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历博:青铜文明与早期中国系列（十四）从西土之外到西土之人-四川盆地商代前后文化的变迁（北大孙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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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当时被推举为天下共主的首领"帝"，无论是尧、舜还是禹，都有"四岳"即四位辅政大臣（另有认为是一位或两位名"四岳"的大臣等不同说法）帮助他们掌管四方诸侯。直接掌管中央疆土的"帝"与掌管四方疆土的"四岳"（如果是四位的话，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构成想象的当时天下。

传说时代的五帝时代以后，是"原史时代"的夏商周"三代"。据说夏王朝的开国君王夏禹划分天下为九州，这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不过，可能是夏王朝首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都城目前所知的街道分划却是一个"九宫格"式的格局。由于中国古代都城有仿效天下九州的"缩放大地"规划手法，如果二里头城就是模仿九州，或许也可以作为论证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一个证据。

夏代以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商王朝就形成了"中商"与"四土"的概念。

所谓中商即"商""商中"或即"中土",也就是商王直接治理的区域。四土就是中商的周边，是商王间接管理的地方。这种中间广大地方称中土，中土为四方之主的概念一直影响到后世。《淮南子·地形训》:"正中冀州曰中土。"高诱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

商代晚期，周人兴起，成为西方各族的首领，故商王文丁封周公季历为西土之"方伯"，号称"周西伯"。西伯周昌（后来周文王）之时，周人用敬献珍贵礼物等方式获得商纣王的信任，被赐予斧钺，得到了权力的象征物，可以代理商王征伐西土的其他古族或古国。周国从此东征西讨，逐渐集聚了灭商的实力。

从商周关系来说，商是中土而周在西土，古蜀国所在的四川盆地就更在商的西土之外了。

"古蜀"是为了区分先秦与后世在四川建国的名"蜀"的国名而提出的现代概念。古蜀所在四川盆地先秦曾经有巴、蜀两国，巴蜀地区连同北面的汉中盆地以及南面的川西高原﹣云贵高原地区，过去曾被称之为"华阳国"，故东晋常璩qú《华阳国志》就分为巴志、蜀志、汉中志、南中志四个部分。古代中国的统一事业是从陕南汉中盆地开始，以后才是四川盆地，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也就是以后"南中"为主体的地区才归于汉晋王朝的版图。

这次讲座是配合"吉金·中国"展的讲座，"金"在战国以前都指铜，青铜既是以生产工具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指征物之一，铜器也是古代中国最具特色的艺术种类。

青铜艺术的发展历程，从夏代开始，经历了初创的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发展的商代中期，繁盛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转折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新兴的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比如晋、楚青铜器）为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第二高峰期，直到战国晚期才逐渐衰落。其中商晚周早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第一高峰期。

与广义中原地区青铜技术与艺术发展的节奏相呼应，四川盆地古蜀文化及其铜器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高峰期，第一高峰与中原的第一高峰期基本同时，而第二高峰期却滞后至战国中期至秦代。

三星堆文化晚期至十二桥文化的早期（即金沙遗址早中期），是古蜀文化和青铜技艺发展的第一高峰期，今天我们就对这个高峰期的青铜器进行简要的概述。

一、古蜀文化的发展历程

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分为盆东岭谷、盆中丘陵和盆西平原三个自然地理单元。在公元前3000年前，盆西的成都平原还是原始森林，当时的人们主要生息在周边的山地。按照四川古史传说，蜀人先王蚕丛当初住在岷山石头房屋中；考古发现表明，成都平原的先民原是生息于川西北山区，他们的一支是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人们南下的后裔。

公元前3000年前后，岷江上游山区等地的人们继续南迁，逐渐进入了成都平原。他们先来到成都平原西北部和西南部边缘，逐渐深入到平原中心。公元前2500年前后，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人们也移居至成都平原，他们共同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种植稻粟，修建邑聚，逐渐领先于周边地区，遗留下宝墩文化，成都平原进入古城林立的时代。

成都平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平原，北方和南方的族群同时涌入成都平原，随着人口的繁衍，社群的增多，争夺资源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社群和财产，各个社群纷纷在自己的中心聚落周围新建土筑城墙。

又随着社群间争斗的日益激烈，一些城邑和村落又开始消失，成都平原逐渐形成了沱江冲积扇和岷江冲积扇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最后的结局是沱江流域的三星堆集团最终崛起，一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

1、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青铜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公元前1700﹣前1150)。该文化以一群体态高瘦的小平底、小圈足和三袋足陶器为特征。青铜器以盛酒的铜尊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组合铜器也以尊为核心，它是三星堆铜器的代表。

