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老师

逍遥悠悠

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中苏边境不安宁，备战备荒的宣传很吃劲。要求村村有宣传 ，队部社房标语上墙。队长说看你写字挺好 ，你们俩写去哇，队里记工分。于是我和另一名同学，提着一桶白泥白灰水 ，拿着两把毛刷子，自己编口号词。“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整整写了一下午，茅草刷子磨秃了，农村土墙还吸水，白浆水也见底了。过了几天，队长和我说：“军管代表表扬咱们队了”，因为有人写标语遇笔画多的字，就挑个音同字写上了。例如警惕，写成“惊惕”。军管代表很认真，批评了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我因此受到好评。没想到我的命运此后有改变。

公社中学校长点名要那个写字规整的知识青年到学校当民办老师。（挣工分）就这样我来到学校。文革中小学中学联办，七个年级。分配我教三年级语文数学。张艺谋拍的《一个不能少》，剧情很贴近生活。农村孩子不会普通话，也不会拼音，念课文“势如破竹”，竹字孩子们发不出音，“恼羞成怒”，怒他们读“nou”,我教他们拼音，教普通话，他们从不会“咬京”慢慢接受普通话。学生里有几个岁数大的，比我小六、七岁。有个姓辛的男生，家里老小，敢和老师顶嘴，不把我这个十七岁的老师当回事，一次不交作业批评他两句，他居然边跑边喊“xxx气死你”。我拔腿就追，他开始嬉皮笑脸的，看我追住他了，停在地塄子上，我上去怼了他一杵子。第二天我上他们家找家长，辛老汉岁数很大，要揍他这个老儿子，给我赔礼道歉。学生们议论“小张老师跑的可快了”，“辛xx落下疙蛋了”。校长悄悄找我说：“老师不能打学生，以后要注意，家长告你打学生，还不好办了”。文革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师们心有余悸。

上音乐课，那时除了样板戏，没有歌可唱。教学生唱什么呢？我绞尽脑汁把我小时候学的歌教他们 “铁牛铁牛跑跑，田里长出苗苗，苗苗喝了水水，一变变成麦穗，麦穗越长越大，田里一片金黄，东叶黄西也黄，铁牛收割忙。”孩子们高喊，张老师咋们这儿，都是镰刀割麦子，哪有铁牛（拖拉机）。

六十年代村里还没通电，讲课文

《南京长江大桥》时“入夜桥上玉兰灯璀璨的光把大桥照的灯火通明”。对没有见过电的孩子，让他们理解到长江大桥的美，我讲的很艰难，学生们像听神话。我说长大以后你们去南京看吧。倒是八十年代我出差到南京特地去长江大桥附近观赏了一番。

我在红旗小学代了四个学期的课，选调回城了 ，结束了我的教师生涯。偶然情况下，遇见了我曾教过的一名学生，她长大后考取了内蒙农牧学院的治沙系，后升到县级政府主要领导。多年后被叫张老师，我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