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画家沈娟|山水画与花鸟画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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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画家沈娟|山水画与花鸟画的融合

简介：沈娟（1984年生），现任广州市楹联学会秘书长，梅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青年美术家会员，粤港澳美术家协会艺术疗愈委员会执行理事，广州市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天河美术家协会会员

以笔墨见天地，以丹青写我心——我的绘画人生体悟

每当我提起画笔，在宣纸上落下第一笔墨痕时，便仿佛回到了舅舅那间名为“寄庐”的雅室。那里不仅是我艺术启蒙的起点，更是我精神世界的原乡。时光流转，绘画已从儿时的羡慕与模仿，内化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条丹青之路上，我收获了感悟，理解了传统，也找到了自我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

一、寄庐记忆：艺术种子的萌芽之地

舅舅的“寄庐”雅室，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总是飘散着墨香与茶香，墙上挂着的山水花鸟作品，仿佛是一个个通往奇妙世界的窗口。每逢周末，舅舅总会邀三五好友，品茶论画，兴之所至，便铺纸挥毫。我仍清晰地记得，他们合作大幅山水时的默契——有人勾勒山石，有人点缀树木，有人渲染云水，笔墨交错间，一幅气韵生动的山水便跃然纸上。

更令我着迷的是，作画时常常伴有音乐。一位叔叔会拉起二胡，悠扬的琴声在室内回荡；另一位则会吹起葫芦丝，那柔美婉转的音色，与笔墨的节奏奇妙地融合。舅舅曾说：“书画与音乐同源，都是心灵节奏的外化。”那时的我虽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但那种全方位的艺术氛围，让我对绘画产生了最初的向往。

我常想，为何这种场景如此令我着迷？如今我才明白，我羡慕的不仅是他们能画出美丽的图画，更是那种将艺术融入生活的方式。在“寄庐”里，绘画不是高高在上的技艺展示，而是朋友们交流情感、安顿心灵的自然方式。这种艺术与生活水乳交融的状态，在我心中种下了最纯粹的艺术种子。

二、道法相通：山水与花鸟的内在统一

经过多年的学习与实践，我逐渐领悟到中国画各画科之间既各有特色，又血脉相连的道理。山水画与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两大支柱，它们的统一性体现在从精神到技法的各个层面。

在“道”的层面，中国画追求的是“意境”的营造。无论是崇山峻岭的雄浑壮阔，还是一花一鸟的细腻灵动，最终都要回归到画家情感与自然物象的交融。唐代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道出了中国画创作的根本路径。山水画家要行走于真山真水之间，感受大自然的呼吸；花鸟画家则需观察一草一木的生机，体会微小生命的美妙。最终，两者都要通过“妙造自然”的方式，表现出物象内在的生命节奏与气韵。这种对“道”的追求，使得中国画不同画科在最高境界上相通。

在“法”的层面，山水与花鸟共享着中国画的基本法则。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成为后世画家共同遵循的准则。“经营位置”关乎构图布局，无论是山水画的“三远法”，还是花鸟画的“折枝法”，都讲究虚实相生、疏密有致；“骨法用笔”强调线条的质量，山水中的皴擦点染与花鸟中的勾勒没骨，都依赖笔力的支撑；“随类赋彩”则体现了中国画独特的色彩观，不以模拟自然色彩为目的，而是根据物象类别和画面需要施以色彩，追求高雅和谐的色调。

在“术”的层面，两种画科的表现手段虽有差异，但核心技法同源。笔墨的干湿浓淡、线条的轻重缓急、水分的控制运用，这些基本技法在山水与花鸟创作中同样重要。我常在山水练习中感悟皴法的节奏，再将这种节奏感带入花鸟画的枝叶勾勒中；也常在花鸟写生中体会细腻的笔触，然后将这种敏感运用于山水局部的刻画。这种交叉学习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法本身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表现对象灵活运用。

在“器”的层面，两者更是共享着相同的物质载体。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以及中国画特有的矿物颜料与植物颜料，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物质基础。不同性能的毛笔、不同质地的宣纸、不同特性的墨色，为画家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可能。了解和掌握这些工具材料的特性，是从事任何中国画创作的前提。

