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北天目山余脉的丘陵地带，安吉上马坎遗址的土层中，静静躺着一组距今约80万年的“宝贝”——石核、刮削器与砍斫器等石器。它们没有精美的纹饰，也没有复杂的结构，却像一把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集取材、切割、劈砍等功能于一身，见证了安吉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存智慧。 走进安吉县博物馆历史展厅，玻璃展柜里的单台面石核总能吸引参观者的目光。这件长8.5厘米、宽11.5厘米、厚7.8厘米的文物，青灰色的石体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痕迹，自然形成的台面边缘，击点与半锥体阴痕清晰可见，长长的刮削器疤如同岁月刻下的纹路。它并非独立的工具，而是古人类的“原材料工厂”——当需要刮削器时，人们会用坚硬的石块作为“锤子”，反复敲击石核的台面，让薄而锋利的刮削器从母体上剥离。在80万年前的安吉，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这件石核就像“瑞士军刀”的刀身，为后续所有工具的制作提供基础，是古人类开启生存之旅的“第一块拼图”。 从石核上剥离的宽形刮削器，则是古人类手中灵活的“多功能刀片”。展厅里那件长12.3厘米、宽16.1厘米的刮削器，虽然边缘因岁月侵蚀略显粗糙，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锋利——自然台面保留完整，打击点虽显散漫，却让刮削器的刃口呈现出均匀的弧度，半锥体大而凸起的结构，让刮削器既轻薄又有韧性。在实际使用中，它的用途远超想象：古人类可以用它切割猎物的皮肉，将兽肉与骨骼分离；也能用来刮削木材，制作简单的木棒；甚至可以用它剥离植物的根茎，处理采集到的果实。就像“瑞士军刀”里可替换的刀片，刮削器无需复杂加工，剥离后即可使用，用完即弃，再从石核上获取新的，这种便捷性让它成为古人类日常活动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如果说石核是“原料库”、刮削器是“小刀片”，那么砍斫器就是这套“生存工具组”里的“重型装备”。展柜中那件长11厘米、宽9厘米、厚6厘米的砍斫器，外形略显敦实，青灰色的石体上，左右两侧向背面加工的痕迹清晰可辨，两条较直的刃口如同精心打磨的“斧头”。它的重量与厚度，让它拥有了强大的劈砍能力：面对猎物的骨骼，它能轻松敲碎，获取骨髓中的营养；遇到坚硬的树木，它可以劈砍枝干，搭建临时的庇护所；甚至在需要挖掘土壤时，它也能充当“铲子”，帮助古人类寻找地下的植物根茎。与“瑞士军刀”里的凿子、开瓶器等专用工具一样，砍斫器是为应对“重活累活”而生，专门解决刮削器无法处理的难题，填补了轻型工具的功能空白。 这三件看似朴素的旧石器，在安吉古人类的生活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链”：从石核获取原料，用刮削器处理精细活，靠砍斫器完成重活，三者相互配合，就像“瑞士军刀”上不同功能的组件，覆盖了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需求。上马坎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在同一土层中，这三类石器的数量占比超过了出土旧石器总数的70%，足以证明它们是古人类最依赖的工具组合。 80万年前的安吉，气候温暖湿润，丘陵与平原交错，河流纵横，这里生活着剑齿象、肿骨鹿等动物，也生长着丰富的植物。古人类正是靠着这套“石制瑞士军刀”，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站稳脚跟：他们用石核制作刮削器，用刮削器切割兽肉，用砍斫器处理骨骼与木材，一步步从原始的采集、狩猎，走向更有规划的生存模式。如今，当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件件文物，更是一段鲜活的生存史——它们是安吉古人类用智慧与自然对话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史上，一颗闪耀着原始光芒的“明珠”。<br> 这套“石制瑞士军刀”，没有华丽的外表，却藏着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它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不始于复杂的创造，而始于对工具的精准运用，始于在自然中寻找生存答案的勇气。在安吉这片土地上，80万年前的古人类用石头书写的故事，至今仍在博物馆的展柜中，向我们诉说着文明最初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