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 文学返归自身</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 徐成淼</b></p><p class="ql-block">在我们老祖宗那会儿，文学是和政治、哲学、历史等掺杂在一起的，所谓文史哲不分。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常常以近似于文学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文学也就借了政治、思想、哲学的力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p><p class="ql-block">我们的老祖宗又大力鼓吹“文以载道”，“文”载上了这个“道”，更准确地说，是“道”要仰仗“文”得以推行，“文”的重要性就更毋庸置疑了。弄到后来，文学成了“经国之大业，举世之盛事”，更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东西了。</p><p class="ql-block">到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这个传统也没多少改变。“五四”文学革命横扫了许多旧营垒中的东西，唯独“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观念没有触动。“五四”文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谋求国家的振兴，民族的解放。当时的文学先行者，就是把文学当作“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的。</p><p class="ql-block">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载道”功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被强调，被强化，有时甚至到了唯此为大的程度。那时不少文学作品，就是当作政治学习的手册或文件来学习应用的。反过来，历次政治运动，也差不多都是拿文学作品开刀。</p><p class="ql-block">这种情况在新时期开始之初，仍没有根本改变。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一篇《班主任》，一篇《伤痕》，就叫无数中国人奔走相告、激动不已。如今细细回想，这并不是文学本身的力量；而是因为读者在《班主任》和《伤痕》中，读出了某种政治信号，引起了某种政治共鸣。</p><p class="ql-block">到了90年代末，中国文学几千年承袭而来的这种“文以载道”的传统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经济的市场化，信息的普泛化，思想的多元化，导致文学的至尊地位被彻底颠覆。文学作为政治手术的切割口，文学作为政治气候的风向标，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鼓风机，文学作为哲学思想的代言人：这样的局面已一去不返。文学正在摆脱许多原本不该由文学承担的东西，文学正在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学正在返归自身。</p><p class="ql-block">这其实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文学本来就只是文学，是作家写、读者看的一种书面文字。它当然与社会人生有关，与人间世事有关；文学有可能影响人的思想、情绪、性情、观念和意识，但文学并不能担当救世的责任，并不能起挽狂澜、扭乾坤的作用。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夸大，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妨碍了文学本身的正常发展。</p><p class="ql-block">文学返归自身，许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例如作家地位问题：过去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没多少人这样看了。这是对的。鲁迅早就说过，以为作家诗人与众不同，升天之后可以坐在上帝身边吃糖果，是一种误解。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贵族封号，作家头上本不该有什么特别辉煌的光环。</p><p class="ql-block">文学回到原来的位置，对文学本身来说，不仅没有损害，而且大有好处。你再不能依靠别的力量来推销你的作品了。要让更多读者读你的作品，你就得把自己的东西写得好些，更好些。 </p><p class="ql-block"> 2006年7月</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原载：</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贵阳日报》2006年7月26日</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歌无止境：徐成淼杂感随笔选》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