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大槐树</p><p class="ql-block">美篇号：7169804</p><p class="ql-block">图片：部分来自网络</p> <p class="ql-block"> 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1861年8月22日，原本是早产儿，少年时纵马受伤，再加上五毒俱全的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年仅31岁。他在英年早逝之前，曾见证了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的痛苦挣扎，至于他留不留遗憾我不知道，也许当时的国人也不知道。但皇帝位由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即任，原定年号“祺祥”。曾铸造国币祺祥通宝，重宝等流通货币。可惜没过多久，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同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登皇帝位，于1862年改祺祥年号为同治。从此大清帝国进入慈禧垂帘听政长达50年的“同光宣”新时代。</p><p class="ql-block"> 同治通宝之前的祺祥通宝，重宝均为黄铜质，小平通宝背满文纪局，重宝当十大钱背纪局纪值，基本上是试铸品，市面罕见，如果友友们有幸遇见，纯粹是长生天的眷顾，因为该钱币只存活六十多天，这种没过百日的祺祥通宝与后来的百日维新不能不让人深思啊…</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 </p> <p class="ql-block"> 1862年同治通宝开炉试铸，为黄铜，红铜两种质地；币种有满文纪局之小平通宝，还有重宝大钱背纪局纪值！同治通宝小平钱除去各局母钱，样钱铸造精美以外，其它普币因铜溶液的杂质较多，铸造工艺粗糙，钱体以薄、小、字迹不工整，多数漫晦不清，故收藏者寥寥。但特殊版别如同治通宝背满汉“桂”；宝济局厚重大样；宝云局背“文五”、背“山”、背“八”等；宝州局背“合”、背“又”、背“之”等；叶尔羌背“当十”、“当五”红铜质；背库车局“当五”、“当十”以及宝新局背“新十”等红铜质同治通宝；同治通宝还有祝寿宫钱背“福寿”；背“辛未福寿”、背“寅福寿”等都很受古币藏家欢迎。</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而同治重宝当十钱一般都很讨人喜欢，也有稳定的收藏市场，比如同治宝伊当四；宝巩当五，当十；宝泉，宝源当十；热西丁汉红钱（回文钱）等等，都是泉友们趋之若鹜的泉藏佳品。</p> <p class="ql-block"> 从同治元年（1862）至光绪元年（1875）期间，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小日本明治维新方兴未艾。而在同治通宝流过的地方，清王朝正在进行一场试图在传统框架下，把大清帝国实行内装修，不断的做自我更新的悲壮努力，洋务运动，史称“同治中兴”在这种夹缝中徐徐开启。一些有识之士以“自强”，“求富”为口号，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设备来实现国家的农耕文化转型。</p><p class="ql-block"> 同治通宝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象征，它铸造并流通的本质就是恪守千年传统，目的却是为洋务运动筹措经费。这种矛盾贯穿了整个“中兴”过程！在维持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伦理不变的前提下，要想通过技术层面上有限的而且极其有限的改革来实现富强，总让人觉得忐忑不安！而国之栋梁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崇厚等洋务派官员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建立近代海军，派遣幼童留美，这些努力已经是刮骨疗毒的存在了。</p><p class="ql-block"> 由于同治通宝在社会大变革，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的流通举步维艰，再加之政府改革的局限性以及由于各省铸造钱币标准不一，白银外流的现象比咸丰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货币体系的混乱不堪与洋务运动初期本身存在的缺陷，都深刻的为同治通宝所代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张力而加力。铜钱和银两二元经济体系的分割状态仍然是该时期的主流，这个局面背后有更深层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是同治通宝无法解决，无法言说的隐痛。</p> <p class="ql-block"> 1875年，同治通宝随着爱新觉罗.载淳的落幕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代表的困境至今仍发人深省：一个传统文明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再实现向现代化工业转型？这是一个有哲学高度，有严密逻辑性的命题，它并不是有限度的技术革新，就能挽救清王朝腐朽的命运？而洋务运动它唯一的现实意义，就是开启了帝国现代化的先声，为后来社会的变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p><p class="ql-block"> 作为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代表的同治通宝，它是大清帝国挣挣扎扎，跌跌撞撞迈向现代世界，拥抱工业文明的最早期的践行者与见证者。它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提醒我们，改革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艰难探索。今天的同治通宝，光泽已经暗淡无光，但它所提出的问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技术与制度等等之间的辨证论治之关系，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