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故事

八一⭐老黑

司徒雷登

任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

1920年北京西郊，美国传教士出身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竟从以横征暴敛闻名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用6万银元买下40公顷皇家园林。

这价格仅是市价三分之一，陈树藩还额外捐2万银元设立奖学金，军阀与传教士的离奇合作，成了燕京大学诞生的关键伏笔。

一、1920年的意外交易：军阀的“文人情结”与传教士的教育执念

1920年春天的西安，督军府里飘着秦腔的调子。司徒雷登攥着刚烫好的名片，心里直打鼓——他找陈树藩，就是为了北京西郊那片淑春园和弘雅园旧址，40公顷的清朝皇家园林，当时正归这位陕西督军所有。在此之前，司徒雷登已经在北京城里转了大半年。

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时，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

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1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可那会儿军阀混战，好地要么归军阀，要么被洋人占着，想拿下来比登天还难。

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西郊那片地的主人是陈树藩，还摸清了陈树藩的软肋——他父亲陈胜德是个老秀才，一辈子爱秦腔、重文气，最见不得文化场所荒废。司徒雷登立刻找了个懂秦腔的中间人，先带着老艺人去给陈父唱了场《三滴血》，把老人哄得眉开眼笑，这才递上求见的帖子。

见面那天，陈树藩穿着藏青色军装，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核桃，眼神里带着审视。司徒雷登也没绕圈子，直接了当地掏出燕大的图纸：“陈督军，这皇家园林空着也是落灰，要是改造成学堂，能让南北的子弟都来读书，将来出几个救国救民的人才，比您囤着地更有分量。”

话刚说完，坐在旁边的陈父就接了话：“我年轻时读过书，知道‘文人园子当用于治学’的理儿，总不能让和珅当年的园子，变成荒草堆吧？”陈树藩看父亲发了话，又盯着图纸上“中西合璧学堂”的字样，突然拍了下大腿：“行！这地我卖，但有三个条件——给我爹立块碑，西安成德中学算燕大附中，每年得给陕西50个穷孩子免学费。”

司徒雷登当场就乐了，连忙点头。6万银元的价格，比当时市价低了三分之二，陈树藩还额外捐了2万银元设奖学金。没人知道，陈树藩心里另有盘算：那会儿他在陕西因为横征暴敛、种鸦片，名声已经不太好，要是能沾上学堂的光，多少能留个好名声。可他没料到，这场带着私心的交易，后来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谈。

二、五年造园：从废墟里挖出的“燕园基因”，中西合璧的教育奇迹

1921年夏天，北京西郊的工地上热闹起来。司徒雷登请来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这位洋人设计师没急着画图纸，反而先跑了苏州、扬州，把江南园林看了个遍。他跟司徒雷登说：“中国的园子讲究‘移步换景’，学堂得融在景里，学生上课累了，抬头就能看见树和水，才学得进去。”

墨菲的图纸确实特别：贝公楼用了中国传统的红墙，却配上西式的圆顶和拱窗，既显庄重又亮堂；思义楼的走廊特别宽，能容下学生课间打闹，窗户开得大，夏天通风、冬天采光；就连湖边的小路，都设计成弯曲的，顺着湖岸绕，走在路上能看见不同的风景。

施工的时候，还出了个小意外。1922年秋天，几个工人在挖湖底的泥土时，突然挖到一块黑沉沉的石头，上面还刻着模糊的花纹。工头赶紧喊来司徒雷登，老司徒蹲在地上摸了摸，又请了懂古董的先生来看，才知道这就是和珅当年摆在这里的太湖石。“这石头不能挪，就留在湖边，叫‘未名湖石’！”司徒雷登一拍板，这块石头后来就成了燕园的标志之一。

从1921年破土到1926年完工，整整五年，司徒雷登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夏天顶着烈日看工人砌墙，冬天裹着棉袄跟设计师改图纸，有时候遇到资金不够，还得揣着账本去跟军阀、商人募捐。有次找段祺瑞要钱，据说段祺瑞调侃他：“你一个美国牧师，倒比中国人还上心中国的学堂。”司徒雷登笑着说：“学堂是给中国人办的，我不上心谁上心？”

1926年9月，燕大正式迁新校址。学生们走进校园，都看呆了：红墙楼宇藏在绿树里，未名湖的水映着蓝天，上课的铃声一响，穿着长衫、西装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冰心当时在燕大教国文，她后来在文章里写：“燕园的秋天最好，满树的银杏黄了，学生坐在湖边看书，风一吹，叶子落在书页上，连读书都成了趣事。

校园不光环境好，燕大的学风更让人着迷。课程里既有《论语》《孟子》，也有西方的哲学、科学；老师里既有国学大师钱穆，也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来开讲座时，学生围着他问“美国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斯诺笑着答“跟你们一样，想让国家变好”。1930年代，燕大还跟哈佛大学合作办了哈佛燕京学社，各国学者都来这里研究中国，未名湖畔的学术讨论，常常从清晨聊到深夜。

三、乱世中的坚守：从抗战狱中的校长到流亡的军阀

1937年7月，日军打进北京，燕大的平静被打破了。一天早上，几个日军军官闯进司徒雷登的办公室，拿出一面日本太阳旗：“要么挂旗，要么封校！”司徒雷登把太阳旗推了回去，语气硬得像石头：“燕大是中国的学堂，绝不会挂侵略者的旗。

没有几天，日军就把司徒雷登抓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三年零八个月。监狱里的条件差，冬天没有暖气，司徒雷登冻得手发僵，却每天坚持写日记，日记里记的全是燕大的事：“今天该给学生上历史课了”“未名湖的冰该化了吧”。直到1941年，日军迫于压力才放了他，可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燕大的师生南迁，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成都，一路上带着书籍、仪器，没落下一个学生。

