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近日，新疆霍城县一则看似普通的交通意外判例引发网络关注。因高达172.69万元的判决，在社会舆论中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2020年12月6日，教师王某好意搭载同事董某上班，因雪天路滑途中不幸发生事故，董某重伤致残。法院的判决，从法律条文上看或许有其依据，但当我们将其置于社会人情的天平上衡量时，这172万元的巨额赔偿，其重量已远超数字本身——它沉重得足以压垮人与人之间那份朴素的温情，并将社会善意置于难以喘息的风险之下。</p><p class="ql-block">此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与争议，根源在于它触动了公众心中一道敏感的界线：当无私的善意遭遇不可预知的风险时，责任应当如何公平划分？如果一次出于好心的顺风车，便可能让一个普通家庭背上百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债务，那么今后，谁还敢轻易摇下车窗，对同事、朋友、邻居道一声“上车吧，我捎你一段”？</p><p class="ql-block">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好意同乘”的无偿性与互助本质。车主王某并未从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其行为初衷是同事间的互助与关怀，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美德的自发行为。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引导和鼓励善行，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然而，当法律对善意的后果施以过重的责任时，便会产生寒蝉效应。它传递给社会的信号是：做好事有风险，帮助他人需谨慎，甚至可能“代价惨重”。这无异于用一种隐形的力量，将人们推回“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状态，侵蚀着社会赖以和谐的信任基石。古人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本是教人避嫌。若善意搭载的法律风险如此之高，那么“路上不搭人”或“不敢让人搭”将成为新的社会潜规则，这无疑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景象。</p><p class="ql-block">其次，此判决可能违背了“受益与风险一致”的公平原则。在“好意同乘”的法律关系中，搭乘人无偿享受了出行便利，是纯粹的受益者；驾驶者提供了车辆、燃油并付出了劳动，承担了驾驶风险，却无任何所得。从风险分配的角度看，搭乘人在决定接受无偿服务时，理应意识到交通行为本身固有的、不可完全消除的风险。将如此巨大的风险几乎单方面地置于好意施惠者肩上，有失公允。这就像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若朋友不慎在家摔倒并产生巨额医疗费用，主人是否也应承担全部或主要赔偿责任？若答案是否定的，为何在交通领域，规则却变得如此严苛？这并非主张车主可以完全免责，而是强调责任的比例必须与行为的性质相匹配，过高的赔偿额度模糊了善意行为与营利行为的责任边界。</p><p class="ql-block">再者，从构建节约、和谐社会的角度看，这一判决也值得商榷。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充满活力、人际交往成本低廉的社会。邻里孩子顺路一起上学，同事下班拼车回家，朋友相约自驾出游……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互助场景，恰恰是社会温情的毛细血管。巨额赔偿的潜在威胁，将极大地增加这种人际交往的隐性成本与心理负担。人们在进行每一次善意举动前，都不得不进行一番复杂的“风险核算”，这本身就是对和谐社会氛围的一种破坏。我们倡导节约型社会，不仅指物质资源的节约，也包括社会运行成本和信任成本的节约。一个因惧怕风险而人人自危的社会，其运行无疑是低效且高成本的。</p><p class="ql-block">那么，问题的出路何在？我们并非主张驾车者可以因“好意”而免除一切责任。对于因其重大过失甚至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害，理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在此类无证据表明驾车者存在严重过错的意外事件中，法律的价值取向更应倾向于保护和鼓励善意。</p><p class="ql-block">一方面，司法实践应更充分地体现《民法典》中“应当减轻”提供搭乘者责任的精神，不仅在责任划分上，更应在最终的赔偿数额上，体现出对善意行为的实质性的、显著的“减轻”，而非象征性的调整。另一方面，应大力倡导和普及保险机制，将风险分散给专业的社会化机构。鼓励车主购买足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同时通过公共宣传，让搭乘双方都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这既能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又能为好意施惠者系上“安全带”，这才是更为现代化、也更可持续的风险解决方案。</p><p class="ql-block">“法律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老的法谚深刻揭示了法律与世道人心的紧密联系。新疆霍城县的这起案件，已不仅仅是一场关乎两个家庭的纠纷，它更是一次对社会道德生态与法律导向的严峻拷问。我们担心，这172万元赔偿之重，最终将由全社会以“日渐冷却的善意”来共同埋单。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则了，莫让判决的天平，在恪守条文正义的同时，却失衡地称量了人间温情。唯有让法律为善意留下足够的喘息空间，才能守护住那些照亮我们平凡生活的、微小而确定的温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