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军：李伯安的高度就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高度

吅白艺见

你的高度就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高度

郑州大学 汪振军

2018年4月30日下午，我来到位于郑东新区的河南省艺术中心（河南美术馆）参观了李伯安先生的画展。

在此之前，早就通过媒体和艺术界的朋友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印象还不是特别深刻，只知道他是河南的知名画家，画了一幅很有名的作品《走出巴颜喀拉》，在国内美术界反响很大，画家本人已经去世20年，至今人们还在怀念他。

等到我进入展厅，一幅一幅近距离的看完，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一定要把这位画家推荐给大家，他的画太好了，他是河南真正伟大的画家！

当天晚上，我将李伯安的画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李伯安先生的画有着激荡人心的力量，表现了历经苦难与沧桑的人依然坚守精神的信仰与追求。他以写实而不是唯美、直面而不是逃避，反映人的贫困与丰饶、脆弱与坚强。正由于此，他成为我们这个平庸时代的伟大画家。”

我之所以对这位画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不是因为他显赫的地位，不是因为他耀眼的头衔，而是因为他的画，他的短暂而精彩的人生。

从他的画来说，他是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他的画有一定的技巧，但这并不是他成为伟大画家的理由。我在展厅中看到一幅他上个世纪80年代画的《少女》作品，不少人对这张画表示赞赏。这幅画也确实唯美，赏心悦目。但是，这不足为奇，只要是美术专业毕业的人，稍微用点心，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这代表不了李伯安的水平，真正代表画家水平的，应该是他反映藏民生活的那些画。那些画不是唯美的，按一般人的理解，甚至不美。但这些画能给你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这种冲击力可以由形象抵达心灵——让你震撼，让你感动，让你反思，让你敬佩。让你感觉到人的气息，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坚持的力量，追求的力量。画家笔下的藏民形象饱经沧桑、历经苦难，脸上和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贫困的物质生活和严酷的气候条件，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印记。但他们的精神没有因为环境变得萎缩，反而更加坚韧。你仔细看看他们那坚定的眼神，手里的转经筒和匍匐前去朝圣的身影，你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精神的感染。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巴颜喀拉是藏民心中的圣山，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这不仅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而且是一条精神的河流。走出巴颜喀拉，预示着黄河不畏艰难险阻，奔腾向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水是至柔的，也是至刚至坚的。《走出巴颜喀拉》这121米长卷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中华民族的化身！勤劳而勇敢，苦难而坚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画，李伯安成为20世纪中国画的代表人物。李伯安的高度就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高度。

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生前却寂寞无名。身后的盛名与生前的无名形成强烈的反差，已经成为今天大众传媒炒作的热点。人们在关注他的盛名和作品的同时，确实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当整个艺术界追名逐利之风盛行时，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李伯安这样的画家？一个时代，不能总是为那些伟大的画家逝去而留下诸多遗憾。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谁发现千里马，爱惜千里马，谁为千里马提供奔驰的场地？

李伯安是幸运的，因为他凭借《走出巴颜喀拉》而一举成名；李伯安又是不幸的，因为在他还没有看到成功的时候就累得倒下了，永远没再起来。他生前所受的磨难与委屈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以现在艺术界看人的惯例，他没有强大的学历背景，不是清华、北大、中央美院毕业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美术学校。尽管在改革开放后，35岁的他，也试图通过考研究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两次都失败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在出版社做一个普通的编辑，总算有了一个职业，一个饭碗。但这也不足以成为他与美术界同行竞争的资本。及至去世，他也只是一个副编审和一个国家级美协会员。但李伯安好像对这些并不在乎，他更在乎的是画画。能画出好画，就是他最大的满足。为了画画，他可以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把绘画当作自己的生命，除去绘画，生命中再没有更重要的事了。也正由于他一门心思扑在绘画上，其他的事也就无暇顾及了。

作家李佩甫在《怀念大师》一文中写道：曾听人说，早年，伯安先生一直渴望着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可他没有，他住的房子太小了，实在是放不下他那支笔。于是，为得到一间小小的、盼望已久的画室，平时沉静、木讷的伯安先生，竟然想出一个东方式的、民间化的解决办法——离婚。在他心里，画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这间小小的画室，在世俗社会里，他甚至敢于舍去脸面。就这样，他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搬出了家门，走出了温馨，选择了寂寞，在过了许久“单人抗战”的生活后，才勉强占有了一间小小的所谓的“画室”。

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痛。我们的社会给予那些真正想做一点事情的人关爱太少了。这是我们的罪恶，也是我们的耻辱！该关心的不关心，不该关心的却给了很多。

传说中的李伯安，面目清癯，身体孱弱，讷于言辞，为人和善，是典型的文人书生。以这样的性格，又怎能应付你争我夺的现实社会？怎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所谓的种种好处？李伯安可能知道自己的性格，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能做的事，尽量去做。做不到的事，最好不会去做。也许，正因为此，他才将所有的精力用于创作，用于钻研，用于他心爱的绘画事业。他的退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取？退于庄子所说的“心斋”之中，才能有时间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艺术境界。“澡雪精神”才可能将他的精神、气质、才华才全部融注于艺术，无问西东，无怨无悔。据说，他执意西行，义无反顾地画，先受知于东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后，受知于作家、画家冯骥才。他什么也不需要，只是欣慰于得到的鼓励，便有万丈豪情。所以说，他是退守的，也是进击的。

他是柔弱的，又是刚强的。正如老子所言的“上善若水”，柔中有刚。平静只是他的外表，刚强才是他的内心。在他生前，有一位画商让他按照要求画一批画，并给予不菲的报酬，由于不愿委屈自己，他断然拒绝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一个画家的身价通过一平方尺几万块钱来量化时，李伯安的决定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风骨！这使我想起马克思所说的一段话:“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李伯安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生存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太少了。也正因为少，才显得弥足珍贵！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就成过眼烟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哲学。李伯安是一个对生命早已大彻大悟的人，生前几次提到作家和艺术家的早逝。他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感，但依然奋力前行，鞠躬尽瘁，直到最后一刻。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命题：“向死而生”。死亡当然意味着一种终结或结束，但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结束。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直接面对死亡的过程中，内心才会产生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紧迫感，才会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进而尝试活出自身的价值。只有这时，人才真正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本真”的自我，什么才是“本真”的生活。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来说，“死”似乎是有些悲壮、决绝，但“死”又何尝不是一种“唤醒”和“重生”。放在整个宇宙的高度看，人的生命非常短暂，正如佛教所说的“如露亦如电”。既然意识到人生的长度不可改变，为什么不在有限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向死而生”是对生命的热恋，是对有限人生的无限超越，是在似乎不自由而“命定”的人生中，追求精神自由的最大化，冲破现世的牢笼，让生命绽放花朵，进入一种“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因此，艺术是超越现实的，艺术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超人”。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李伯安，理解了西方的梵高和中国的徐渭！李伯安正是用生命最后的10年时光，换来了《走出巴颜喀拉》，他也因这幅画超越了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生！

20年前，李伯安去世时才54岁，那正是人生的盛年！20年后的今天，李伯安已经74岁，进入了人生的老年。如果在世，他会作何感想？然而，人生没有如果，逝去的永远不再回来。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在我们心目中都会记得有这么一个人——李伯安；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都会记住有那么一幅画——《走出巴颜喀拉》。永远的李伯安，永远的《走出巴颜喀拉》！

愿逝去的人安息，愿活着的人珍惜！愿我们的生活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2018年5月6日

作者：汪振军，郑州大学二级教授，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