三星堆文化前期，主要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的传统（三星堆文化晚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是从更早的文化中继承的，不是同时交流的）,但铜器发现很少，只有镶嵌松石铜牌饰等很少的种类。

三星堆文化后期，三星堆人通过长江中游接受了商文化青铜技术和艺术，青铜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著名的三星堆埋藏坑，就是三星堆文化后期的代表。

三星堆文化的国家，原始宗教气氛浓厚，国家治理模式却简单。他们不断对周边进行军事征服和掠夺，导致了民众的逃散，原先城邑村落密布的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不少地区已经空荒。三星堆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在沱江流域，其他地方只有很少的遗址，以及盆地周边先前文化聚落的消失，都是这种背景的反映。

三星堆文化末期，三星堆国家发生了内部冲突，三星堆都城的宫殿和神庙都受到损坏，赢得胜利的部分世俗贵族离开了经营了数百年的三星堆城邑，迁移到后来成都城的郊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中心都邑即现在的金沙遗址，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2、十二桥文化时期（包括晚期）

十二桥文化时代，古蜀人除了先前本地的三星堆族群外，还有来自长江中游及三峡地区的人们。这些族群建立的新国家，都城金沙迁到了成都城的西郊，其文化影响范围北岷江上游山区，南至云贵高原北部。这时期的古蜀国改变了先前的国家治理模式，放宽了对统治区域内人民的统治，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新建立的村落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随着穿越巴山和秦岭古道的开通，十二桥文化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古蜀国的军队还参与了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获得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战利品，以及中心地区发达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青铜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十二桥文化铜器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就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反映。

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十二桥文化的蜀国出现了外部和内部危机。在外部，古蜀国此前就与周王朝的关系恶化，甚至断绝了关系，此后一段时间的古蜀国因得不到外面新技术和新艺术的补充，其文化出现了"滞后"现象；在内部，古蜀族群间也发生了长期的冲突，金沙都城不得不放弃，许多聚落也从此消失，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这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蒲卑时代即杜宇时代。

3、巴蜀文化时期

根据古史传说，在蒲卑氏蜀国的晚期（约公元前600年左右）,成都平原爆发了特大洪水等自然灾害，蒲卑时代最后的蜀王望帝杜宇不能治理，先前来自长流域中游楚地的开明氏领袖鳖灵率众治理了洪水，其实力和威望都超过了望帝杜宇，杜宇不得不将王位让给了鳖灵，古蜀国从此进入了开明时代。

附：古蜀国的都城迁徙

古蜀国的都城从三星堆迁徙到金沙以后，经历了大约150年（或150-200年），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夕，又从金沙迁徙到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郫邑，这个郫邑在何处，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信息。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蜀国的都城又从尚不清楚的郫邑迁到了成都，也就是后来成都老城的西南部，开始了古蜀国最后的辉煌。

附：商业街大墓

坑大而浅，整个墓葬给人以运载死者尸体和随葬品船棺的停泊场所的印象，当初该大墓应该是没有填土的敞开水池，可能有船行于水通往死者世界的象征寓意。

如果我的分析不错的话，开明王族的墓地就是由一个个放置着棺柩的水池、旁边还有祠庙寝殿之类的祭祀性和纪念性建筑物所组成。

开明时代蜀国先是沿用蒲卑时代的都城郫邑，到了第五代开明王时，他将都城从郫县迁到了今成都旧城的西南部，名之为"成都"，从此成都就成为四川盆地及西南地区的中心。开明时代蜀国统治阶级早先来自长江中游荆楚地区，因而巴蜀文化中的文化构成始终是两种因素为主，一是传统的蜀文化因素，一是外来的楚文化因素。

如果说周文化对十二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话，巴蜀文化的形成则与长江中游楚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

在巴蜀文化的墓葬中，无论是陶器、铜器还是漆器，无论是器物造型还是纹饰，都可以看见很典型的楚文化的风格，这在青铜礼器和兵器上反应的尤其明显。在这些铜器中，有的铜礼器就是来自楚国，如四川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昭之食鼎"。

开明时代蜀国统治阶级早先来自长江中游荆楚地区，他们在大力吸收楚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推进四川盆地的开发和对外的经营，在四川盆地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时期的遗址和墓地，青铜器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制作之精都是前所罕见的。开明时代是古蜀国历史上的最后时代，却也是最为辉煌的高峰时代，其文化因素在秦灭巴蜀后对秦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在四川一直延续到西汉早期。

