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述铮：虫豸文化趣谈

袁州逸民

虫豸文化趣谈

———中華博物通考《虫豸卷》序言节选

张述铮/文

《中华博物通考》（ 下称《 通考 》）是一部通代史论性的华夏物态文化专著，係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并得到 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全书共三十六卷，另有附录一卷，达三千万字，本文节选自其中的《虫豸卷》序言，今略有改动。

庄周梦蝶

　　何谓“虫豸（zhì）”？“虫”“豸”二词并举，始于秦汉典籍。《尔雅·释虫》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謂之豸。”历代多有沿袭，少有建树，清代之后，始据形态特点、习性特征以示区别，“虫”分为“毛虫”，指兽类；“羽虫”，指禽鸟类；“鳞虫”，指鱼蛇类，“介虫”，即甲虫，指龟蛇类；“倮虫”，亦作“裸虫”，指人类、蛙类，体表无毛羽鳞甲者。或分为飞虫、走虫、倮虫、介虫、异虫，或分为羽虫、毛虫、昆虫、鳞虫、介虫。“豸”，在古代则指大大小小的爬行动物。举凡当今动物分类中的昆虫纲、蛛形纲、多足纲，以及爬行动物、线形动物、扁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中的形体微小者，古代均视为“豸”。连称为“虫豸”，遂成为动物初始的总称。其后“虫豸”又有变义，汉王逸《九思·怨上》曰：“虫豸兮夹余，惆怅兮自悲。”此处专指那些形形色色的小动物，此即本卷指称的“虫豸”，结合现代动物学分类，将虫豸分为昆虫、小爬虫、杂虫（其它微小动物）三大类。

虫豸个体雖微小，然其生存之久、种类之繁、分布之广、形态之多、数量之巨，无论從生物、生态、应用、人文等角度，其意义和价值都大异于其它各类动物，或说其它各类动物所不能比擬，难以企及。虫豸既能飞于空，亦能游于水，既能潜于土，亦能藏于山，形体万千，情态互异，各具靈性。故而，本《通考》以虫豸与人类的关系爲视野，展现了一幅具体生动的虫文化画卷，既有学术价值，又充满趣味性。应用、人文等角度，其意义和价值都大异于其它各类动物，或说其它各类动物所不能比拟，难以企及。虫豸既能飞于空，亦能游于水，既能潜于土，亦能藏于山，形体万千，情态互异，各具灵性。故而，本《通考》以虫豸与人类的关系为视野，展现了一幅具体生动的虫文化画卷，既有学术价值，又充满趣味性。

蝉

　　博物有正名异名之别，本《通考》以通用、习见者为正名，余则列为异名。释正名，必追溯最早之语源，凡能够明确其学名者，均标以常见种类的拉丁文，并描述其形态及习性特征，尽可能使古之所言与今之所见，两相衔接；释异称，必持之有故，文献依据明确。凡有疑义，则详加考证辨析。如芫青、王不留行虫、葛上亭长、斑蝥、地胆，古人多视为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虫二·斑蝥》引梁陶弘景曰：“此一虫五变，主疗皆相似。二三月在芫花上，即呼芫青；四月在王不留行草上，即呼王不留行虫；六七月在葛花上，即呼为葛上亭长；八九月在豆花上，即呼为斑蝥；九月十月复还地蛰，即呼为地胆。”

实际上，五物虽属同科，但并非同种，本《通考》则各加按语，分列诸条，严以区别。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飒沓纷繁，难以胜数。本《通考》甚重此类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者的考释。无论经史、方志、诗赋、类书、笔记诸典籍，凡有所涉，广予罗致，力求精准而齐全。以甲虫中的“萤火虫”为例，计收录有“萤火”“即炤”“腐蠸”“流萤”“萤煌”“飞萤”“秋萤”“丹良”“丹鸟”“放光”“夜”“夜火”“夜光”“夜照”“夜游女子”“晖夜”“煇夜”“辉夜”“照夜清”“耀夜照清”“据火”“挟火”“救火”“妍”“粉鼠虫”“微么虫”“微么”“燐”“景天”“耀天”“熠燿”“熠耀”“熠爚”“焜耀”等异称别体三十余种。再如“螳螂”，搜罗了“当郎”“堂蜋”“螗螂”“螳蠰”“刀螂”“突郎”“石蜋”“石螂”“斫郎”“蜋”“螂”“斮蜋”“尿蜋”“蠰”“猴子”“蛑”“髦”“莫貈”“天马”“杀虫”“勇虫”“斧虫”“有斧虫”“巨斧”“拒斧”“斫父”“蚚父”“工蚥”“蜛蚥”“食肬”“食庞”“食疣”“食齕”“蚀肬”“齕肬”“齕疣”“齕䏵”“不”“不过”“马敫”“芈芈”“蝆蝆”“织娟娘”等异名别体，竟达四十余种，可谓收罗宏富，这在当今之专著、辞书或其它说部中，尚未见比肩者。

