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民师的精神史诗——读五六老师的《藏在心头的记忆》等文集​

郭巨松

　　今年暑假及9月，陆陆续续、认认真真拜读了吴五六老师赠予的《藏在心头的记忆》、《名人好见》、《戏剧中的西施》、《诸暨文化志》等书集。我觉得五六老师的人生轨迹与思考在这些文章中基本勾勒和呈现。如果把他的轨迹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中，那么可以这么说：吴老师如一粒微尘，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抛掷，却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缝隙间折射出不容忽视的微光。他从一个失怙的学生到大学梦碎的乡村青年，到在土地庙里茧手执鞭的代课教师、复式教学的民办教师，历经“戴帽初中”的贫瘠、上虞师范的求学、白米湾的清苦、征天职校的拓荒、杭州函授的求知，直至五十岁执掌戏校传承戏曲，其四十载的教海浮沉，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代民办教师在历史夹缝中求索、坚守与开创的典型史诗。

　　1949年春，浙江诸暨双桥火烧吴村，一个姓吴名“五六”的男婴在56岁的父亲期盼中降生。他的出生，是传统社会中“延续香火”的执念果实。父亲作为家庭的核心，是乡土社会中“精明人”的典型。他不识字却通晓世故，既能在妯娌争鸡的纠纷中以“傍晚放鸡归笼”的朴素智慧化解矛盾，又能在兵荒马乱中拒绝名利诱惑，坚守“不做盲从者”的处世哲学。他一方面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所束缚，不管家境不好，不惜以半百之身再娶；另一方面又以实用主义智慧维系家庭在乱世中的生存。好一个与众不同的“长衫先生”父亲。

五六老师的童年充满鲜明比照。一面是精神世界的丰盈：父亲住的“花庄”台门里，花草、鸟笼以及交往的医生、戏子、商人等构筑了乡土景观与人文，成为他的视野与最早的启蒙；另一面是物质生活的困顿——吃掺杂野菜的饭食、穿改制旧衣、雪天脚下穿“木的笃”或高跷。这种反差映射出当时乡村的普遍境遇：文化传统尚未式微，但民生已陷入极度凋敝。孩子们在玩泥巴、摘桑葚、捉迷藏中寻找快乐，而烧毁茅屋、跳入炭火堆的冒险，则暴露了缺乏管束的乡村儿童面临的生存危机。6岁时的炭火堆烫伤事件成为其童年转折点。表面是孩童逞强之祸，深层却揭示出当时农村医疗的匮乏——需靠义乌货郎的土方、父亲徒步80里采药救治。这场灾难既留下终身疤痕，也摧毁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童真，让小五六过早体会到生命的脆弱。父亲那句“要对讨饭人也善良”的告诫，与炭火疤痕共同铸就了他的性格底色：既保有对弱者的同情，又深刻认知盲目冲动的代价，做人要踏踏实实。

随着社会变革的浪潮席卷而至，小五六的家庭在集体化运动中急速滑向困顿。10岁的他成为放牛娃，在黎明与黄昏的牧牛间隙挣扎求学。父亲以传统农人的坚韧教育子女，那句“这辈子总算能吃上儿子的饭”的感慨，既是对劳动价值的认可，亦折射出乡土社会代际关系的沉重底色。

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公共食堂的虚假繁荣迅速暴露危机。当饥荒迫使人们吞食树皮玉米芯时，小五六家的灶台被强行拆除、“花庄”被改建学校的场景，面对这一切，父亲怒不可遏却无力反抗。唉，人权、私产在强权专制面前不堪一击！

1961年小升初考试当日，病危父亲与求学梦想形成残酷拉锯。父亲“即使考上也读不起”的叹息，道出底层民众对现实的清醒认知。而母亲递来的一升米、一包咸菜和皱巴巴的两角纸币，构成了震撼人心的转折：这不仅是物质支持，更是坚强母亲在绝境中为儿子撬开命运缝隙的智慧。小五六傍晚跋涉20里到汤家店赶考的跌撞身影，映射出特殊年代里教育希望的渺茫与顽强。

父亲在1962年正月初七的离世，使12岁的五六在赤脚草鞋中完成成人礼。他在灵柩前“立志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的誓言，标志着苦难向主体性的转化。转折随着诸暨中学张银汉老师来村小任教而出现——这位嗜酒却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以全科教学开拓了小五六这个乡村少年的视野。张老师让其代改作业乃至抄写离婚诉状的经历，使其在知识授受中提前触及到社会的复杂性，呈现出草根启蒙特有的实践性特征。

