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畔访故宅，功过论中堂一一李鸿章故居参观沉思

姚先生

　　金秋十月，丹桂的馥郁芬芳漫透合肥的街头巷尾，恰逢国庆与中秋双节同庆，团圆的氛围与假日的喜悦交织，我与家人便在此刻驻足这座皖中名城，开启了为期六天的风情之旅。

　　10月2日的早晨，我们循着淮河路步行街的繁华烟火，找寻到绻缩于闹市中的晚清名臣李鸿章故居。这处故居与周遭霓虹闪烁的摩天大楼形成反差，它以一袭黑瓦灰墙的古朴姿态，静静伫立在车水马龙间，宛如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默默等待着游人叩响时光的门扉。

　　步入故居，占地3500平方米的江淮民居格局徐徐铺展。前后三进院落层层递进，两层砖木楼宇错落有致，飞檐翘角间尽显皖派建筑的精巧，雕花窗棂上则细细刻着岁月的纹路。

　　虽值假日，故居内游客并不稠密，少了热门景区的喧闹嘈杂，多了份能让人沉心品读的静谧。穿行在迂回回廊与陈列展厅之间，仿佛能听见百年前的脚步声在梁柱间轻轻回响，那些斑驳的木柱、褪色的匾额，都在无声诉说着主人李鸿章跌宕起伏的一生。

　　故居内的“李鸿章生平展”，用珍贵老照片、泛黄奏折手稿与详实文字史料，为参观者清晰勾勒出这位晚清重臣的人生轨迹。展览循着“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的脉络依次递进，将一个立体鲜活的李鸿章从历史尘埃中打捞出来。

　　李鸿章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他的一生恰好与晚清风雨飘摇的岁月重叠：从少年及第、踏入仕途，到组建淮军、平定战乱，再到主持洋务、周旋列国，最终却背负骂名、签下辱约。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提及李鸿章，世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不平等条约签订者”的标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刻满民族屈辱的文书上，他的签名如一道醒目的伤疤，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百余年来背负着无数骂名。

　　对于这一点，故居内展览并未回避，而是客观还原了历史，彼时的清朝已经积贫积弱，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天朝”的幻梦，在列强环伺下，“弱国无外交”已成铁律。这些条约本是清政府战败后的无奈妥协，李鸿章作为清廷的“外交代言人”，纵有万般不愿，也只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周旋。那些看似“卖国”的标签背后，藏着一份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与挣扎。

　　若仅以“签约者”的身份定义李鸿章，未免太过片面。在故居展厅中，大量史料还记载了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先驱”的另一面，这也是我此次参观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李鸿章自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手握清廷经济、军事、外交实权，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试图以一己之力为腐朽的王朝注入新生机。他的一系列举措，推动着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亲手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

主持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与停滞；

创立北洋水师，建成旅顺、大连、威海卫军港，让中国海军在1875至1885年间一度成为亚洲最强；

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倡导科举改制，为中国培育了第一批近代化人才。

展厅墙上悬挂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第一”牌匾，更清晰记录着这些功绩，每一个“第一”，都是他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有力佐证，也为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军事上的建树，同样是李鸿章人生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席卷全国，清廷统治岌岌可危。正是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凭借严明的军纪与灵活的战术，相继击败太平军与捻军，成为维护清廷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此后，他又仿效西方创办兵工厂，制造西式枪炮弹药，推动清军武器装备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型，迈出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关键一步。这样的雄才大略，难怪能得到清廷的信任与重用，成为晚清朝廷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然而，再杰出的人才，也难以挣脱时代的枷锁。故居中一幅慈禧太后与朝臣议事的照片，仿佛道尽了李鸿章的无奈——在那个皇权至上、吏治腐败的年代，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得不唯慈禧太后的脸色行事。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飘摇的破船，即便有技艺精湛的舵手，也难以抵挡狂风暴雨的侵袭。李鸿章倾尽一生试图“补天”，却终究没能挽救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功过难评”的历史漩涡。

淮水汤汤，见证了合肥的百年变迁；故宅巍巍，留存了一段复杂的历史记忆。此次参观李鸿章故居，不仅让我近距离触摸到了晚清的历史脉搏，更让我学会了以辩证的思维看待历史人物。或许，这便是李鸿章故居存在的意义——它不只是陈列文物的场所，更是引导我们思考过去、启迪未来的窗口。而李鸿章这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也值得我们在百年后的今天，给予他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评价。

　　“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