螳螂捕蝉

　　自《诗经》始，就出现了咏虫诗。历代文人墨客从蝶舞蝉鸣、蚁行蛇爬中得到灵感者代不乏人，或以虫言志，或以虫抒怀，或以虫为比，或以虫为兴，甚至直以虫名入于词牌、曲牌中者，如“蝶恋花”“粉蝶儿”“扑灯蛾”“一架蜂”等。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收集有关蝉、蝇、蚊、蝶、萤、叩头虫、蛾、蜂、蟋蟀、尺蠖、螳、蝗等虫类的诗、赋、赞等数量浩繁，难以胜算。后世仿其体例者尤多，如《事物纪原》《五杂俎》《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等，洋洋大观。不仅诗词歌赋，在成语、俗语中，言及虫豸者，亦不可胜数。如螳螂捕蝉、螳臂当车、飞蛾扑火、蚍蜉撼树、金蝉脱壳、作茧自缚、螓首蛾眉、庄周梦蝶等，不仅见诸历代诗文，今世辞章以虫爲喻者，至今仍沿袭不衰。如以蜗喻居、以蝶喻舞、以蝉翼喻轻明、以蛇蝎喻狠毒等，比比皆是，难以枚举。虫文化不衹体现于诗词歌赋成语熟语等方面，更体现于古老的姓氏谱中，自上古至魏晋南北朝，由于图腾崇拜或其他原因，常有龙、凤、虎、豹、牛、羊、犬、马、猪（后改为“朱”）诸姓氏，如此之类，不难理解，出人意料的是虫豸竟成为旗帜鲜明的大姓。中国的姓氏谱所载姓氏约五千六百种，以虫豸爲姓氏者已达四十之上，占有百分之七的比例。如“虫”“蚕”“蛾”“蝉”“蝈”“蚁”“蚳”“蜎”“蜚”“茧”“蜜”等等，何以如此之多？原因何在？可以断言，在中国古代，先民与虫豸的关系当是十分密切，所亲历目睹的形形色色的虫豸必定远超今世，于是选定各自喜欢的不同虫豸为姓氏，成为情理中事。其后随同社会的发展，人们目光的开阔，见识的深远，对于虫豸的认定发生了重大变化，虫豸之姓渐被贬低。如南北朝齐武帝因巴东王萧子响反叛，令萧氏改姓为“蛸”，故《通志·氏族略》有“以凶德为蛸氏”之语，其后以虫豸为姓氏者已甚稀少。

飞蛾扑火

　　但古往今来，虫豸已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绝不可等闲视之。如先民常凭藉蚂蚁筑穴或搬迁之类活动，以預测气象变幻或灵异别端，几乎代代相传，直达近世，历时久远。此外，更有以养虫训虫谋生，并以虫为商号名、职业名者，如宋陶谷《清异录》（《说郛》卷一百二十引）记述唐代都城长安有赛蝉鸣的“仙虫社”，聚蝉较鸣，以比鸣声长短高低。

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又载，南宋杭州杂耍项目中有“弄虫蚁”一科，可证我国古代有专门以耍虫为业的艺人。举国上下，玩虫之风与日俱增，其中以斗蟋蟀尤富盛名。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禽虫善斗》载：“斗蛩（“蛩”，即蟋蟀）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从唐代已开始养蟋蟀、斗蟋蟀，至宋代而大盛，已成为时尚之举。儿童玩蟋蟀的场面已见于绘画中，足见其范围之广。南宋宰相贾似道虽无政绩，却以善斗蟋蟀而名闻天下，而且还着有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促织”，即蟋蟀）。

黄蜂

　　明清之际，民间斗蟋蟀之风日烈，如明袁宏道《促织志》载：“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不论老幼男女，皆引逗为乐。”除了袁氏《促织志》之外、明刘侗亦编有《促织志》，同时明周履靖又续增贾氏《促织经》，清代朱从延著有《蚟孙鉴》（“蚟孙”，即蟋蟀）三卷、金文锦另著有《促织经》一卷、方旭又有《促织谱》一卷，可证斗蟋蟀之风尚尽皆融入了常年累月的生活中。

在中国古代，除却斗蟋蟀之外，又甚喜捕捉萤火虫，置于小灯笼中以玩赏。而自唐王涛《外台秘要方》之后，历代医书又将其作爲补肝明目的一味药材。而捕知了，玩知了，听蝉鸣，又有另一番乐趣。知了为蝉的俗称，其幼虫即知了猴。采集饲养知了猴，尤为百姓所喜爱，后世山东、河南等地的勤巧人家仍有以此为产业者，收入不亚于其它手工业。知了、知了猴不仅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同时也具有药用功效，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具有悠久的应用历史。知了、知了猴之外，还有蝉卵及蝉蜕也是常用的药材（蝉蜕就是知了猴在其羽化中脱去的外壳）。今有民歌云“蟋蟀一生穷打斗，知了三代救人命”，可见国人对“虫豸”的观察，是何等深入，何等细密！

《促织经》

　　据以上论述可知，小小“虫豸”并非“微不足道”，在当代，一般民间甚少关注，放眼世界，其具体功用大有超前之势。近现代的仿生学，有许多门类就始于对虫豸生理结构、行爲功能等的效法，如飞机效法于蜻蜓，人工冷光效法于萤火虫，气味探测仪效法于龙虾，探路仪效法于蝙蝠之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除却仿生虫豸之外，国内外诸多专家将虫豸研究列爲一门别具风范的学科，如营索虫豸、资源虫豸、传粉虫豸、天敌虫豸、药用虫豸、法医虫豸、食用虫豸之类，风气正盛。概而言之，无论昔日还是今世，虫豸一直与人类种保持着种种密切关系，虫豸必将在人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小小虫豸一文，正体现了《通考》所推崇“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人间正道！作用。

小小虫豸一文，正体现了《通考》所推崇“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人间正道！

斗蟋蟀

青铜器上的虫书鸟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