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民：勘误，再进行

美丽大荔

勘误，再进行

文/王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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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之际闲来无事，便抱着一部《大荔县志》（1994版）啃起来。虽说个人知识水平有限、能力眼界一般，但凭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之下，竟也发现不少问题。中途因为杂事甚多撂了一段，最近闲暇重又拾起，仅“第二十一篇·文物”就发现存在诸多问题。

　　1，（P869）第四行提到：“大荔县……史前文化又是个绝大的空白。”第十一行又提到：“仅就史前文化讲，（有）……大荔人文化……沙苑文化……梁家、同堤等文化遗迹。”两处叙述明显矛盾，前一段如果说是对建国前文物状况的描述，那么对史前文化这一块应该是一个判断性的印象概念（妄下结论），这是志书叙述的大忌。

​ 2，（P870）第二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段提到：“20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家遗址……”。结合（P873）内容，严谨地讲，应是“梁家坡遗址”。

​ 3，（P874）第二节·古城遗址提到（一）辅氏城遗址“据《统志（明）》记载”，应规范为“据《大明一统志》记载”。（三）魏长城遗址“南起华县”，应为“南起华阴”。

​ 4，（P875）第三节·古仓、浮桥、渠道遗址（一）古仓遗址提到：“永丰仓遗址，公元589年……在沙苑建立了永丰粮仓。”其实不然，永丰仓，原名广通仓，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建。遗址原在华阴境内，后渭河南移，仓址在今大荔境内。同页，（二）蒲津浮桥遗址第二段提到：“唐开元十九年（732），在蒲津两岸各造四头铁牛……”。首先，唐开元十九年是公元731年，不是732年。另，结合（P10）内容，黄河铁牛的铸造时间应是“唐开元十二年（724）”，距山西永济铁牛出土时（1989年）已1265年（或称1260余年），而不是（P876）第九行提到的“1250余年”。

​ 5，（P877）第四节·宫宇、寺观、祠庙遗址（一）宫宇遗址，一是应将“北周”和“后周”的称呼统一起来；二是“以后凡在同州为官的，多兼任长春宫使。”应清晰为“以后凡担任同州刺史的，多兼任长春宫使。”同页，（二）寺、观遗址，一是隋文帝杨坚出生于龙窝巷，而不是“般若寺”；二是法琳所著《辩正论》，而不是“《辨正论》”。

　　6，（P878）表述诸寺、观遗址提到：“威明观……康熙巳丑（1709）发现明洪武二十一年碑石……”。1709年，纪年应是清康熙己丑年，“己丑”不是“巳丑”。

​ 7，（P879）朝邑文庙遗址提到：灵星门，应统一规范为“棂星门”。同页，九龙庙（池）遗址，摘记清代金和暄《九龙八景》诗，“亚媛流芬岁月长”中的“芬”应为“芳”，“桃苑仙人想衣裳”中的“苑”应为“花”。

​ 8，（P880）表述诸祠、庙遗址之“乡贤祠”大荔，提到的第四人：教授石鼐，应为“教授石谵”。最后一人：岁贡生马 土，空缺了一个字，应为“岁贡生马稢土”。

​ 9，（P881）第二节·丰图义仓提到：“清光绪八年（1882）由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倡议始建……”。清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任户部尚书；清光绪十一年（1885），阎敬铭升任东阁大学士。因而此段以“清光绪八年（1882）由户部尚书阎敬铭倡议始建……”为妥。

​ 10，（P882）第三节·金龙高塔提到：“塔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明末重建。”其中涉及的明嘉靖“华州大地震”纪年有误，“华州大地震”发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即公元1556年1月23日。

​ 11，（P883）第四节·文殊新塔第二行，“冯饮哉”应为“冯钦哉”。冯钦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民国二十五年（1936）驻军大荔，重建文殊新塔。

​ 12，（P885）王仁皎墓（唐）第二行提到：“王仁皎……累官开封仪同三司。”应为“王仁皎……累官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唐代一品文散官。

​ 13，（P886）表述诸陵墓提到：“阎丹初墓”，应规范为“阎敬铭墓”。同页，荔北战役烈士陵园纪念碑正面题写内容，应是“荔北战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不是“荔北战役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14，（P894）动物化石第一行提到：“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开掘龙首渠时，首次发现了动物化石。”参考（P8）内容，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15，（P906）表述绘画藏品最后一行，编号004，作者应是“蒙寿芝”，不是“蒙寿之”。

16，（P907）大荔县古籍善本书目录：编号039，三部书名分别为《翰林笔削字义》《韵律鳌头》《海篇心镜》；编号042，书名《宋宰辅编年录》；编号044，书名《洛西集》；编号046，编撰者明·俞安期；编号050，编撰者明·王维桢 南师仲；编号052，编撰者明·胡广；编号054，编撰者明·徐问；编号055，编撰者明·穆文熙；编号056，编撰者汉·应劭；编号058，《晋书》编撰者唐·房玄龄，《唐书》编撰者宋·欧阳修，《五代史》编撰者宋·欧阳修；编号065，编撰者明·王鸿；编号070，编撰者明·金燫；编号071，编撰者明·安世凤；编号072，编撰者明·王道行；编号073，编撰者明·张居正；编号076，编撰者明·陈良卿；编号080，编撰者清·李柏；编号081，编撰者清·罗景；编号082，编撰者清·张鹏翮；编号086，编撰者明·焦竑；编号087，书名《忠武廉节集》，编撰者明·徐标；编号089，书名《逊志斋集》，编撰者明·方孝孺；编号091，编撰者清·高宗弘历；编号092，编撰者唐·徐坚。

　　多年以来，出版界“无错不成书”的顽疾早已引起社会的严重不满。尤以志书为甚，行文的统一性、科学性、准确性，直接决定志书的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指出，没有哪种书承载的信息量比志书更大更多更全面了。志书如果质量不高，谬误漏洞很多，贻害要比任何书的错误更大更久。就此而言，及时发现更正错讹，意义还是比较重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