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神权与王权交织的史前文明曙光

区洋

‍良渚玉器：

‍ ——神权与王权交织的史前文明曙光

‍ 在杭州湾的一个平凡小镇地下，沉睡着一支照亮中华文明起源的史前文化，

‍ 它的玉器工艺与礼制观念，成为了中华文明最原始的曙光。

良渚，原本是杭州湾的一个普通小镇，却因八十多年前的考古发现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1936年，一系列考古发掘揭开了距今5300-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明面纱。

这个以良渚命名的文化，不仅有着大型建筑基址，更出土了大量雕工精细的玉器，这些玉器为我们理解史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和艺术成就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良渚文化的发现与历史渊源

良渚文化遗址自1936年首次发掘以来，到2005年已经经历了上百次考古发掘。这些发掘显示，祭坛和墓葬群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基本上环绕太湖发展。

良渚文化并非突然出现，它的玉器文化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早在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先民在选石制器过程中，就开始有意识地将美石制成装饰品。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器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从河姆渡、马家浜到崧泽文化，初民的辨玉、治玉能力逐步提高。

崧泽文化时期，透闪石玉开始得到重视，玉器种类随之增加，大件玉器的出现更是标志着制作技术的显著进步。

玉器工艺的巅峰成就

良渚文化玉器一般要经过粗坯、成型、打磨、刻纹、抛光等多道工序。难得的玉料、费时的工序和高超的加工工艺，使得玉器格外珍贵。

良渚先民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管钻、雕刻和琢磨等多种加工方法。最为令人惊叹的是，他们能在坚硬度不低于5度的玉石上徒手微刻，在一毫米宽度上刻出三至五条纹饰。

这种技艺在当时堪称空前绝技。

玉器表面的圆形穿孔采用管钻方式加工，而线鎪技术则通过在玉器表面钻出小孔，利用线割向外切割，制作出镂空区域。

浅装饰手法在良渚玉器中得到充分应用，神徽和神鸟图案中的浅浮雕纹饰是通过切、刻操作后不断打磨形成的。

主要器型及其社会功能

良渚玉器形态丰富多样，包括环、玦、璜、锛、钺形器等平面器型，琮形、柱形器等立体器型，以及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等不规则器型。

这些玉器不仅是装饰品，更是社会功能和权力的象征。

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上大下小，外方内圆，中间对钻圆孔。玉琮的造型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而其上的圆孔则具有“贯通”之意。

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创的玉器类型，蕴含着良渚先民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玉钺在良渚时期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拥有玉钺的人是良渚社会权力的核心。组合式玉钺由玉钺、冠饰和端饰三部分组成，与汉字中代表最高权力者的“王”字有着密切的演变关系。

玉璧是良渚文化中面积最大的玉器，从早期直径小、形状不规则，逐渐发展至又大又圆，厚薄匀称。玉璧多素面无纹，通常放置在葬具之上，集中叠放在脚端和胸前或背后。

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使用方式上是独自发展起来的，玉琮、玉钺这类礼器往往刻上神人兽面纹饰，成为推己及神的表现形式。

　　神人兽面纹：良渚玉器的灵魂

神人兽面纹像是良渚文化玉器最主要的纹饰题材，也被视为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这种纹饰由神人和兽面组成的复合式图像，神人面呈倒梯形，戴上宝盖冠帽，而兽面刻上重圈大圆眼、凸字鼻、阔唇，间有獠牙。

最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发现于反山十二号墓，包括“琮王”、“钺王”、柱形器与“权杖”冠饰四件玉器。这些图像高仅约3厘米，宽仅约4厘米，但纹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浅浮雕的神人头冠部与兽面、阴线勾勒的神人脸面与兽的眼、鼻、嘴，以及阴线“推蹭”出来的神人四肢。

　　在良渚文化中期早段之后，神人兽面纹根据载体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变趋势：在琮、琮式管、锥形器等方柱体玉器上，纹饰逐渐简化为强调神人而抹杀兽面；而在璜、三叉形器、玉梳背等扁平体造型玉器上，则最终突显兽面而隐藏神人形象。

从“神玉时代”到“礼玉时代”的转变

良渚文化时期，玉器成为通灵之石，能代表上天的意志，既沟通神人，又主宰福祸。出土的良渚文化遗物中，玉器占随葬文物的近九成，可见其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美丽的玉石被当时社会赋予神灵的概念，具备通天的祀神功能，同时也在展现审美标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和各种刻划符号，充满着神秘的宗教意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玉器被施诸更广泛的领域，充当更多的使命，从主要用于祭祀、丧葬活动，扩展到贵族的宴飨、王朝的朝聘和士民的婚冠等礼仪活动。

玉的沟通天人、事神致福的功能逐渐虚化，而象征王权与等级的意味则愈加显著。

这种转变使良渚文化成为中华礼仪制度的源头之一，良渚玉文化也成为从“神玉时代”走向“礼玉时代”的先导和桥梁。

良渚玉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良渚玉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良渚文化本身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逐渐式微，到了商、周朝代只能见到其余韵，但玉的涵义却承传下来。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了周代如何使用玉器：“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种系统的用玉制度，无疑继承了良渚文化开启的玉礼器传统。

　　玉还被赋予了道德涵义，因其物理质性的温润莹泽、缜密坚韧和锐廉不挠，被拿来比德君子的人格。《礼记·聘义》记载了孔子对玉德的概括，将玉与儒家的德性追求一一对应起来。

这种“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成为中华文化中历久不衰的传统。

　　五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那些精美的玉琮、玉璧，仿佛还能感受到良渚先民对神灵的虔诚敬畏。那些细腻的纹饰，不仅是原始艺术的绽放，更是一个文明正在形成的标志。

良渚玉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所在的时代，它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最原始的礼制观念与精神内核。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良渚文化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半壁江山代表，是被尊为“文明的曙光”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