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的自白

清白世家

笔尖的自白

——论写作的纯粹性

董鸿骞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曾有这么一段话：“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当他远离虚名的陷阱时，恰是对写作——爱的深沉。”诚然，这些外在的形式，对于沉心创作的人而言，不过是一场华丽的幻觉。真正的写作从不需要这些装饰，只需一颗敏锐的心和一支忠诚的笔，足矣。

对于大多数文学爱好者而言，写作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记录一下生活，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与感动。在字里行间中寻找真我，于篇幅章节里安放灵魂，是彼此私密的对话，是与世界单独的约会。

《诗经》有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代诗人张枣曾言：“诗歌是母语中的母语。”这种对语言本身的敬畏，正是纯粹性的核心。近年来，各类文艺评比活动过度依赖头衔与网络人气的现象确实引发了公众对公平性的质疑。当算法成为裁判，流量沦为勋章，文艺评比的公信力正被悄然蚕食。刷票之流，反滋产业链“眼球经济”的泛滥，让“数据”僭越“文本”的主题地位。这种异化，恰是写作纯粹性的当代困境。试问，昙花一现的流量“桂冠”，与文学何干？

窃以为，真正的写作来自生活的积淀与心灵的感悟，而非某一个组织的认证。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学的价值在于文本自身的力量，而非作者的头衔。历史上，有太多传世之作诞于体制外，此类案例，自古徂今，不可胜记。落魄书生，成就文学，盖有凭也。反观当下，似不然也，当虚名取代了沉思，机巧淹没了真情，写作便沦为了一场杂技表演。文学创作本身就需要宁静致远的心态，若被这些外在事物所扰，反而得不偿失。其实，纯粹性写作并非排斥传播，关键在传播中需要保持本心的辩证思考。

历史与当下，虽语境迥别，其揆一也。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根植于孤独的沉思，而非喧嚣的集会。”当下的生活节奏已让人疲于奔命，何苦再为自己套上另一枷锁？细观古人每一属文，尤见其情，起承转合，得心应手，恰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生动注脚。观之今人，每每执笔“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窘境。何故？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恰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之源。这般澄明，岂是流量所能丈量？

诚然，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没有广泛的阅读量，纵使拥有太多的认可，终将被时间检验。回望文学史，这种纯粹性的坚守并非孤例。如司马迁著《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夙求，靠的是“孤勇”，凭的是“非功利性”；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情怀，未求一时之名，竟成“史家之绝唱”。如曹雪芹身居陋室、举家食粥，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成就《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如李白醉卧酒肆的疏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忧思，恰是这种超越羁绊的精神追求，逾越世俗束缚的主动挣脱，其诗歌方能流传千古。苏东坡能成为一代文豪，是因为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靠的是那卓越的文学造诣。而当代所谓的“大文豪”“大书家”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又岂配称之为“大”而又敢言之为“家”？

纵观书史，王羲之《兰亭》曲水流觞之际，颜真卿《祭侄》国殇家难之时，皆非索名而为，反成千古佳作。其故何哉？盖因胸中自有丘壑——右军浸淫魏晋玄风，鲁公秉承忠义家学，文化积淀如江河之奔流，更兼数十载砚田之勤；情感真挚之迸发，终致心手两忘之境，如得神助之效。观之今人，常囿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他者词句的窠臼，难展自家之胸臆。可慨也，技法可习，气韵难摹；头衔易得，风骨难求。亦可鉴也，今人执笔，当先养其根，继求其华。于书于文，大抵如是。

“人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是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生命哲学。文脉延续，盖莫如是。如果说写作是一场修行，那么这场修行宁可不需要观众，不需要流量，只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文字，静下心来，多去磨合。或许有一天，当你自己的作品足以丰富，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世界。而那个世界，恰不需要任何头衔或流量的认证——读者能够真心的阅读和喜爱，才是最华美的“桂冠”。

生活如灯，创作如油。博尔赫斯谓：“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恰因文字是灵魂的圣殿。这种对纯粹写作的根基诠释，它从不依赖外界的认可；正如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增删、十载如一，只求在方寸间，为灵魂觅得一处栖身之所。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需警惕，虚名如风，吹不亮一盏灯；唯有以岁月为芯，以真情为油，方能燃出恒久的光。时间终会滤尽浮沫，留下最纯粹的笔尖自白——是沉默的坚守，是时光的见证。那些不为掌声而书写的字句，终将在文明长河中显其厚重；正如竹简上的刻痕、纸页间的墨迹，历经千年仍能传递创作者的体温。这或许便是文字最本真的力量，无需“面子”的装饰，自有“里子”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