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三）

老兵

兰州大学80年代的西校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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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年的教学实践，如今在课堂上已能从容自若，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与读书笔记。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代与今天迥然不同——没有手机或电脑可以一键检索，资料无法轻易尽收眼底，下载保存更是无从谈起。我们只能一次次走进资料室或图书馆，在纸页间寻觅所需。那时连复印机也尚未普及，每有所获，只能伏案手录。记录方式通常有两种：对于课堂上需频繁引用的数据资料，为便于取用，便制成卡片；而那些虽不常用却颇具价值的内容，则一一抄录于笔记本中。

随着涉猎的文献日益丰富，我愈发感到某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索。例如，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对美国经济优势的影响、三里岛核事故后新能源的发展趋势，以及世界钢铁工业的演进格局等等。这些疑问，逐渐成为我深入思考与系统研究的起点，也成为我后来撰写并发表论文的灵感之源。

现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七八年初，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实行“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的报考原则。考生须提交由所在单位出具的政治审查与推荐材料方能报考。统一笔试科目包括政治、英语和两门专业课，复试则由报考单位自行组织。这项“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的政策，一直延续至一九八一年。

研究生招生的重启，也点燃了我内心深造的渴望。我私下认真评估了自己的条件：外语方面，自一九七八年起，我已参加了两期学校为青年教师开设的夜校英语进修班，自觉收获颇丰，已经能够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只是听力和口语仍显薄弱。至于专业课，我也有一定把握——几年的教学实践给了我底气。由于只能报考与现职专业一致的方向，而当时国内开设世界经济专业的院校寥寥无几，武汉大学是其中之一。

于是，一九七九年研究生考试报名前夕，我试探性地找到了系主任李国杰老师。刚一开口表达报考意愿，便被他直接回绝。他语气恳切，强调眼下系里教学任务重、师资紧张，无人能接替我的课程，希望我顾全大局，暂缓报考。他还安慰我说，这几年我表现突出，系里非常看重，将来也绝不会亏待我。

现在的兰州大学本部西门（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七九年底，李国杰主任告诉我，教育部将在武汉大学为直属院校举办一期青年教师世界经济课程进修班，系里决定派我参加。他还特别提到，根据文件安排，该培训班将与一九七八级研究生班合班上课。这正契合了我继续深造的需求，也无需再单独报考研究生。他要我做好准备，按时参加学习。

樱花烂漫的武汉大学校园（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八零年三月初，我踏进了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校园。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真可谓人才荟萃，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五十年代初，全国院校调整时，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等中南地区大学的经济类专业，都合并到了武汉大学，使武汉大学名师云集。同时武汉大学有一批从美国长春藤高校毕业回国的留美学者，比如吴纪先、张培刚、谭崇台、刘涤源、朱景尧等等。

1980年进修班学员与78级研究生在武汉大学校园合影留念

　　我们这一届参加教育部世界经济课程进修班的学员最初来自教育部直属院校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黑龙江大学、湘潭大学等9所大学，一共10个青年教师。他们依次是王庆华、师秋萍（复旦大学），周昆山（厦门大学），刘重力（南开大学），沈学民（吉林大学），郭志仪（兰州大学），黄金平（山东大学），高德荣（东北师范大学），舒敏鉴（黑龙江大学）和王启云（湘潭大学）。

后来又从许多学校来了不少新的成员。根据班长高德荣的记录，他们是：台湾财经学院黄颂，厦门大学蒋细定，吉林大学项卫星、郑淑英、复旦大学胡荣华、张瑞德，西北政法学院杭仲亚，上海外贸学院洪刚，广西大学李振英，陕西财经学院张京鹏，云南大学朱玉华，武汉粮食工业学院付祖荫，武汉财贸专科学校谢成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孙晓文共计14人。先后参加进修班的学员一共24人。

武汉大学校园一角（图片来自网络）

　　武汉大学对这个进修班非常重视，吴纪先教授亲自担任我们进修班的班主任。

吴纪先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吴老师于1945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吴老师回国以后，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也曾经任职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经济研究专员。新中国建国后，他加入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并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美国经济研究会会长等。吴老师也是教育部公布的新中国第一批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之一。当时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一共只有五个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吴大琨，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南开大学滕维藻，华东师范大学陈彪如和武汉大学吴纪先。