1963年考入诸暨中学后，五六在父亲坟前的报喜仪式，完成了两代人的精神交接。文章结尾那句“让过去的永远过去”所显示出来的豁达，并非是五六老师对苦难的简单否定，而是揭示出特殊年代幸存者的生存哲学：将创伤转化为前行动力。五六老师的成长轨迹也印证了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生活的荒诞悲伤并不能扼杀个体生命力，反而催生出超越困境的韧性。

五六老师的童年记忆如同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多重面相。传统家庭伦理的顽强存续、文化习惯与贫困生活的并存、民间智慧在困境中的韧性，共同勾勒出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生存图谱。这段个人史不仅是个体成长的叙事，更成为观察社会变迁的微观窗口。

（火烧吴村鸟瞰）

　　1966年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暴，无情地卷走了无数青年的大学梦。五六老师便是其中之一。诸暨中学读完便被抛回老家的他，在烈日下的水田里挣扎，背负着“文不文武不武”的嘲讽，将委屈深埋心底。然而，知识的光晕未曾在他心中泯灭。1968年5月，大队主任的一声召唤，使他握住了改变命运的粉笔，从此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此时此景一如作家路遥在《人生》中对高加林去做代课老师时的描写。

土地庙改成的教室，22双渴求知识的眼眸，构成了他教育生涯的原始画卷。初中毕业的他便追摹记忆中老师的模样，用彩色粉笔勾勒知识的轮廓，以小红旗激励学童上进。在“喇叭”读作“刺叭”的荒诞年代，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知识的尊严，邻村小学章老师公开课《飞夺泸定桥》，讲出“红军怕危险”的惊魂一刻，让五六深刻体会到特殊时期知识传授如履薄冰的处境。这最初的教学生涯，奠定了他务实、谨慎而又不失教育初心的底色。

1970年代，他辗转于双桥初中、徐家坞初中等“戴帽初中”，月薪微薄，身份尴尬，却如饥似渴地向“右派边缘分子”李老师、知识渊博的张伟夫等人求教，在政治运动的喧嚣中汲取着文化的养分。平时他抛却师道威严，以球赛歌舞破冰，将复式教学炼成艺术，在“忆苦思甜”的糠糊滋味里，咀嚼着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苦涩交织。成为公社闻名的“百搭教师”后，他更看清了教育的本质：支撑教育脊梁的，并非身份标签，而是对知识的敬畏与传递知识的责任感。那些在破庙仓房中点燃的烛火，照亮的不只是孩童的前路，更是一个民族在文化荒漠中倔强生长的绿意。

（双桥初中原校舍）

（记忆中的教室）

　　70年代末，中国教育迎来复苏的曙光。三十岁的吴五六，这位仅有初中学历的民办教师，抓住了浙江省为解决师资短缺而扩招民师大专班的机遇。面对复习资料匮乏、农活与教学多重压力的困境，他展现了惊人的毅力与智慧：将知识点抄成纸条随身背诵，把历史年表钉在蚊帐上夜读，以“盲人骑瞎马”般的勇气在知识的荒原上摸索前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外界的嘲讽，并未动摇他的决心，反而激发了他“一考见分晓”的斗志。

高考过程中的戏剧性转折——被误分至英语考场，以及考前与老同学闲聊竟猜中试题的“幸运”，都带有几分宿命的色彩。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若无此前的刻苦积累，再多的巧合也难以转化为成功的基石。当他最终收到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喜悦与忧虑交织：跳出“农门”的欣慰背后，是养家重担的现实压力。亲人们的支持，成为他前行路上温暖的微光。先前那些讽刺者转而奉承，世态炎凉尽显。这段经历，是他在历史夹缝中凭借个人努力实现命运转折的关键一步，也折射出一代人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下顽强突围的典型身影。

1979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吴五六终于可以挑着行李踏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上虞师范校区。这个特殊的群体——平均年龄超过三十、大多拖家带口的民办教师，被时代的浪潮推入了渴望已久的大学课堂。两年师范生活，虽清贫却充实。师者如灯，朱旻的古诗词信手拈来，张指南带着诸暨乡音的哲学课振聋发聩，“世界是物质的”成为一代人的思维底色；陈冲范的板书让语法成为艺术，年轻教师陈崎嵘用周总理画像启发写作灵感。这些良师为他们照亮了知识的新天地。