公元前316年，秦趁巴蜀互相攻击之机，派遣司马错灭掉巴蜀，秦国的统一事业从此揭开了序幕。成都北郊用古蜀国用于祭祀天地的"羊子山土台"，在秦灭巴蜀后荒废，以后逐渐成为墓地，就是古蜀国向秦蜀郡政治变化的一个缩影。秦国在巴蜀地区实行怀柔政策，巴蜀文化不仅没有因此中断，反而继续发展，达到了巴蜀文化发展的顶峰。包括古蜀文化在内的巴蜀文化，一直延续到汉初才最终融入汉文化中。

秦灭巴蜀后对原先国家的象征物的摧毁，更集中地体现在羊子山土台上。

羊子山土台是成都城北的一座人工土台。该土台大致在成都旧城中轴线向北的延长线上，古今四川与陕西的交通要道旁边。

由于土台为战国时期成都城的北郊，且破坏土台的最早的墓葬是战国末期或秦代，可以推断该土台是蜀开明氏建都成都时期的一座郊坛。

羊子山土台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以由土夯筑的高台。据研究者复原，该土台平面呈方形，立面为逐层内收的三层，四面有斜坡的阶梯，可以登临坛顶。

这种形态与后世的坛台类建筑基本一致。估计是古蜀开明氏时期祭祀天地的礼仪性建筑。

然而，古蜀国这样一座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秦灭巴蜀后却趋于荒废，在战国末期或秦代甚至变成了掩埋死者的坟场。最早带头将墓地建在古蜀国神圣祭坛上的，是编号为羊子山172号墓的墓主。鉴于羊子山172号墓是具有是巴蜀文化传统、使用巴蜀符号铜器的大墓，推测墓主是一位为秦国效力的古蜀国贵族。

羊子山祭坛的被破坏，可以视为巴蜀国家和文化彻底灭亡的一个象征。

二、商代前后的中原与四川

三星堆青铜器，如同三星堆文化，明显分为两个时期。三星堆文化早期，青铜器数量稀少，只有少量镶嵌绿松石牌饰、镶嵌绿松石铜虎等物。这些复合铜器具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通过类比分析，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这些复合铜器属于二里头文化传统，是由先前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发展演变而来，但年代已经晚至商代早中期，是目前所知最晚的这类铜牌饰。

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到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铜牌饰，二者间还存在一些演变上的缺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可能发源于新疆地区，因而有学者主张三星堆这类牌饰

是从新疆直接发展而来。如果将新疆、二里头和三星堆牌铜牌饰放在一起进行类型排比，不难看出，三星堆铜牌饰与二里头铜牌饰还是更像一些，尽管已发现的三星堆铜牌饰还缺乏早期的个例。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密切联系不仅体现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而且体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大量的陶器上，最典型的就是袋足封口陶盉。早在三星堆文化前夕的鱼凫村文化（或称之为宝墩文化四期，约前1900﹣前1700年）中，尽管那时还没有铜器使用的证据，但在属于鱼凫村文化晚段的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中，就有随葬有二里头文化的白石卷云形伞状器，或可说明中原地区堆成都平原的影响在三星堆文化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三星堆铜器在三星堆文化的前期，基本上是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延续，在这一时期，我们还看不出三星堆文化铜器自身的特色。三星堆铜器特色的出现，是在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大约在相当于商代中期，也就是郑州与安阳之间的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商文化的地方类型的铜器工艺和铜器风格开始影响到了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大量具有长江中游地方风格的中原系青铜器，就是这种文化传播的反映。

三星堆青铜器，早期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像，晚期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都经过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如二里头文化可能经过了渭河上游齐家文化区域，并顺便带来了齐家文化的因素）。

三星堆青铜文明不是一个独立的原生文明，它是在中原青铜文明影响下形成的次生文明，它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是子体与母体的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中原青铜器的基本特质做些介绍。

中原系青铜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青铜容器为中心的器物种类。

中原系铜器的种类以主要用于祭祀的容器、乐器和用于作战的兵器为主体，以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铜像设和工具（尤其是农具）相对很少。铜容器被刻意创作，不仅有方、圆等几何形状的造型，还有仿照动物形体造型的铜容器。由于青铜容器经常使用在隆重庄严的宗教和社交场所，具有强烈的神秘性和贵重感，成为礼仪的一种载体。

在众多造型各异的青铜礼器中，三足或四足两耳的容器"鼎"始终是核心礼器，鼎的形制和数量具有标志身份和等级的作用，以至于最高等级的铜鼎类型成为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

