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泉——棍棒下的黄梅戏绝唱

小飞哥

丁永泉14岁开始黄梅采茶戏，又称黄梅调，以旦角表演的细腻传神，被誉为黄梅戏界的“梅兰芳”；因黄梅调在怀宁石牌被徽剧势力压迫下八次入狱却始终未弃初心，从抗战时期的艺术抗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剧目革新与人才培育，再到文革中的悲壮坚守，他用76年人生，筑起了黄梅戏精神丰碑。

一、抗战岁月：“京黄同台”的隐秘抗争
1938年安庆沦陷，黄梅采茶戏因被当局视为“俚俗之乐”本就生存艰难，战乱更让其陷入绝境。丁永泉带着全家老小，与潘泽海、柯三毛等十几名艺人逃至怀宁江家嘴陈家店铺避难，两年间戏班成员相互扶持，在炮火中护住了艺术火种——彼时潘泽海之女潘璟琍尚在襁褓，丁永泉女儿丁翠霞也在此期间产下女婴，便是后来的黄梅戏演员丁俊美。
1939年初，为取回怀宁大桥头珍藏的戏箱，丁永泉冒险潜入安庆城，意外与京剧演员王少舫相遇。两人此前因“京黄之争”略有隔阂，此刻家国危难他们放下分歧，敲定“京黄同台”的抗争策略：白天在日军管控的剧场演唱《打渔杀家》《穆桂英挂帅》等传统京剧，以规避“抗日”敏感点；夜晚则在私人院落演唱黄梅采茶戏，将抗争信念藏进唱词——《告粮官》中“告贪官”被改为“告汉奸”，《夫妻观灯》里“看花灯”化作“盼天晴（暗指盼抗战胜利）”，每一处修改都精准戳中民众心声。
丁永泉在《告粮官》中饰演陈氏时，唱到骂“汉奸”时故意提高声调，台下观众心照不宣的掌声成了彼此的暗号，有人甚至偷偷塞来写着“坚持下去”的纸条。这种“明演旧戏，暗传抗敌”的日子持续近一年，直至日军强令排演“日中亲善”剧目才被迫终止。撤离前夜，他与王少舫谎称“下乡采买戏服”，趁夜色绕过日军岗哨，步行三天三夜逃回枞阳山区。途中戏箱被日军抢走，他拼死护住12岁入行时用的小锣——这面锣此后伴随他走过余生，成为他坚守艺术的精神图腾。

二、解放前：丁永泉与枞阳采茶戏班的苦难坚守
抗战胜利的喜悦尚未在丁永泉心中完全消散，现实便给了他沉重一击 —— 国民党统治下的怀宁石牌，依旧禁唱黄梅采茶戏。这位毕生痴迷采茶戏的艺人，并未因禁令而放弃心中的艺术火种。为了让采茶戏能在民间继续传唱，他毅然回到老家枞阳，从零开始组建采茶戏班。
在当时的环境下，戏班的生存之路布满荆棘。丁永泉深带着戏班辗转于枞阳、桐城、潜山的边远山区，戏班的收入时常难以维系基本温饱。但即便如此，丁永泉始终没有动摇。
1946 年，丁永泉的人生与黄梅戏的命运，因一个名叫严鸿六（后改名严凤英）的姑娘而产生了更深的联结。严鸿六因喜爱采茶戏险些遭遇 “沉溏” 的厄运，丁永泉毅然决定收她为徒。他看中的不仅是严鸿六的天赋，更是那份对采茶戏纯粹的热爱 —— 这份热爱，与他自己对采茶戏的执着如出一辙。为了让严鸿六快速成长，丁永泉精心安排女儿丁翠霞贴身带教，从唱腔、身段到表演细节，倾囊相授。在丁永泉的悉心教导与庇护下，严鸿六逐渐在戏班站稳脚跟，开始随班登台演出。
社会动荡不安，禁令的阴影时时笼罩，戏班时常面临被驱散的风险。逃难成了戏班生活的常态，每一次搬迁，丁永泉都冲在最前面，清点道具、安排路线、安抚成员情绪。为了让戏班能活下去，他放下身段，主动联系王少舫带领的京黄戏班，促成两个戏班 “京黄同台”。
1947 年，厄运再次降临。严凤英（此时已改名）在安庆演出时，因禁令被强行禁止登台，戏班的演出之路彻底被阻断。看着朝夕相处的戏班成员陷入绝望，丁永泉心如刀绞。他四处奔走，试图为戏班寻找新的演出机会，却屡屡碰壁。当王少舫为了生计不得不前往合肥唱京剧，严凤英也被迫远赴上海转型时，丁永泉苦苦支撑的采茶戏班，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三、组建枞阳胜利采茶戏社：力邀王少舫，幸得桂林栖相助
安庆解放后，1949年7月，他在枞阳组建胜利黄梅采茶戏社。此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战争时期并肩作战的王少舫。
丁永泉特意从枞阳赶赴合肥，两度登门拜访。彼时王少舫正在组建合肥京剧戏社，丁永泉坦诚相劝：“京剧名角太多，但黄梅戏贴近老百姓，有活气。你我联手，把京剧的好东西揉进黄梅戏，这戏才能走得远。”这番话打动了王少舫，他最终决定加入，成为“枞阳胜利黄梅采茶戏社”（后更名为民众采茶戏剧场）的核心成员。
枞阳胜利黄梅采茶戏社组建初期，困境远超预想：资金匮乏到连基本的戏服道具都买不起，演出场地只能临时搭在枞阳会宫、汤沟等地的晒谷场，艺人常常一天只靠两个窝窝头充饥（丁翠霞口述）。更棘手的是，部分保守势力仍沿袭旧习，对黄梅戏抱有偏见，暗中阻挠演出安排。就在戏社濒临解散之际，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桂林栖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这位出身黄梅戏发源地湖北黄梅的领导人，1938年就组织黄梅县采茶戏剧团项雅颂编写第一个红色黄梅戏剧本《计歼敌首》，宣传支持抗战。自1949年4月安庆解放次日，便派人寻访流散艺人、组织演出，深知黄梅戏的民间根基与艺人困境。得知胜利采茶戏社的窘境后，桂林栖当即安排人员送来急需的粮食与经费，明确要求“保障艺人基本生活，让戏社能唱下去”。他还亲自协调场地问题，允许戏社进入城区剧场（民众剧场）演出，打破了黄梅戏“只能在乡野游走”的旧规。
这份雪中送炭让丁永泉毕生铭记终身。1952年丁永泉赴合肥开会时，桂林栖主动上前问候并递烟，这位在旧社会曾戴芦席枷游街的艺人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对晚辈提及：“我在旧社会就戒烟了，但桂书记递的烟，我必须点上。旧社会把我们当‘戏子’糟践，新社会的书记把我们当人看，还帮我们把戏社扶起来，这份恩，我记一辈子！”
在桂林栖的支持与丁永泉、王少舫的带领下，枞阳胜利黄梅采茶戏迎来转机。丁永泉将 “黄梅采茶戏”的高亢唱腔与枞阳民间小调的婉转旋律融合；王少舫则引入京剧身段技艺，为《梁祝》等剧目设计规范动作，让黄梅戏从“民间化”向“规范化”迈进。戏社很快在皖中打响名气，不仅吸引大量观众，更培育出一批青年艺人，成为安庆地区最早获得党的认可的黄梅戏团体之一，为日后的“黄金时代”储备了核心力量。