这段上虞求学史不仅是其个人命运转折，更是知识荒年代里草根群体用皱纹兑换文凭的集体史诗：他们以中年手掌接过青春课本，用粉笔灰覆盖泥土，在时代夹缝中完成了最庄重的文化接力。

实习在应店街初中，条件艰苦，五六老师却甘之如饴。公开课《海燕》开场时，他的腿颤，带学生翻山越岭为山区孩子辅导拼音的艰辛，与同学在宿舍用盆筷伴奏苦中作乐的温情，都锤炼了他的教学技能与意志品质。

五六老师大学毕业返乡，在廿里牌车站，他与默默守候两年的妻子相顾无言——这个沉默的拥抱承载着妻子独自撑起全家的艰辛。当女儿奔跑入怀的瞬间，他意识到肩头不仅是行囊，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绍兴师专上虞师范中文专修2班毕业留念 1981年7月）

（一家四口）

　　198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偏远的白米湾中学。毛竹为梁的宿舍“堪比猪舍”，但他以“地震时一顶就开”的幽默化解艰辛。每周18节课加班主任的超负荷工作，备课至深夜，清晨带学生跑操，傍晚与同事雨中打篮球，宿舍并排的5个老师用煤油炉比拼炒青菜的时光，所有这些让清贫岁月泛着暖光。

二年的白米湾岁月，恰是乡村教育的缩影：在毛竹横梁的教室里，一群“镀铜”的民办教师用青春浇筑着学生的未来。他们像山间的蒲公英，看似卑微却孕育着无数飞翔的种子。"苦并快乐着"的感悟已刻进五六老师的骨子里。

​ 1983年，吴五六老师调任十里牌新成立的诸暨县农业技术学校，开始了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拓荒。相较于普教，职教没有高考指挥棒，需要更贴近社会需求的智慧。他到外地取办学经，远赴云南采购苗木，在“苗木热”中带领学生嫁接希望，也在哨声球赛中构建新型师生关系。最戏剧性的是县人大代表选举，作为“陪选”的普通教师他竟意外当选，这既是知识分子地位提升的缩影，也促使他提出根治造纸厂污水的议案，完成从书斋到参政议政的蜕变。

这两年半被五六老师视为其教育生涯的新起点。因为此时恰逢中国职业教育破土而出的节点。当他赴征天集团办学时，带着的不只是教导主任的头衔，更是对“知行合一”的深刻领悟。这段经历犹如一面三棱镜，既折射出八十年代职业技术教育从荒芜到萌芽的光谱，也映照出一代教育工作者在历史转折中从适应者到开创者的精神蜕变——见证了技能型社会的生长。

（白米湾中学远眺）

（白中球场后边的房子，曾经的教师宿舍）

（农技校时远赴昆明办事）

（诸暨县农业技术学校首届全体同学毕业留念 1985年5月）

　　1986年，他受命负责创办征天职业技术学校，这是其教育生涯的华彩乐章。

五六老师作为筹建者，面对校舍修缮、教材订制、师资招募等千头万绪的工作。他因地制宜改造旧楼为教室与宿舍，亲赴锯板厂监制课桌，甚至因停电插队与人争执，展现书生之外的果决。课程设置上，他紧扣企业需求，将机械与电气专业分为高中、初中起点，制定“文化课服务专业课，专业课对接实践”的教学计划，亲赴杭州选教材，混合大学、中专、技校版本，以“实用”为准则。

招生环节更显务实：报名火爆源于征天信誉，但录取严格。五六老师带队跋涉枫桥15个乡镇，家访百余名学生，翻山越岭核实家庭情况，确保公平公正。1986年9月5日，开学典礼高朋满座，省市级领导云集，吴五六校长坚持“主客有序”的流程安排，凸显征天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五六老师打破办学桎梏，提出“会做”与“愿做”的培养目标，推行德国“双元制”：企业为主、实践为重。机械专业理论课与实习课时1:1，电气专业则按学年动态调整，最终全年顶岗实习。文化课大幅删减，突出“做中学”——学生安装电表、参与钢厂基建，在真刀真枪中磨练技能。

