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那盏灯

笔下生花

回到城市的第二天，晨光刚漫过阳台，我啃着面包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妈，我昨儿安全到了，你跟我爸别惦记。”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熟悉的絮叨，“冰箱里的饺子包子记得分袋冻上，别放久了坏了，你一个人吃饭也得按时……”

絮叨完琐事，母亲话锋一转，突然提了句：“昨儿跟你王婶跳广场舞，碰见你初中那数学老师了，就那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握着手机的手顿了顿，记忆突然被扯回十几年前的教室。“是他啊，”我跟母亲感慨，“小时候对他，真是又讨厌又说不出的在意。”

那时候我数学烂得底朝天，稳居班级倒数第三。他总把我们这些“拖后腿的”安排在最后排，讲题讲到急了，就敲着黑板说：“你们这脑子是浆糊做的？让你妈多给你煮点核桃，补补！”我们几个成绩差的，私下里总偷偷叫他“瘸子老师”，抱怨他管得宽、脸绷得像块铁板。

有次上课，我跟同桌小声吐槽“他这辈子怕是只会跟数学公式较劲”，话音刚落就被他抓了现行。下课铃一响，我们俩就被拎进了办公室。他没骂脏话，只盯着我们说：“嫌我严？等你们考不上高中，就知道严是为了啥。”末了罚我们扫一周教室，抄当时学的所有数学公式一百遍。

那一周我天天熬到十一点，台灯下的稿纸堆得老高，手指抄得发僵。白天上课忍不住打盹，又被他抓个正着，罚我站在教室后听课。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黏在我背上，我又羞又气，后来上他的课，干脆左耳进右耳出，故意跟他对着干。

家长会后，母亲拿着我的成绩单，气得抄起院子里的柳条就追我。我绕着老槐树跑，还是被抽了好几下，胳膊上渗着红印子。第二天我揣着疼去学校，刚进教室就被他叫走。办公室里，他从抽屉里摸出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琥珀色的葫芦油，“过来，把袖子卷起来。”他的手指带着老茧，涂油时动作很轻，还问我“疼不疼”。我盯着他鬓角的碎发，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含着泪点了点头。

“不是故意要骂你们笨，”他叹了口气，声音放软，“你们这年纪，不逼一把，将来要后悔的。”他跟我说了他的事——小时候家里穷，母亲走得早，全靠父亲拉扯。那时候他一边上学，一边偷偷背着竹篓去山上挖草药，天不亮就出发，踩着父亲编的草鞋走十几里泥路去镇上卖。草鞋磨脚，脚上的血泡破了又起，到了镇上，草鞋底子早就烂得挂不住脚。有次卖完草药天黑了，他摸黑往回走，摔进田埂里，膝盖磕得流血，是父亲打着手电筒找到他，抱着他哭：“娃，咱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这山窝窝。”

后来父亲给人盖房子，从房梁上摔下来，断了几根肋骨。家里没钱治病，父亲不肯再去医院，躺在家床上唉声叹气。他看着父亲苍白的脸，偷偷找老师退了学，每天谎称去上课，实则去深山里挖山货换钱。父亲知道后，气得用拐杖敲他，忍着疼拉着他去学校，“噗通”一声就给老师跪下了：“求您让娃再读书，他要是没文化，这辈子就毁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办公室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槐花香。我突然鼻子发酸，跟他道歉：“老师，我不该背后叫您……”他摆摆手笑了，“早习惯了。”末了他才说，其实是我母亲私下找过他，红着眼眶拜托他：“我家娃贪玩，您多管管他，哪怕他恨您，将来也会懂的。”

电话这头，我跟母亲讲完这些，喉咙有些发紧。母亲沉默了会儿，轻声说：“你老师后来问起你，我说你现在也成了老师，他连着说了三个‘好’，还说你小时候聪明，就是没把心思放学习上。”

我心里一暖，又追问：“妈，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记得我考上高中后，听语文老师说他爸病重，他辞职回家照顾，后来就没消息了。”

“唉，”母亲的声音沉了下去，“他爸走了以后，他就去了更偏的山村教书，后来娶了个媳妇，日子刚顺点，媳妇前几年又得了癌症走了。儿子去外地打工，一年也回不来一次，现在就他一个人过，看着瘦得厉害，走路也比以前更慢了。”

窗外的阳光渐渐更暖了，我却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五味杂陈。母亲又说：“你下次回来，要是有空就去看看他，好歹你也是他教过的学生。”

我握着手机，重重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我望着桌上的教案本，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给学生讲题时的场景——有个孩子跟我当年一样，对着数学题皱眉头，我没骂他笨，而是蹲下来跟他说：“别急，咱们慢慢来，你比老师当年聪明多了。”

原来有些道理，要等自己站在曾经对方的位置上，才能真正懂。那个曾经被我们偷偷抱怨的“瘸子老师”，用他的人生，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所谓教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公式，而是有人用自己的经历，为你点亮一盏灯，让你在后来的路上，也愿意为别人多照一段路。

我拿出日历，在下次回家的日期上画了个圈，心里默念：老师，这次换我去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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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下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