吴老师也是当时武汉大学经济系和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众多教授中唯一一个二级教授。所以，吴老师不仅为武汉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做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

　　武汉大学校园(图片来自网络）

　　吴老师给我们讲授国际贸易、世界经济专题等。还教我们如何搜集和利用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吴老师教学非常严谨，待人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记得期末考试时，他岀了三道考题，有同学说：太多了，写不完。他就抹去了一道题。进修班结业多年后，我曾经几次写信向吴老师求教一些学术问题，吴老师都一一回信，认真解答。

　　进修班开设的其他课程还包括：《国际金融》（周新民教授主讲）、《资本主义财政》（隋啟炎教授主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由谭崇台、刘涤源、王治柱、傅殿才等多位教授共同讲授）、《世界经济统计》（朱景尧教授主讲）、《世界经济概论》（郭吴新教授主讲）以及《发展经济学》（张培刚教授主讲）等。这些课程内容广泛，涵盖多个前沿领域，都是我们在本科阶段未曾系统学习过的。因此，这次进修无疑为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窗，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也为我们后续的教学与研究注入了丰富而宝贵的养分。

后排左起：王启云、吴纪先教授、王庆华、郭志仪；前排左起：黄金平、高德荣、xxx、周昆山

　　正如教育部的通知所说，所有课程，教师进修班都是和一九七八级硕士研究生一起上课。这批进修班学员回去以后都成为各学校经济学的骨干教师。而一九七八级研究生毕业后，大多数人到大学任教或从亊研究工作，先后都评上了教授，不少人还作了校、系领导。年龄比较小的曹远征是从青海考去的，毕业以后又回到了青海，我还曾邀请他给我们的学生做过讲座。曹远征后来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先后在国家发改委等单位工作，也曾任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在电视台露面。

前排左起：王启云、师秋萍、沈学民、刘重力、郭志仪；后排左起：王庆华、周昆山、高德荣、黄金平

　　在武汉大学进修的那段时光，除了日常的专业课程学习，我还意外邂逅了一份格外珍贵的惊喜——那便是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里那间不算太宽敞却内容丰盈的资料室。于我而言，那几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现，一扇悄然打开的知识之窗。

那时，我所在的兰州大学经济系资料室，所藏外文资料十分有限。由于经费紧张，各单位都难以订阅原版外文报刊，只能依赖新华社筛选、复印并装订成册的专题汇编。那些按专业分类凝聚了编辑人员的专业眼光与辛勤劳动的资料，虽然非常实用，但是数量稀少，专题覆盖面狭窄，难以满足我们迫切了解世界的需求。

而当我走进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的资料室时，眼前的一切令我震撼：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多种国外经济类期刊与报纸的原版，油墨的气息尚未散尽，纸页间透出未经转译的学术生机。那些在兰州只能从复印件里看到的文献，在这里以最原始、最完整的形式呈现在我面前。于我而言，这无异于闯入了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每一次翻阅，都像是亲手触摸到了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

每当没有课的时候，我总是到资料室翻阅资料，时间一长，资料室的老师都熟悉了，他有事出去的时候我就是资料室的“管理员”。

这是我在武汉大学校园给进修班学员（从左至右：刘重力、师秋萍、瑞典外宾、沈淑云）拍的一张照片

　　我利用在武汉大学积累的资料，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完成了多篇论文的写作。其中一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世界经济》杂志1983年第1期上，而且目录是用加粗的黑体字作为重点文章发表的。