也正由于这个缘故，鼎的类型也多种多样，方鼎、圆鼎，圜底、平底，立耳、附耳，锥足、柱足、蹄足，有盖、无盖等等，构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类型系列。

即便在后世，鼎的变形还以香炉等形式出现在神像前面。

(2）突出表现青铜礼器体量的巨大。

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由于具有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作用，等级高的贵族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不惜投入大量的铜料来铸造青铜礼器，使得中原青铜礼器往往具有令人吃惊的体积和重量。巨大的铜礼器给人以强烈的体积感、稳固感和凝重感，使人感觉到了拥有者的庄严伟岸和无比的力量。

如同中国古代建筑的巨大体量不是通过单体建筑体现，而是通过单体建筑组合起的建筑群来体现一样，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巨大气势也是通过青铜器的排列组合来实现的。多件具有形态形同、大小相当（或相次）、装饰相似的铜礼器通过某种排列方式摆放在一起，就可以制造出某种恢弘的气势。

（传说中夏铸九鼎的想象排列方式注：

三件方鼎和六件圆鼎排列成鸟的形状。）

(3）青铜器的装饰和纹样以神秘的动物形象为主

这些动物纹样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一是几种不同种类动物的头部正面图案，也就是所谓"兽面纹"（或称"饕餮纹")；二是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具有某种神性的四足或一足动物的全身侧面图案，前者被称为"龙纹"而后者被称为"夔纹"，或统称为"夔龙纹"；三是以几种鸟类为原型的也有一定特定含义的鸟类动物的侧面图案，这就是"鸟纹"、"凤纹"或统称的"凤鸟纹"。

青铜纹样以凸凹的"块"和流畅的"线"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法，纹样的主体通常采用突出于器表的作法，周围背景则相应凹入，给人以浮雕般的艺术观感。

线条尽管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三代青铜器的纹样中也有许多是由线条来表现或添加线条来突出细部装饰效果，但除了昙花一现的东周时期的刻纹外，主要靠线条来表现的具有线刻效果的青铜器花纹仍然少见。

由于种种原因，三星堆人在学习、引入和模仿中原青铜器时，没有选择铜鼎这种最重要的烹煮或盛装肉食的礼器，也没有选择盛装粮食的铜簋等礼器，而是选择了铜尊、铜罍这类盛装酒浆的容器，其中铜尊在三星堆人的宗教祭祀和礼仪用器中尤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星堆人选择中原系铜器中的尊作为主要青铜祭祀礼仪用器，这也是有原因的。尊在中原系青铜器中本来就是仅次于鼎的重要铜器种类。尊的造型就如同古文字的"尊"字，象两手捧着一个圜底大口尊的模样。如果我们给这个圜底大口尊加个器座（也就是圈足）替换两只手，就与青铜器的尊非常相近了。在青铜器的铭文中，"作宝尊彝"是最常见的文字，尊和彝俨然是青铜礼器的代表。

三星堆人将青铜尊作为最主要的祭祀供奉用器，不仅将其直接摆放在所尊崇的神像前面，还将其组合成人像或神像顶托铜尊的形式，给神服役的人或小神顶着铜尊（"同")，将铜尊内盛装的美酒奉献到至高无上的大神那里。

除此以外，三星堆人还将焚香的香薰也做成方尊的模样，如二号坑双兽四人顶托方尊形铜薰。这与后世将香炉或薰炉做成鼎的形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星堆青铜器的技术和艺术尽管主要来自中原地区，但在四川盆地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传统的影响下，三星堆人也对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进行了若干创新。

在造型上的创新，除了铸造了铜神像、铜人像、铜神树这些中原青铜文化体系其他区域没有的像设以满足自己的宗教祭祀需求外，最重要的就是采用拼合铸接的方式，改造铸制了若干组合铜器。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对中国青铜器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创造了青铜器纹样中最具流动性和飘逸感的波曲纹。

波曲纹，过去一直认为是西周中期才产生的一种新式纹样，但在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铜器中，已经可以见到多种样式的波曲纹，西周铜器波曲纹的产生，很可能受到三星堆及其后续文化波曲纹的影响。

此外，多样且富于变化的斜角鸟纹，应该也是三星堆人在鸟纹装饰上的探索。

附：陕南汉中的商代铜器

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都位于陕西南部的汉水流域。由于陕南地区地处中国南北方主要分水岭秦岭以南，其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与同一经度的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差异很大，而与四川盆地基本相同，这就使得该地区自古以来就与四川盆地属于同一经济文化区，在元代有意打破自然地理的分界设立行中书省以前，四川盆地与陕南地区一直属于同一行政区划。

