性；二是政治敏感性不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往往见势迟，行动慢；三是对干部管理失之于宽，该处理的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处理，而是一拖再拖，久拖不决。

常委“路线分析”结束后，把赵向华问题当作落实“整改措施”来作出处理。既然常委们把认识拔得这样高，组织处理就可想而之了，常委一致意见，决定开除赵向华的党籍。处理意见同赵向华见面后，赵向华同志对此表示不服，他提出的申诉意见有两条：一是强调自己的错误，属于一般认识问题，其性质只是思想觉悟不高，自由主义严重；二是强调自己的错误，是“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个人行为，自己当时的做法只是随波逐流而已。省军区副政委黄鸿瑞看到赵向华同志的申诉信后，表示两点意见：一是认为赵向华的两条申诉意见是有道理，有说服力的；二是认为赵向华同志，从申诉信上看，确实具有较高的水平，够得上是个人才，对他的处理明显有些偏重。常委的决议一经形成，而且是在省军区两位副政委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作出的，最后也没有得到撤销和修改。

由于赵向华同志对给予自己的处理，心里想不通，思想上难以接受，心理压力过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检查出了癌症，然后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就病逝了，病逝的时候仅有48岁。赵向华同志病逝后，他的爱人和孩子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全屯子的族人都出来反对，不允许他的骨灰入葬族墓，理由是他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赵向华同志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从小参加革命，背叛自己的家庭，从参军入伍后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由于他的做法，事实上早就被开除了“族籍”。我在想，就是这样一位为了革命，而背叛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他即使有缺点，有错误，也一定是热爱党、忠于党的好干部。可现在他却被开除了党籍，赵向华同志此时此刻，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不仅是赵向华同志的悲哀，更是“文革”一个时代的悲哀，它也是“路线分析”带来的恶果。

今天，我们重弹“路线分析”的“老调”，就是要记住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不要动不动就是“路线”，更不能无限拔高去“分析”，切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使党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奋发努力，实现中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