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改名潮

永俊微言

文革时期的改名潮

文/永俊微言

2025.10.09

　　文革时期，出现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闹剧，改名潮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改名潮的始作俑者，是当年最疯狂、最残暴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

1966年8月19日，由北京二中、二十五中、六十三中、六十六中的红卫兵组成的千人红卫兵队伍，砸烂了前门全聚德烤鸭店的老牌匾，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高喊着“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口号，带头在全北京掀起了“破旧立新”改名潮。而改名的原则就是凡是与“封、资、修”沾边的街道名、公园名、商场名、饭店名、旅店名、商标、招牌等等，统统都要改成革命化的新名字。

于是，长安街变成东方红路，王府井大街变成人民路，东交民巷变成反帝路，西交民巷变成反修路，景山东路变成“代代红路”，东四北大街变成“红日路”；无轨电车1路改为红卫路，2路改为反帝路，3路改为反修路，4路改为东方红路；公共汽车1路成了长征路，3路成了葵花向阳路，5路成了红卫路；颐和园改称首都人民公园，北海公园改为工农兵公园，协和医院更名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更名工农兵医院，友谊医院更名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更名东方红医院；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六必居改名宣武红旗酱菜厂，莫斯科餐厅改名北京展览馆餐厅。另据统计，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多达421条。

而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个电影院改名叫东方红电影院，不知有多少个派出所改名叫红卫派出所，不知有多少个饭店改名叫工农兵饭店，也不知有多少个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改名叫红旗公社、红光大队。在中国几千个城镇里，到处都有反帝路、红旗路、反修路等等，总之，重名率特别特别地高。

　　改完地名改人名。改人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带头武斗打死卞仲耘副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坏头头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为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领袖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领袖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领袖说，要武嘛。于是，当天下午她就改名叫宋要武，并于8月2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改革命化人名的浪潮，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于是，全国各地有无数人纷纷效仿，将爹妈给起的、本人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旧名字或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带有小资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菊”、“春、夏、秋、冬”，或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改为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名字，以示与旧风格、旧习惯的彻底决裂。

于是，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将名字改为“文革”、“红卫”、“东风”、“卫东”、“向东”、“向阳”、“反帝”、“红旗”、“红星”、“胜利”、“志红”、“志刚”、“永革”、“永红”、“学军”、“继军”、“宇彤”、“立新”之类。

更滑稽的是，某地中学生本名范富贵，1966年底改为“范文革”，不料几天后，他突然被造反派揪斗，罪名是“范文革”与“反文革”谐音，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另一初中生牛艳丽，改名“牛跟党”，有个原名马光宗、改名马革命的贴大字报说：“牛艳丽反党”，理由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跟党走，没听说过牛跟党走的。牛是牲畜，怎么可以与党混为一谈！牛艳丽侮辱革命群众、攻击党的罪行不是昭然若揭吗？”又有人贴大字报说：“马光宗改名马革命，实际上和牛艳丽改名牛跟党同出一辙，马也是牲畜，也能革命么？”马革命马上反击，又贴一张大字报说：“马克思不是姓马么？如果要论罪，反对我改名的人比牛艳丽更可恶，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马革命搬出马克思，终于站稳了制高点。

还有一位县城里的小干部袁某人，自己改名叫袁革命，把他弟弟的名字改为袁造反，他妹妹的名字改为袁保青。他父亲更名为袁兴无，母亲更名李灭资，祖父更名袁反帝，祖母更名王反修，把全家人的名字都改成革命名字，袁某人由此发迹得到升迁，任职县革委常委。

……

文革改名潮，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啻为一场荒诞不经的滑稽闹剧，荒唐透顶，令人哭笑不得。
文革改名潮，带来了城市街道名称、厂矿社队名称的大混乱。一则名称改动幅度太大；二则重名太多，翻来覆去，非常革命的名词就只有那么多。地名的大混乱，给社会秩序、各部门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和不便。邮电部门更是苦不堪言，在乱改地名最初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的大批邮件无法投寄。比如，辽宁省由于乱改地名，一度使邮局30～40%的邮件包裹无法投递，造成十分严重的积压、丢失和失密。
　　文革改名潮，给城市的工作、生活，尤其是邮政通讯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新地名一直没能推行下去，几年之后就自消自灭了，地名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文革”结束后，那些遭遇改名的老字号、老剧场、老街巷也都纷纷恢复了原名。但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给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