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武昌起义

诗书剑

踏着前辈的足迹（6）

我伫立于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前，如丝的细雨轻柔地飘落在我的头顶、手上和身上。我的目光紧紧锁住先生的铜像，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飞回学生时代，努力从记忆深处找寻课本里关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零散片段。

未婚妻悄然走近，默默撑开雨伞，无言地与我并肩伫立。直到好友邱先生和彭女士前来催促，我们才一同前往三烈士亭。

那是1980年2月24日，我初到武汉的第三天。恰逢周日，在好友提前联络安排后，我们冒雨前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与三烈士亭。彼时，军政府旧址正在修缮施工，我们只能在室外短暂停留，唯有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得以完整瞻仰；而位于武昌造船厂内的三烈士亭，已坍塌多年，我们只能观看遗址和遗物，据有关人员介绍，重修工程已经启动。

　　看过这些尚待修缮的纪念地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我脑海中依旧是零碎片段。为了还原那段完整历史，1984年及此后，我多次探访已更名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旧址、重修后的三烈士亭及相关场馆。我认真观看每一件展品，仔细研读每一份史料，并结合对相关人士的访谈，才逐渐理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

清末的中国，觉醒的国人已看清清政府的腐朽和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沉重民族危机。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于同年11月凝练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这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凝聚起越来越多革命党人坚定信仰。

在三民主义感召下，武汉的文学社与共进会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仅湖北新军之中，就有五分之一的成员加入革命组织。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借口，将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转卖给列强，引发湘、鄂、粤、川各省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的反抗尤为激烈。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并枪杀请愿群众，这一暴行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荣县率先宣布独立，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由于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地区防务空虚，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同盟会指导下，组建统一领导机关，计划邀请黄兴、宋教仁或者谭人凤前来主持大计。9月24日，新军各标营代表齐聚，确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后来，因经费不足，以及黄兴、宋教仁延迟抵达武汉等原因，起义被迫推迟至10月16日。

起义前夕，孙武带领丁立中、李作栋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作炸弹，这里既是制作炸弹的地点，也是共进会的机关所在地，藏有革命党人花名册及起义文件。10月9日，孙武检验炸药时，刘公之弟刘同（14岁，并非革命党人）抽烟不慎，烟灰引燃炸药，引发爆炸。虽此次爆炸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来不及取出的名册与文件被俄租界巡警搜走，刘同等人被捕后被移交给湖广总督瑞澂。

经不起酷刑，刘同供出革命党人的机关及活动地点。瑞澂当即下令封锁武昌城，按刘同供词及名册大肆搜捕新军革命党人。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紧急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定于10月9日午夜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却因全城戒严、联络中断而失败，军警随后展开疯狂搜捕。当晚，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不幸被捕，次日凌晨英勇就义。

　　面对敌人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决心自行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7时许，新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巡视时，发现正目金光龙在装填弹药，上前质问，士兵程定国果断开枪。枪声惊动整个军营，蓄势待发的士兵们随即向长官开火。此时熊秉坤赶到，吹响哨声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因弹药此前被当局收缴，众人首先攻占存放子弹的楚望台。城北第21混成协士兵李鹏生听到枪声后，点燃草料库予以呼应，起义的浪潮迅速席卷武昌。

经过一夜激烈战斗，起义军成功占领武昌（汉口、汉阳也相继被占领），随即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武昌起义的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省纷纷响应，最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梳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以发现，孙中山先生虽未直接参与武昌起义，却通过思想奠基与精神引领，深刻影响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纲领，以《民报》为重要阵地，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凝聚起广泛的革命力量；从萍浏醴起义到黄花岗之役，“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持续积累着革命基础，即便在武昌起义之后，仍为外交斡旋提供重要的原则指引。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三民主义从理想逐步走向实践，《临时约法》确立的共和政体，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起点。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会议，并通过《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全新阐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新三民主义。因其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相契合，不仅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以及新中国的建立提供重要助力。

我踏着前辈的足迹，参观武昌起义遗址及展品，寻访相关人士，终于对孙中山先生与武昌起义的紧密联系，有了比较清晰、完整的认识。

当我再次伫立在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前时，心中已满是笃定 ，再无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