师资建设上，他打破学历迷信：招聘工匠金小兔，留用优秀毕业生黄铁贤（其获市制图一等奖），送文化课教师进厂实习。考核制度首创学分制，实习学分高于理论，辅以操守评定，不合格者不毕业。毕业生按学分排名录用，杜绝人情关系，成为质量保障的关键。

办厂历程坎坷：空罐厂因设备不符夭折，纸箱厂又遇切纸机损坏险情。五六老师在挫折中悟出“调研先行”之理，终使纸箱厂试产成功。这些实践虽艰辛，却为学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习场景。

坚持终见成果。1990年，学生郑秋月等包揽省青工电工比武前三，创下诸暨职教竞赛纪录。毕业生成为企业骨干、创业先锋，印证“不求升学，但求成才”的理念。五六老师离开征天时，学校已载入地方教育史册。他感慨这8年时光是将生命献给职教的激情岁月，尽管学校随时代变迁而消失，但其培育的实用人才仍在发光。征天办学的核心启示在于：职业教育必须扎根实际，打破形式主义，在实践与创新中找寻生存之道。这段往事，不仅是五六老师个人的职业丰碑，更是诸暨职教探索的缩影。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那时做仼何事情都亲力亲为。

（梁焕木吴五六及教师与教育局教研室领导合影）

（当时征天职校学生之实操）

　　1986年春，五六老师在筹备征天职校间隙，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学历跃升。当老同学告知浙江教育学院招收函授本科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个初中毕业直接考取大专、年过三十才圆大学梦的民办教师，此刻清醒认识到“学然后知不足”——在知识快速更新的年代，唯有持续进修才能避免被淘汰。

备考过程凸显了他特有的务实智慧。面对现代汉语等基础科目，他果断将精力聚焦于陌生的心理学、教育学。在征天招待所五楼的蒸笼般房间里，这个中年学子用湿毛巾降温坚持夜读，展现出五六老师对学习机会的珍视。

考场上的从容更见其特质：当其他考生临阵磨枪时，他在开考前半小时悠闲投篮；考后拒绝参与试题讨论，坚持 “考一门丢一门”的思想。这种举重若轻的背后，是其多年生活历练后沉淀的定力。

三年函授恰逢社会剧变期。1989年春夏的面授与学潮相遇，当同学们用招待所床单制作声援旗帜时，经历过文革的五六老师保持着清醒的疏离。他带着诸暨同窗穿行于游行队伍间观察，如同穿越历史现场的见证者。在美学老师写下“重铸民族魂”的黑板前，这个中年学员以复杂目光凝视着青年学子的热血——他既理解理想的纯粹，也洞悉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渺小。

严格的学分管理让函授教育充满挑战。当面授不足三个月的同学被逐出考场时，五六老师更深刻体会到这种“迟到”的学历对边缘群体的意义。1990年毕业典礼上，他手捧大红证书感慨万千：从三十岁考大专到四十岁拿本科，这条“曲线求学”之路虽然“不漂亮”，却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他们那一代教育工作者“补课”的集体命运。

尤为珍贵的是同期诸暨学员的人生轨迹：赵士勋成为杭州教育名家，周红阳著书立说，吴江辉从教坛走向政界。这组命运样本证明，函授教育虽非正统，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打通人才上升通道的重要设计。正如五六老师的感悟：“不完整的经历恰恰成就了完整的人生。”这种在时代夹缝中顽强生长的求知精神，比学历本身更能定义一代人的精神质地。

（与同学在一起）

　　1996年，五六老师作为诸暨市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全程参与诸暨越剧团晋京演出《西施断缆》的策划实施。从新闻发布会组织到《人民日报》发稿，从剧务统筹到专家座谈记录，他展现了卓越的项目执行能力。这段经历不仅促成剧目荣获国家级奖项，更埋下了他日后系统研究西施文化的伏笔。20余年后出版的《戏剧中的西施》，正是对这段实践的理论升华，其中收录11个剧种15个剧本，堪称西施戏剧研究的文献宝库。

（五六老师与外交官吕新华在一起）

（《西施断缆》剧照）

　　1999年，已离开教坛6年的五六老师受命复办诸暨戏曲培训学校时，这位教育战线的"老革命"遭遇了全新挑战——一个不爱看戏的人要执掌艺术学校。但深植于心的教育本能让他迅速进入角色：拜访舒恒兴等老艺人，汲取经验，制定出融合传统戏曲“唱念做打”与现代职教理念的教学计划，在语文课植入《窦娥冤》唱段，历史课穿插古代服饰知识，构建起“传统为体、现代为用”的教学体系。