三、远近之间：山水与花鸟的审美差异

尽管山水画与花鸟画在根本理念和基础技法上相通，但它们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审美特征。

山水画是“远望”的哲学。它要求画家与观赏者都与景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自然的整体气象。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构建了中国山水画独特的空间意识。在这种空间里，画家追求的不仅是自然景色的再现，更是宇宙精神的体现。一幅优秀的山水画，应该能让观者感受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理想境界，在有限的画幅中展现无限的自然生机。山水画中的一山一水、一树一石，都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承载着画家对天地、对生命的深刻思考。

相比之下，花鸟画则是“近观”的诗学。它将观者的视线拉近，聚焦于自然界的细微之处——一枝梅花的傲骨、一只小鸟的神态、一片荷叶的脉络。花鸟画不追求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对微小生命的精致刻画，传递丰富的情感与意趣。八大山人的孤禽、齐白石的虾蟹、徐悲鸿的奔马，都在简练的笔墨中蕴含着深厚的情感。花鸟画家往往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赋予花鸟以人的情感与品格，梅兰竹菊成为“四君子”，象征高尚的品格；松竹梅成为“岁寒三友”，代表坚韧的精神。

这种“远望”与“近观”的差异，使得两种画科在创作心态与欣赏方式上各具特色。创作山水画时，需要有“澄怀观道”的胸襟，把握整体的气势与脉络；而创作花鸟画时，则需要有“格物致知”的精神，深入观察对象的形态与神韵。欣赏山水画时，我们仿佛置身画外，神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欣赏花鸟画时，我们则被带入一个微观世界，与画中的生命近距离对话。

四、笔墨修身：绘画带给我的内在转变

回顾多年的绘画历程，我深感最大的收获并非那些挂在墙上的作品，而是绘画带给我的内在转变。这种转变是全面而深刻的，它重塑了我的性格、思维乃至生活方式。

绘画让我变得宁静。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面对一张白纸，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磨墨的过程就是静心的过程，听着墨条在砚台上规律地回旋，看着清水渐渐变为墨液，心中的杂念也随之沉淀。当笔尖接触纸面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下来，只剩下笔墨与宣纸的对话。这种专注的状态，是一种深度的冥想，让我从日常的焦虑与浮躁中解脱出来。

绘画让我变得敏锐。 为了画好山水，我开始真正地“看”山——不只是山的形状，还有山石的纹理、树木的姿态、云雾的变幻；为了画好花鸟，我学会了观察花叶的脉络、禽鸟的动态、昆虫的习性。这种观察不再是浮光掠影，而是深入的、细致的、带着理解与情感的。绘画打开了我的感官，让我发现了一个远比以往所见的更为丰富、细腻的世界。

绘画让我变得坚韧。 中国画讲究“十年磨一剑”，没有长期的积累，难以掌握笔墨的精髓。记得初学时的笨拙，一笔下去，不是太湿就是太干，不是太浓就是太淡。多少次因为画不好而沮丧，多少次想要放弃。但正是在这种反复的失败与尝试中，我学会了耐心与坚持。舅舅那句“拿好一支笔”的嘱咐，直到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那不只是掌握一种工具，更是培养一种定力，一种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的精神。

绘画让我变得富有创造力。 许多人认为中国画是程式化的艺术，缺乏创造性。实则不然，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学习古人的笔墨，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理解其中的道理；师法自然，不是为了复制，而是为了获得创作的灵感。当我能够将传统的笔墨与个人的感受相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图式与风格时，那种创造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

更重要的是，绘画成为了我情绪的调节器、心灵的疗愈场。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工作上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这些都曾让我感到困扰。但在绘画中，这些负面情绪找到了宣泄与转化的途径。画山水时，仿佛将个人的烦恼投入广阔的天地之间，顿时显得微不足道；画花鸟时，又能在细微的生命中找到慰藉与希望。绘画教会了我“和解”与“接纳”——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接纳生活的无常。这种心灵的成长，是绘画带给我最宝贵的礼物。

