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庶烈士

方法才

1985年9月26日，北京京西宾馆，已是黄昏。孔原端着一杯清茶，对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低声说了句：“名单里缺了一个人，不合情理。”话音不高，却分量十足。缺的那个人，叫张国庶。自1930年被秘密处决算起，他的名字在烈士名录外停留了整整半个世纪。

消息传出，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筹备人员先是诧异，继而忙着翻档案，越翻越疑惑——没有明文材料证明张国庶曾背离组织，可也没有权威批文承认他殉难的烈士身份。看似简单的几行字，却被意外拖成了56年的空白。

时针拨回到1905年。萍乡城南，小院深处，张家添了一个男婴，取名国庶。家境宽裕，读书顺畅，少年张国庶并未想过自己会走到暴风口。真正的转折落在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掀起浪潮，煤矿工人的口号远比课本热烈，他的血液第一次被点燃。

就在同一年，同龄的孔原在矿区杂货铺当学徒。安全灯光暗淡，井口潮湿阴冷，矿工兄弟的生死只系一根绳子，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两个少年都在萍乡中学求学，很快在校内互助社碰头，相同的愤懑让两颗心慢慢结在一起。

1924年底，两人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萍乡地下党原本只有巴掌大的几个人，凭借这股青春劲头，一连串传单和夜校在县城冒出来。组织需要骨干，1927年春，张国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孔原则转战南昌、武汉筹枪。

张国庶留苏仅两年便返沪。为了安全，他化名“周之德”，出入法租界的小洋楼，一面巡视上海各区党组织，一面筹划工潮。也就在这段时间，他与纱厂女工晏碧芳结为伴侣。工作紧，生活苦，新婚夫妇的照片里没有笑，却有稚气未脱的坚毅。

1930年初春，江西省委在九江重建，中央点名张国庶担任书记。任务清晰——联络赣北赣西各苏区，组织城市配合红军攻打赣州、九江。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需要人的地方，他二话不说踏上轮渡。三个月里，赣江两岸星火骤起，九江港口的外侨报纸也开始惊呼“赤潮”。

火势一旺，敌方必然扑杀。5月下旬，叛徒带路，国民党武装便衣突袭米店省委机关，五十余名同志被捕。张国庶与晏碧芳双双被铐，先送南昌，再押老营房。

逼降先礼后兵，高官厚禄、赏金“好说”，张国庶冷笑一句：“费事。”几个字把所有利诱踢回原处。特务改换面孔，派叛徒庞云飞拿着酒菜进牢房。“少来这一套！”他骂得劈头盖脸，劝降现场成了怒斥大会。软的不行，硬的上。刑具夹在脚腕时，他咬紧牙关，未吐半句机关情报。

晏碧芳同样没有低头。国民党在内线报告上写道：“周之德拒不招供，决难策反。”张辉瓒见状，干脆下令“就地处置”。夏夜闷热，两人被押往郊外一片荒地，再没有人见到他们活着回来。

当年的同志很快打听到噩耗，却苦于没有尸骨、没有公文，只能写下“疑遭秘密杀害”六字。更棘手的，是张国庶的长兄张国焘后来背党的沉重阴影。亲缘成了负担，只言片语的流言就足以让审批卡壳。等到新中国成立，烈士审批有序展开，关于“张国庶是否叛变”的小道消息仍旧在卷宗夹角里打转，一晃二十多年。

进入八十年代，地方编纂《萍乡革命殉难烈士记略》，张国庶的名字依旧标注“待考”。孔原得知后拍案：“老同学干干净净上路，岂能让诬蔑跟着阴魂不散？”他先后走访程子华、杨尚昆，调阅中央组织部旧档，逐条对照。杨尚昆一句话掷地有声：“在上海时他为党牺牲，不存在叛变。”

1986年初，孔原把一沓材料呈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在信中写道：“所谓叛党依据皆敌特口供，自相矛盾。”冯文彬批示“事实清楚，应予平反”。11月20日，江西省政府正式追认张国庶夫妇为革命烈士，补发证书，安葬事宜同步落实。

从九江米店到京西宾馆，历时五十六年。纸面上的“周之德”终于与张国庶合二为一，烈士名册上补上了迟到的两行小字。历史并非天然公正，它需要一双双不肯妥协的手去拨正。那些手有老茧，也有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