而陈树藩的日子，也没比司徒雷登好过多少。1921年，冯玉祥率军打进陕西，陈树藩丢了督军的位子，只能带着家人逃到四川，后来又辗转到天津。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找过他，想让他当伪职，陈树藩一口回绝：“我再不是东西，也不会当汉奸。”为了躲日军，他化装成难民，穿粗布衣服，挑着担子，混在逃难的人群里，一路逃到四川。晚年的陈树藩，常坐在家里翻看报纸，看到燕大的消息，就跟儿子说：“当年那片地没白卖，总算办了点正经事。”

1946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可他心里还惦记着燕大。有次回到北京，他特意绕到燕园，看着未名湖的水，跟老教授说：“等我不做大使了，还回来给学生上课。”可他没等到这一天——1949年，他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临终前，他拉着秘书的手说：“我想把骨灰埋在燕园，跟学生们待在一块儿。”

这个遗愿，直到2008年才实现。那年秋天，司徒雷登的骨灰被运回中国，安葬在杭州安贤园。杭州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学会说第一句中国话的地方。下葬那天，不少燕大校友赶来，有人捧着燕大的校徽，有人念着他当年的演讲词，风吹过墓地的树，沙沙作响，像在回应这位“中国通”校长的心愿。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校址并入北京大学。当“燕京大学”的牌子被换成“北京大学”时，不少老师生红了眼圈。可未名湖还在，博雅塔还在，燕大的精神也没丢——北大继承了燕大的学术自由，中外学者在这里交流，学生们在未名湖畔看书、讨论，就像当年的燕大学生一样。

四、跨越百年的回响：复杂人物的历史印记与燕大精神的传承

司徒雷登这辈子，跟中国绑得太紧。1876年他出生在杭州，父母是美国传教士，他从小在杭州的街头晃荡，杭州话说得甚至比本地孩子还地道，还跟着邻居老太太学包粽子。

11岁被送回美国时，他英语说得磕磕巴巴，同学笑话他“像个中国乡下孩子”，他咬着牙学英语，后来考上大学，又进了神学院。那时候他就想：“中国有那么多孩子没书读，我将来要回去办教育。”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回到中国，从教会学校的老师做起，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创办燕大。

有人说他是“美国的代理人”，可燕大培养的42位两院院士，还有冰心、费孝通这些名家，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才。他常跟学生说：“教育不分国界，你们学好本事，是为了中国好。”这句话，成了不少燕大学生的信念。

而陈树藩，始终是个复杂的人。他在陕西当督军时，征收重税、强迫农民种鸦片，老百姓恨他；可他捐地办学、拒绝当汉奸，又让人看到他的底线。

就像燕大校友说的：“他不是好人，但也没坏到底，那片地和2万银元，确实帮了燕大，也帮了不少想读书的孩子。”当年他设的奖学金，资助了不少陕籍学生，其中就有后来的水利专家李仪祉。李仪祉考上燕大时，家里穷得凑不出学费，靠着这笔奖学金才读完书，后来他回陕西修了泾惠渠，让上百万亩地变成良田，临死前还说：“要是没燕大的奖学金，我哪能有机会读书做事。

如今再看未名湖，湖水还是那样清，博雅塔的影子映在水里，风吹过湖边的柳树，能看见学生们抱着书走过，偶尔有几句讨论声飘过来，跟百年前燕大的样子，慢慢重叠。燕大虽然没了，但它的精神还在——学术自由、中西融合，还有那种“不管乱世多乱，都要把教育办下去”的坚守。

确实，司徒雷登先生建立、发展了燕京大学，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如果他始终如一，那他一定也会象白求恩、斯诺一样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

确实，司徒雷登先生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这与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一流的教师分不开；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但燕京大学从不拖欠薪资。

确实，司徒雷登先生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他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国籍的燕京大学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这其中就有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侵略者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司徒雷登支持下，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确实，燕京大学虽然仅仅存在了33年，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以说是科学家的摇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派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1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可是，他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有人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抹杀他对中国的贡献。这和抛开立场谈人性一样，真的幼稚、天真了，试举两例——

1、他强迫燕大悬挂美国国旗，这是对中国家主权的侵犯。

2、他要求美国出兵长江以南，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

有人说：“偌大的燕园竟安放不下司徒雷登的灵魂，都是那篇文章害了他，把他定义成反面人物了!”

也有人说：“他比任何人都爱中国，他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些土鳖恨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北大改回燕大。司徒雷登是个好同志值得纪念。”

更有人说：“相比较一些土生土长、位高权重、却数典忘祖的国人，司徒雷登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且以自己朴素的情感服务中国，虽然最后任职外交官因为幼稚的政治观念成为一生败笔，但瑕不掩瑜，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的尊重。”

……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扭曲燕京大学历史，极力美化某些人的作用，抹杀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贡献，错将燕大诞生归因于“军阀与传教士的合作”。

然而，中国人民和政府也没有忘记他的贡献，司徒雷登的墓碑上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陈树藩的名字很少被人提起，可他们当年的一次意外合作，却造就了一所传奇的学堂。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教育从来都能跨越身份、国界，哪怕在最乱的年代，只要有人愿意为它弯腰、为它坚守，就能开出最美的花。

司徒雷登简介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出生于浙江杭州，苏格兰裔美国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

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生中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1949年8月离开中国。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逝于美国华盛顿，终年86岁。2008年11月归葬杭州安贤园。

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

人物评价

“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林孟熹评）

“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在中国已遭到彻底失败。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新华网评）

“这几十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冰心评）

“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司徒雷登）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傅国涌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