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星空：曾给苏东坡做文书的高俅】

齐光大钧

　　元祐八年的开封城，春寒料峭，细雨如丝，洒在苏府庭院的青石板上，泛起一层薄薄水雾。高俅站在书斋窗外，衣衫虽整洁，却难掩几分局促。他刚过弱冠之年，眉目清秀，举止伶俐，一手楷书在汴京抄写行中颇有名气。此前他辗转于几家官宦门下做些文书杂务，终不得志。此次经人引荐，得以面见当世文坛泰斗苏轼，心中既惶恐又满怀希冀。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忐忑，轻轻叩门。

“进来。”

声音浑厚而温润，如春水初融。高俅推门而入，只见苏东坡身着素袍，正伏案疾书。案上文稿堆积如山，墨香氤氲，笔走龙蛇间，一篇新赋已近尾声。窗外雨声淅沥，室内烛火摇曳，映照出苏轼宽厚的侧影。

“高俅见过苏学士。”他躬身行礼，声音清朗。苏轼搁笔抬头，目光温和地打量着眼前青年，笑道：“不必多礼。我听友人言你笔札颇工，尤擅小楷，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我近日文稿繁多，正需一人协助整理，你可愿暂留府中？”

高俅心头一热，忙道：“能为学士效劳，三生有幸，岂敢言‘暂留’？”

自此，高俅成了苏府的“小史”——虽非正式官职，实为文书秘书，掌管誊抄、归档、传递书信诸事。他每日拂晓即至，暮色方归，将苏轼那些散乱草稿、即兴题咏一一誊清，分类收藏。他心思缜密，不仅字迹工整，更善于揣摩文意，常在誊抄时补注时间、地点、作诗缘由，竟如编年史官一般。

一日深夜，苏轼邀黄庭坚、米芾、秦观等人于书斋雅集，饮酒论艺，谈笑风生。酒至半酣，苏轼忽感寒食之悲，提笔挥毫，一气呵成《黄州寒食诗帖》。笔势跌宕，墨色浓淡相间，字里行间尽是贬谪之痛与旷达之怀。写罢掷笔长叹：“此帖或可传世，然吾心已老矣。”

次日，苏轼命高俅誊抄一份送至驸马王诜府上。高俅不敢怠慢，不仅工整抄录全文，更在卷末附上小字一段：“元祐八年三月五夜，学士与诸公饮于书斋，酒酣兴至，挥毫作《寒食诗》二首，墨迹淋漓，观者动容。”苏轼阅后，抚掌称善：“高文书心细如发，知我所思，非徒抄手也。”

此后，苏轼常与高俅论书谈诗，甚至让他参与品鉴收藏字画。高俅聪慧，渐渐习得苏轼笔意，行书颇有神韵。有时苏轼倦怠，便命他代笔回复一些非紧要书信，只改易措辞，不署真名。苏轼曾语重心长道：“高俅，你才思敏捷，若能潜心经义，未必不能登科及第。”高俅低头应是，心中却知：自己虽有小才，却无大器，科场之路，早已断绝。他更擅长的，是察言观色，是人情世故，是那在权力缝隙中求存的智慧。

命运的转折，始于绍圣初年的政治风暴。

章惇拜相，新党复起，苏轼作为“元祐党魁”被一贬再贬，自定州出知英州，再贬惠州，家产查抄，门生故吏纷纷避祸。元祐九年初，苏轼离京之日，天降冷雨，满城萧索。苏府门前，仆从星散，唯有寥寥数位门生冒雨相送。

苏轼却神色如常，谈笑自若，将珍藏的字画分赠旧友。临行前，他唤过高俅，从袖中取出一方端砚，砚台温润，墨池深处似有云霞流转。

“此砚伴我二十余年，今日赠你，望你善用之，莫负笔墨。”苏轼目光深邃，语气温和，“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你我有缘共事一程，已是幸事。”

高俅跪地叩首，喉头哽咽，泪水混着雨水滑落：“苏公保重，高俅……永不敢忘。”