从龙山时代以后，直至秦灭巴蜀，在整个夏商周三代，陕南的汉中盆地尽管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在城固县宝山村还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遗址，并在汉中和安康盆地都曾发现有战国时代巴蜀文化的墓葬和铜器，但整个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尚未建立，各阶段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尚不清晰，陕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时断时续的几个片段。

在汉中地区青铜时代的几个阶段中，城固县和洋县一带集中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蕴含历史信息最丰富的实物资料。历史上在这一地区就屡有铜器出土的记载，现代见诸报导的商代铜器出土最早是1955年，截止至1990年，如不计零星出土单件铜兵器或工具，其出土铜器的地点就有15个、出土铜器批次达28群、出土铜器数量约690件。

汉中盆地的商代铜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最早的属于商代中期偏晚阶段即殷墟早期，最晚的已经到了商代晚期偏晚阶段的殷墟晚期。出土铜器遗址最多、铜器群最多、铜器个体数量也最多的商代晚期的殷墟中期。这是汉中地区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的繁盛期。

汉中地区的铜器集群的埋藏年代，以位于最西北边的城固县龙头镇铜器集群最早（殷墟早期），以位于最东南边的洋县张村铜器集群最晚（殷墟晚期或商周之际），其余位于二者之间的铜器集群，其年代也在二者之间。

在汉中青铜器中，如果只看年代居中的三个遗址的诸铜器群，除了3件铜鼎和1件铜斝外，尊、罍、瓿三种容器的数量比例是很突出的，在这三个遗址出土的20件铜容器中，就有7件尊、5件瓿和4件罍，占到了铜容器数量的80%。无论从铜器群来说还是遗址铜器群来说，汉中商代铜器的容器选择都不是漫无目的的，尊、瓿、罍，顶多再加上鼎、鬲，就构成了汉中商代铜器的核心。

汉中地区商代铜器除了中原体系的青铜容器，如鼎、簋、尊、罍等外，还有很多具有特色的铜器，如铜弯刀、人面饰、兽面饰、铜泡。具有地方特色，但与中原青铜器更加接近。

汉中地区洋县范坝村出土的那批铜器以武器、工具和饰件为主，饰件中有10件仿自玉璋的璋形器、2件眼形饰和1件立鸟杖首。我们知道三星堆和金沙村的玉石器都是以大量的圭璋为主，除了大量用在祭祀礼仪场合的实用玉璋外，还有一些很小的用途和用法不明的璋形器。范坝村的这批铜璋，其形态与金沙村遗址的这些小铜璋非常相似，二者显然具有相同的礼仪模式和观念。

三、结语：周朝与古蜀关系的中断

古蜀人参与周武王灭商之战以后，作为胜利一方的同盟者，古蜀国（也就是金沙古国）不仅可能分得了一些战利品，周王朝很可能还赏赐给古蜀国一块土地，作为古蜀人效力周王的奖励。这就是在周王畿西部关中平原边缘的陕西宝鸡渔伯聚落。宝鸡秦岭谷口的多处遗址和墓地，其文化因素又浓厚的金沙时期即十二桥文化的铜器和陶器，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宝鸡渔氏墓地的几代渔伯墓的随葬器物主要有两种文化因素，一种是周文化因素，一种是十二桥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在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晚期、成都金沙遗址的早期和中期、都出现了典型的周文化因素的陶器或铜器，尤其是彭县竹瓦街还出土了成套的西周早期风格的周系铜礼器，如成列或成对的铜罍等。

宝鸡渔氏是与三星堆﹣金沙古国同属一个族系，很可能是金沙古国的一个分支，或在周王室王畿中的一个采邑。宝鸡渔氏已经掌握了古汉字，渔伯自作的铜器商铸造有与商周金文相同的文字，渔氏首领自称"渔伯"（渔字应从弓从鱼）其族氏名称与金沙金带等上面的以箭射鱼图案类似，应该是文字化了族徽，使用这种族徽图案或文字的人属于同一族群。

周和蜀的友好关系维持了两百年左右。大约在周穆王以后，蜀国与周国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以至于蜀国退回到秦岭以南，据秦岭巴山之险不再与周王室往来。这段历史呈现在考古实物上就是：

延续了两百年左右的宝鸡渔氏遗址和墓地在西周穆王以后消失不见。

四川盆地古蜀文化的青铜技术和艺术从此没有跟随周文化青铜技术和艺术发展，而是陷于停滞和守旧。

这种情况一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因素影响到整个四川盆地才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