这篇文章1981年初就基本完成，首先请系里一个老教师指导，由于他没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我又经过认真思考进一步调整之后，斗胆寄给了《世界经济》杂志编辑部。此后又过了差不多一年，未见任何消息，我想发表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是好像是在1982年7月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是从《世界经济》杂志编辑部寄来的。我赶紧打开信，看到信是一位落款叫“史敏”的人写来的，信中提出这篇文章在这期间有没有发表过？另外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小问题。我立即写了回信。后来了解到，史敏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看到了我这篇文章，认为非常有价值，准备发表，史敏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担任所长。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较大的震动，首先是在系里，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系还从来没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这引起了系里老师们的普遍议论。其次，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我就接到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东京和巴黎的资料中心寄来的大量资料和出版物。这使得我一下子成为学校拥有英文资料最多的“富翁”。

　　在广州参观越秀公园时留影

　　受到这篇论文发表的鼓励，这几年我先后《兰州大学学报》、《世界经济》、《西北人口》等多个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和译文。仅关于美国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文章就发表过三篇论文。

关于译文的发表，是在收集论文写作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很多非常专业和富有新意的文章。我在文章中引用这些资料的同时，把这些资料也随手翻译了出来。感觉它们很有价值，开始试着给一些译文刊物投稿。一般这些刊物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主办的刊物，比如《世界经济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主办）、《国外经济文献摘要》（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等专门刊登译文的杂志，还有一些专业刊物也发表一些译文，例如《西北人口》、《人口与经济》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学术环境相当开明，学校也没有任何硬性规定要求发表论文，主要任务是教学。但是学校还是鼓励大家发表论文的。我们发表论文，完全出于自我的爱好和兴趣。一般从教学中发现问题，去翻阅和找资料以解决问题。这种把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使得教学更有深度，也更受学生欢迎。

与此同时，写文章是需要大块的时间的，因为需要认真思考，不是一提笔就可以写作的。有的时候教学比较忙抽不出大块时间，就可以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是可以利用小块时间的。由于这些年在专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我自认为我的专业敏感性比较强，对于世界经济出现的新问题比较敏感。

　　1980年在武汉钢铁公司冷扎厂参观

　　译文最重要的是选题，因为从大量的资料浏览中要非常敏锐的发现有价值的内容，你就必须要发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理论、新问题、新动向。而这一点正是捡验一个人专业素养的最好办法。非常荣幸，这些年的努力，使我在这方面有些独到之处。我每次的选题，翻译出来之后，所投稿的杂志几乎都刊用了。开始的时候这些刊物还要求我把原文同时寄给他们，后来熟悉了以后再没有要过原文。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碰见了我的译文编辑，他看到我的名字以后，热情的夸奖我很勤奋。我的译文每次都能够顺利发表，除了选题独到以外，我认为我的专业基础比较扎实，能够用准确的专业语言表达原文的意思，这是我的译文能够被编辑们看好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八十年代，我发表过有将近10万字的译文，有些译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教学与科研恰似一幅浸润着理想主义光辉，却又处处显露着现实粗粝质感的画卷。

那时的课堂，是思想解冻后万物复苏的缩影。老师们站在斑驳的木制讲台前，粉笔灰如霜般落满衣襟。他们没有眼花缭乱的多媒体，仅凭一手俊朗的板书、一句精彩的阐发，便能将知识体系如工笔画般勾勒在学生眼前。图书馆永远是座无虚席的圣地，旧书页特有的霉味与墨香混合成一种令人安心的气息。为了一本紧俏的参考书，学生们常常要早早去占位，那种对知识近乎虔诚的渴求，是那个年代独有的风景。

科研之路则更为艰辛，却也充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豪情。实验室里，仪器设备大多笨重而陈旧，泛黄的图纸上布满反复修改的手写标注。查阅国外文献是件大事，往往要历经周折，得来的几页影印件便被如获至珍地传阅、抄录。没有便捷的互联网，思想的碰撞更多依赖于面对面的热烈讨论，在教研室昏黄的灯光下，在校园小径的漫步中，一个个学术火花由此迸发。

那是一个物质清贫但精神丰盈的年代。学者们怀揣着“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紧迫感，在有限的条件下，以无限的耐心与智慧，默默夯实着中国学术重建与腾飞的基石。那种纯粹的求知热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如同一束温暖而坚韧的光，照亮了那个探索与复苏的时代。

（除注明的之外，文章中的图片均为自己保存的老照片）

作者2025年8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