此时的高俅，已因苏轼临行前的引荐，先投曾布未果，后转至小王都太尉王诜门下。王诜好文墨，喜交游，与端王赵佶往来甚密。高俅不仅文书娴熟，更有一脚出神入化的蹴鞠技艺，常在王府宴饮时献技，深得赵佶赏识。

待赵佶登基为徽宗，高俅平步青云，数年间由小吏擢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官至太尉，位列三公，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实权之重。朝中士大夫多鄙其出身，称其“幸臣”“佞幸”，然徽宗宠信不衰。

然而，在这权势滔天的背后，高俅始终未忘苏轼赠砚之恩。

崇宁二年，苏轼病逝于常州，噩耗传至开封，高俅独坐书房，整夜未眠。他取出那方端砚，摩挲良久，终是潸然泪下。

更令他忧心的是，苏轼诸子流落四方，幼子苏过携家避居颍昌，家道中落，贫病交加。一日，他召来心腹管家高福，密语道：“你明日即往颍昌，寻访苏过下落。若其困顿，便以‘苏公旧友’名义，暗中接济，米粮、药材、银钱，按月送去，切不可提我姓名。”

此后数年，苏过家中常有匿名馈赠，米袋中夹着银角，药包里附着良方。一次苏过重病，高俅竟冒险从太医院调出御医，乔装成游方郎中，星夜奔赴颍昌，终将其救回。

政和五年，蔡京欲尽除“元祐余党”，罗织罪名，诬陷苏过与“奸党”勾结，欲将其下狱问罪。高俅闻讯，连夜入宫，在徽宗面前从容奏对：“苏过乃布衣之士，隐居读书，未尝干政。若因其父之故而加罪，恐天下士人寒心。陛下以文治天下，若诛一无辜遗孤，，岂不损仁德之名？”

徽宗素重文名，又常叹苏轼之才，闻言默然良久，终罢其议。

高俅退朝后，独坐府中，望着窗外飞雪，轻声自语：“苏公，我虽不能明护尔后，然暗中尽力，或可稍报当年知遇之恩。”

宣和初年的一个雪夜，高俅抱病在床，仍命人取来珍藏的苏轼手稿。他一页页翻阅，指尖抚过那些熟悉的字迹，仿佛又见当年书斋灯火，听闻那浑厚笑声。

管家高福忍不住问：“老爷既念旧情，何不明助苏氏？以您今日之权，岂非易事？”

高俅长叹：“我今之位，如履薄冰，全仗圣眷。若明助苏家，蔡京辈必借机攻讦，说我结党营私，非但救不了人，反会招来更大祸患。有些恩，只能藏在心里；有些事，只能悄悄去做。”

他闭目良久，又道：“苏公待我以诚，教我以义。我虽不敢自比君子，却也不敢做忘恩负义之徒。这朝堂之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所能者，不过是在浊世中，守住这一线良知。”

宣和七年冬，高俅病逝。临终前，他召诸子至榻前，指一紫檀小匣，声若游丝：“我死后，此匣随我入土，不得开启。”

后人开棺，见匣中唯有一方旧砚，一方端溪老砚，墨痕斑驳；另有一卷《前赤壁赋》手稿，纸已泛黄，扉页有苏轼亲笔题字：赠高俅文书留念，元祐八年春。”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高俅之名，因《水浒传》而沦为奸佞象征，万人唾骂。然而在真实的史册缝隙中，在王明清《挥麈后录》的寥寥数语间，我们窥见一个更为复杂的人性图景：他攀附权贵，钻营取巧；他位极人臣，却不忘寒微时的恩情；他在黑暗的权力漩涡中沉浮，却始终在心底为一位故主保留着一盏不灭的灯。

或许，历史从非黑白分明。在苏轼那如日月般璀璨的光芒下，高俅不过是一颗微弱的星辰，但那一点微光，却足以照亮人性深处最幽微的角落——那里有背叛，也有忠诚；有投机，也有感恩；有沉沦，也有一丝未曾彻底泯灭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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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齐光大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