五、师道传承：那些点亮心灵的箴言

在艺术道路上，我有幸得到多位师长前辈的指点，他们的话语如明灯，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舅舅是我艺术的引路人，他看似简单的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你这几年能拿好一支笔就很棒了”——初听这句话时，我不以为然，认为拿笔有何难处？直到多年后，当我真正开始创作写意画时，才明白“拿好笔”的深意。那不只是正确握笔的姿势，更是对笔的完全掌控——通过手指的微妙动作，传达出腕力、臂力乃至全身的气力；通过笔锋的提按转折，表现出物象的形神与画家的情感。这种“笔在我手，心手相应”的境界，确实需要多年的磨练才能达到。舅舅是在告诉我，艺术之路没有捷径，唯有从最基础处下功夫，方能有所成就。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是我的大学老师在第一节国画课上写下的。他解释道：“‘师造化’是向自然学习，是积累；‘得心源’是将所学化为己有，是升华。没有对自然的深入观察，作品就缺乏生气；没有心灵的加工提炼，作品就缺乏个性。”为了让我们理解这个道理，他常带我们外出写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画梅，他指着同一株梅花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说：“你们看，早晨的梅带着露水，清新婉约；午后的梅映着阳光，明媚灿烂；傍晚的梅伴着余晖，沉静含蓄。同一株梅，因时而异，你们要画的不是梅花的‘形’，而是此时此刻梅花给你的‘感’。”这番话让我明白了，绘画不是机械地复制对象，而是主体与客体的交融，是画家通过自然表达内心的过程。

还有一位老师关于“留白”的讲解令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国画的留白，不是空的，而是画面最重要的部分。山间的空白是云气，水面的空白是烟波，花鸟周围的空白是空气与生机。留白是‘无’，但正是这‘无’，烘托了‘有’，定义了‘有’，赋予了‘有’生命。”这番话不仅让我理解了构图的重要性，更让我领悟到一种人生哲学——有时候，“不做”比“做”更重要，“放弃”比“获取”更有价值。这种从艺术技巧上升到人生智慧的教导，让我受益无穷。

六、教学相长：传承中的双向滋养

在从事美术教学多年后，我越发感到“教学相长”的真实不虚。教与学不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双向的滋养与共同的成长。

对于儿童国画教学，我有着特别的感悟。孩子们不像成人那样被既定的观念束缚，他们的直觉与想象力常常给我带来惊喜。我鼓励他们“大胆下笔”，不怕画错，因为中国画的笔墨本身就具有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记得有个七岁的孩子，本想画荷花，但因控制不好水分，花瓣晕开成了一片模糊的红色。他沮丧地快要哭出来，我走过去，在他的画上加了几笔墨色，模糊的红色顿时变成了夕阳下的霞光，再添上几只飞鸟，一幅“荷塘夕照”便跃然纸上。孩子破涕为笑，兴奋地说：“老师好厉害！”我告诉他：“不是老师厉害，是中国画的笔墨厉害，它总能给我们惊喜。”

从那时起，我的课堂上多了一句口号：“大胆的画，小心收拾，实在不行，有老师在，怕啥！”这句话给了孩子们极大的安全感，他们知道无论如何，最后都有挽回的余地。这种安全感释放了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敢于尝试，不再畏首畏尾。而我的角色，也从单纯的技法传授者，变成了他们探索艺术的陪伴者与支持者。看着孩子们从战战兢兢到自信挥毫，从机械模仿到自由表达，我感受到的成就感远超过自己完成一幅作品。

成人学员则带给我另一种教学体验。他们学习国画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修身养性，有人为了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有人只是为了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一片宁静之地。我会根据他们的兴趣、性格和基础，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与成人学员的关系更像是“亦师亦友”，我们在切磋技艺的同时，也交流对艺术、对生活的理解。有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学员，最初学习国画只是为了减压，但在深入学习后，他发现中国画的虚实相生、疏密有致与他所研究的市场波动有着奇妙的相通之处。这种跨界的联想与对话，常常给我带来新的思考角度。

在教学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我自己。为了解答学生的疑问，我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为了示范一个技法，我不得不更清晰地分解自己的动作与思路；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我不得不保持自己对艺术的新鲜感与探索精神。每一次教学，都是对我自身理解的检验与深化。正如《礼记·学记》所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与学的良性循环，让我的艺术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踏实。

结语

整理人

李旺清

深圳技术大学客座教授

广州市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

梅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