师资组建彰显其用人智慧。他跨省聘请江西戏校退休名师袁鸣霖夫妇，从上海昆剧团请来韩湘文，甚至动员已转任文化局长的杨仲坚重执教鞭。这种“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开放思维，使县级戏校汇聚起省级师资力量。最见功力的是招生环节——当省文化局老局长史行、越剧名家金宝花等权威坐镇复试现场，对考生进行摸骨听音的全方位测试时，13名入选者是从万把女生中筛出的“凤毛麟角”，其严苛程度折射出他对艺术苗子“天赋优先”的坚持。

教学实践中，他巧妙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袁鸣霖清晨带学生练功的“口传心授”与毛良昌科学发声训练并行不悖；何树新老师一字一句打磨唱腔的工匠精神，与卓秋萍像母亲般照料学员生活的温情相映成趣。当第四学期学生在诸暨剧院举行毕业汇报演出时，《盗仙草》等折子戏展现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庄重仪式。

这所戏曲学校的成功，事实上是他教育理念的凝练与升华，诚如他所言：一所戏曲学校检验的指标只有一项：就是出了多少人，有几个毕业生能在剧团中挑大梁、成为剧团的骨干。这不是靠嘴巴吹的，须经社会检视和大众认可。

的确，戏校的成功，为其波澜壮阔的教育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诸暨市戏曲培训学校第八届毕业留念2001年6月）

（五六老师与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周宝奎在一起）

　　作为诸暨文化领域的资深工作者，五六老师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戏剧事业的推动与戏校的开办上，更通过著作系统性地构建了地方文化记忆体系。他与合作者的相识始于《诸暨市志》编撰，而2021年担任执行主编出版的《诸暨文化志》，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

《诸暨文化志》的编撰是五六老师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部80余万字的著作系统梳理了诸暨文化各门类的发展脉络，其间他既要制订纲目、统稿，还亲自撰写多篇志稿。在电脑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他与搭档叶小龙手工制作申报材料的经历，折射出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在技术局限下的坚守。该志书不仅保存了珍贵史料，更构建了地方文化认同的文本基础。2014年出版的《藏在心头的记忆》以“童年务农”“五十五岁当团长”等片段，折射时代变迁；《名人好见》则通过24位文化名人与诸暨的交集，建构起地方与主流文化的对话通道。

从《西施断缆》的舞台实践到《戏剧中的西施》、《诸暨文化志》等文本的建构到《藏在心头的记忆》、《名人好见》等回忆录的撰写，五六老师始终围绕“地方性知识”的保存与传播展开。其著作序列形成互补结构：志书提供宏观框架，回忆录注入个体经验，戏剧文献专攻特色文化。这种多层次书写，既是对“文化自信”的基层实践，也启示地方文化工作需将短期项目与长期学术积累相结合。尤其在数字化时代，他对原始资料的珍视整理方式更显弥足珍贵。

　　回顾五六老师的人生历程，他从田塍走向讲台，从民办教师成长为普高教师，再到职业教育的开拓者，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轨迹与国家教育发展的坎坷历程紧密交织。他没有显赫的学历背景，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有的只是面对逆境不屈不挠的韧性、对知识始终如一的敬畏、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以及在时代变革中不断学习、勇于开拓的精神。

他是一代民办教师乃至更广阔背景下特殊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或许渺小如粟，命运多舛，却以其卑微的坚守，在历史的断壁残垣间播种文明，在文化的荒漠中守护绿意。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教育的伟大，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精英，更在于无数平凡人用脊梁撑起的历史瞬间。吴五六老师教海浮沉中绽放的微光，与其同代人的点点星火汇聚在一起，终成照亮我们前行路上的温暖炬火。

这束光，必将穿越岁月，给后辈们以深刻的启示与感动。

（五六老师与夫人琴瑟和鸣，携手同游）

作者手记:

看五六老师的人生轨迹，我发现他其实是一种“向内”的修行——将所有的苦难与诱惑，都沉淀为灵魂的压舱石。

于是，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的，并非总是昂首向前的激昂，更多时候，是一种背负着沉重命运却依旧“负重前行”的背影。这背影所诠释的，不是征服世界的野心，而是不被世界所扭曲的尊严。他将命运的砂砾，孕育成灵魂深处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