安徽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同志

四、新中国时期：从“禁戏艺人”到剧团骨干
1953年4月，年逾六旬的丁永泉被直接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负责传统剧目整理与演员培训。彼时的黄梅戏虽获解禁，却深陷“剧目零散、唱腔粗糙”的困境——许多经典戏只有口头流传的唱段，并无完整剧本；年轻演员多是“半路出家”，缺乏系统训练。丁永泉的到来，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与严凤英再续师徒情缘
当时22岁的严凤英已在皖西一带小有名气，唱腔清亮却略带“野气”，表演也多凭直觉。丁永泉听她唱完《打猪草》后，当即对剧团负责人说：“鸿六是块好料，得好好打磨，不能浪费了这个金嗓子”。丁永泉与严凤英再续师徒情缘。
丁永泉的教学从“接地气”的细节入手：教《天仙配》中“七仙女下凡”的唱段时，他严格要求诉严凤英：“仙女不是‘飘’着的，是带着对人间的好奇来的，唱腔要柔，但眼神里要有光；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时，要想着老百姓过日子的踏实劲儿，不能唱得太飘。”严凤英曾回忆：“丁六叔从不摆师傅架子，教我唱段时，会一句句示范，连换气的地方都标出来；教身段时，会拿着我的手纠正姿势，说‘姑娘家的动作要轻，像拈着绣花针’。”
在丁永泉的指导下，严凤英褪去“野气”，多了“灵气”。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期间，丁永泉虽非角色，却全程承担艺术指导职责。当严凤英对“七仙女劝董永成亲”的戏份把握不准时，丁永泉点拨她：“仙女的‘劝’不是强迫，是心疼董永的苦，要带着温柔的坚持，眼神要软，语气要暖。”影片上映后，“七仙女”成为家喻户晓的角色，严凤英也一跃成为“黄梅戏皇后”。她后来多次说：“我能走到今天，全靠丁六叔给我‘把舵’，他总说‘黄梅戏不能丢了民间的根’，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二）整理经典剧目，推动黄梅戏革新
除了培育人才，丁永泉还凭借数十年记忆，陆续整理出《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等20余部传统剧目。整理过程中，他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他还注重唱腔与剧本的适配性：为《罗帕记》中“陈赛金哭楼”的唱段设计“悲腔”，用缓慢的节奏、低沉的旋律表现角色的委屈；为《女驸马》中“冯素珍中状元”的段落创作“欢腔”，以明快的节奏、高亢的唱腔传递喜悦。这些改良让黄梅戏的表现力大幅提升，让《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三部黄曲成为至今的黄梅戏绝唱。
1958年，丁永泉调任安徽艺术学校戏剧科教师，开创“口传心授+情境带入”的教学模式：教《小辞店》时，他先给学生讲“旧社会生意人出门的辛苦，柳凤英的痴情不是浪荡，是底层人的真情”；示范“送蔡鸣凤出门”的身段时，强调“手要轻轻拉衣角，眼神要跟着人走，这才是舍不得”。在他的培育下许多黄梅戏名家相继成长，延续了他“艺术扎根民间”的理念。这一时期，他还先后获得华东区及安徽省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奖状，从昔日屡遭禁演的“戏子”，真正成为受人敬重的艺术骨干。

