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舱记忆抚顺的淬火青春

郝新顺

七十二岁的手抚过玻璃柜里的坦克模型，指腹下突然泛起一阵熟悉的灼热——那是1976年4月，辽宁抚顺郊外，六十四军190师教导队训练场上，我第一次钻进59式坦克驾驶舱时的温度。彼时关外的春风还裹着料峭寒意，可当我弯腰挤进那方钢铁铸就的狭小空间，便与这头“铁兽”结下了半生解不开的羁绊。

不足十平米的驾驶舱，挤着三四个人，肩挨肩、膝碰膝，连呼吸都带着彼此的体温。膝盖常年抵着冰凉的仪表盘，后背贴紧磨得发亮的铁皮座椅，想稍稍伸展腿脚，都得先跟身边战友轻声打个招呼。每当520马力的发动机轰然启动，整台坦克便剧烈震颤起来，像是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抖得移了位。热浪顺着发动机舱的缝隙往里灌，密闭的舱体瞬间成了密不透风的蒸笼，连吸进的空气都带着金属的灼烫感。后来听人说新式坦克装了空调，可我们那时全凭肉身硬扛：夏天练完车，沉甸甸的战斗服能拧出半盆水；冬天倒不热了，寒风却顺着观察窗的缝隙往里钻，手脚冻得麻木，指尖连弯一下都疼，可操纵杆还得握得稳稳的，半分偏差都不能有。

最难熬的是四季轮转的野外训练。春天的抚顺多风沙，训练场上黄尘漫天，观察窗被糊得只剩一条窄缝，我们眯着眼紧盯仪表盘，嘴里满是沙砾的粗粝感，咽口唾沫都硌得慌；夏天暴雨倾盆，履带碾过泥泞时频频打滑，我攥着操纵杆的手心全是冷汗，生怕一个失误，整辆坦克就陷进泥潭里；秋天霜打落叶，路面湿滑如镜，车长在耳边一遍遍提醒“稳住方向”，我死死盯着履带压过的痕迹，连眨眼都不敢多眨；冬天零下二十多度，舱里的金属部件冻得刺骨，手不小心碰上去，都能粘掉一层皮，可无线电里的指令一传来，再僵的手也得立刻握住操纵杆，分秒都不能耽搁。这样的训练常常从清晨持续到日暮，五六个小时坐下来，腰杆硬得像块铁板，可谁也不敢松懈——驾驶舱里的每一个开关、每一个仪表，都系着全车战友的性命。

去年回抚顺，我特意绕路去了当年的训练场。那片曾被坦克履带碾出无数深痕的土地还在，土岭、弹坑的轮廓依稀可辨，只是早已不再属于我们的部队，铁丝网围着“军事管理区”的牌子，换了陌生的番号。站在围栏外，风里似乎还飘着当年的柴油味，我忍不住朝里望，仿佛还能看见一群年轻的身影，正弯腰钻进59式坦克的驾驶舱，发动机的轰鸣在空旷的场地上回荡。

从背熟坦克“三大机构、四大系统”的理论知识，到实车闯过土岭、弹坑、涉水场，这片土地曾一步步见证我们从新兵到合格坦克兵的蜕变。有次暴雪天练越野，坦克陷进齐膝深的雪窝，我们顶着刀子似的寒风跳下车铲雪，棉帽檐上结满冰碴，睫毛冻成了白霜，呼出的白气在脸上凝了一层薄冰，可没人喊一句累、一句冷。直到坦克重新启动，履带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们才笑着抹一把脸上的雪水，冻得发紫的脸上，眼尾都带着劲。外人总说驾坦克威风，可只有我们知道，那威风是在风沙里呛出来的、在暴雨里淋出来的、在冰雪里冻出来的，是用无数滴汗水、甚至血水熬出来的。

如今再想起那方狭小的铁舱，依旧觉得滚烫。它装着我最鲜活的青春，也刻下了一生的答案：所谓担当，从不是站在光里的模样，而是在风沙漫卷、冰雪刺骨的日子里，攥紧手中的操纵杆，把每一步难走的路，都走得稳稳当当。哪怕阵地换了主人，岁月改了模样，那份在淬火里炼出的劲，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