五、文革迫害：棍棒下的艺术绝唱
1966年，丁永泉成为了黄梅戏话语权争夺之殇。这场迫害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偏见（1955年电影《天仙配》上影后，黄梅戏唱红大江南北时，1957年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成立之时，就开始了市黄与省黄的话语权争夺）与政治风暴的叠加——安庆戏剧的地方势力翻出民国时期程演生《皖优谱》中“黄梅戏极淫靡”的旧论，又借柯庆施的政治口号“大写十三年”，将他定性为“宣扬封建糟粕的反动艺术权威”， 丁永泉、严凤英、王少舫等黄梅戏核心艺术骨干就成了打倒的对象。
最初的批斗始于口头批判，造反派逼他承认“黄梅戏是毒草”，丁永泉反驳：“我唱的是老百姓喜欢的戏，毛主席都喜欢听，不是毒草！”这番话彻底激怒造反派，批斗很快升级为肉体折磨：他被戴上高帽、挂上“反动权威”木牌，在安庆街头游街示众；珍藏多年的戏服（包括抗战时期拼死护住的几件）被付之一炬，耗费数年整理的剧目手稿被撕成碎片，撒在剧场门口；每天被迫打扫剧场厕所，稍有迟缓便遭打骂，有时甚至拳打脚踢、用皮带抽。

1968年，76岁的丁永泉已极度虚弱，咳嗽不止，却仍难逃施暴。据长子丁紫臣回忆：“那天父亲在剧场扫地，造反派嫌他动作慢，几个人围着他用木棍打，木棍断了两根，父亲当场昏死过去，地上满地是血，送到医院后，第二天就去逝了。
他死后，造反派不准举办葬礼，不准亲友悼念。丁紫臣与几位亲友只能趁着夜色，用一块旧木板裹住他的遗体，悄悄埋在安庆大观区十里铺的荒地里，连墓碑都不敢立——怕被造反派发现后掘墓泄愤。直至1978年，丁永泉的冤案才得以平反；1980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将其遗骨迁葬至安庆戏曲名人墓园，立碑镌刻“黄梅戏宗师丁永泉（1892—1968）之墓”。

结语：民间艺术的“守灯人”
丁永泉的一生，为了唱黄梅戏饱受磨难。他在怀宁八次入狱；抗战时以戏明志，守住了艺术的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后，幸得桂林栖等省领导相助，他既整理剧目、革新唱腔，又培育出严凤英、王少舫等“黄金搭档”，为黄梅戏的“黄金时代”铺路；最终死在了黄梅戏话语权争夺的棍棒下。
如今，当《天仙配》中“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旋律响起，当严凤英、王少舫的唱段仍在街头巷尾流传，当马兰、黄新德等弟子续写着黄梅戏的辉煌，人们终于明白：丁永泉这位黄梅戏“梅兰芳”，不仅缔造了艺术的辉煌，更用一生证明——民间艺术的根，永远扎在老百姓的日子里；而守护这份根脉的人，终将被历史铭记。

参考书目
1. 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黄梅戏史话》，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主要参考：丁永泉组建胜利采茶戏社的背景、黄梅戏唱腔改良细节）
2. 安庆市文化局编：《安庆戏曲志》，黄山书社1993年版（主要参考：胜利采茶戏社的发展历程、丁永泉与王少舫的合作细节）
3. 丁紫臣口述、王秋贵整理：《我的父亲丁永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主要参考：丁永泉与严凤英的师徒互动、文革时期的迫害细节、临终场景）
4. 安庆党史方志办公室：《安庆文化史料汇编（戏曲卷）》，黄山书社2019年版（主要参考：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组建背景、丁永泉整理传统剧目的具体工作）
5. 严凤英纪念馆编：《严凤英自述与亲友回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主要参考：严凤英对丁永泉的回忆、师徒教学中的具体案例）
6. 王少舫口述、张慧聪整理：《我与黄梅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主要参考：王少舫加入胜利采茶戏社的过程、与丁永泉的合作经历）
7. 时白林、丁俊美：《深切缅怀桂林栖同志》，《黄梅戏艺术》2013年第2期（主要参考：桂林栖对黄梅戏艺人的帮扶、丁永泉感谢桂林栖的原话）
8. 尹汉宁：《桂林栖的戏曲情结与人格力量》，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主要参考：桂林栖推动黄梅戏发展的政策与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