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陈独秀父子仨革命足迹

阿俊

　　数刷《觉醒年代》连续剧，每每都被其中的人物形象所感动，特别是像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最先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寻找拯救百姓于水火的道路，不记个人得失、努力探索，最终联合一大批有识之士组建了唯一能救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逐步走上了前途光明的正确道路。

　　看过《觉醒年代》后，我便制定了一个红色旅行计划，去那些革命先驱工作、生活及战斗过的地方寻找他们的足迹，聆听更多的红色故事。

　　2025年7月，我来到了安徽省安庆市，以追寻陈独秀、陈延年和陈乔年父子仨的革命足迹。

　　在安庆建有仲甫路、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和新青年书店等多个纪念场馆，

在这些纪念场馆，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陈独秀父子仨的感人故事。

　　其中，陈独秀纪念馆用大量的实物、图片及文字全面介绍了陈独秀的生平。独秀园里立有陈独秀的铜像以及名为《惊雷》的长60米、高4米的大型浮雕墙。它以汹涌澎湃的长江波涛贯穿始终，象征陈独秀与长江密不可分的一生，也寓意其不平凡的经历。浮雕分为四个部分，依次展现陈独秀一生的重大阶段：英年志气、惊天动地、开天辟地、浩然正气等。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号实庵。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出生于书香门第，3岁丧父，6岁起由祖父陈章旭教授四书五经。尽管他厌恶八股文，却偏爱《昭明文选》（自称“选学妖孽”），但在家族压力下仍刻苦攻读。1896年考中秀才：18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获第一名，展现传统学术功底。1897年应试江南乡试落榜，途中目睹官场腐败与社会贫困，开始质疑科举制度，思想转向变革。

　　1897年陈独秀考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法文、造船等西学，接触近代西方思想。1899年因反清言论被开除。此间受梁启超《时务报》影响，一度信仰康梁改良主义，自称“康梁派”。1901年因反清宣传遭通缉，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日语并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初步转向革命民主主义。1902年，参与成立东京青年会，组织爱国演说会，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研究西欧文化，深化对民主主义的信仰。

1904年，陈独秀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辛亥革命前安徽省首份白话文革命刊物，该刊为半月刊，以通俗白话文编写，旨在“开通民智”，内容涵盖反帝爱国、科学知识、妇女解放等主题。它与革命团体“岳王会”关系密切，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列强侵华行径并暗中鼓吹革命，每期发行量最高达3000份。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并担任主编。该刊以"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为旗帜，系统抨击封建旧文化，倡导白话文与新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

　　1917年，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由原来他一人主编改为多人同人编辑，作者队伍迅速扩大。十月革命后，《新青年》转向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建党提供了理论准备。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他在《新青年》中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帜，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化，倡导白话文与新文学，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核心思想武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积极声援学生，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号召“用革命手段为人民解决各种问题”。他的被捕与营救，使五四运动从北京扩散到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五四运动的实践使陈独秀等先进分子认识到，仅靠思想启蒙不足以救中国，必须走向社会革命。他随后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将五四精神转化为组织化革命行动，完成了从思想启蒙到革命动员的跨越。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一段佳话，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1920年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返沪。途中，两人在一辆骡车里，决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党组织。这便是著名的“相约建党”。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建党前夕，陈独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青年》设“马克思主义专号”。他所写的主要文章有《马克思的》、《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传略》、《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他还指派陈望道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20年11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正式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它首次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为次年中共一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虽然因故未出席中共一大，但他在大会筹备、纲领制定和领导机构选举中均处于核心地位。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

　　从中共一大到五大期间，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系统推进了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传播和革命实践，其工作贯穿党的早期成长全过程。一大后，他领导组建中央局，建立党的组织体系、宣传体系和工运体系，奠定了早期党的组织基础。1922年，他领导制定党的二大民主革命纲领，明确反帝反封建目标，推动党的革命理论走向成熟。二大后，他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北伐战争等革命实践提供领导核心。三大至五大期间，他持续担任中央局书记（后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领导党的组织发展和革命策略制定。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规模显著扩大，党员人数从一大50余人发展到五大时近6万人，党的理论、路线、组织体系基本成型，为后续革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陈独秀已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又因1929年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1933年陈独秀被判以13年有期徒刑。

说到被捕入狱，在陈独秀的革命生涯里，由于他的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理论以及他的革命实践影响了众多的青年和有识之士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动摇了反动当局的统治，所以被捕入狱几乎成了他的日常。但是，对于反动政府的威逼利诱，陈独秀却从未退缩。陈独秀曾诙谐地说:“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岀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1937年8月，因日军轰炸南京陈独秀提前获释。全面抗战开始后，陈独秀在南京狱中即向探视者表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出狱后在武汉、重庆等地积极呼吁团结抗战，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并以个人名义发表《抗日救国意见书》，号召全民投身抗战。期间，陈独秀经济上穷困潦倒，政治上无地位，但他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拒不接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官方资助。他从民族利益出发，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投身抗战洪流，为全面抗战鼓与呼。他以正大光明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尊重和声望。邓小平后来曾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毛泽东评价陈独秀: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发起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高度评价他在建党初期的贡献。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推动了思想启蒙，影响了一代青年，毛泽东本人也深受其影响。他曾说：“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在安庆，参观陈独秀纪念场馆后，我必须去游览的地方便是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纪念地。我们知道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他俩同属我党早期领导人之列，也是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革命烈士。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陈独秀父子仨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在我党历史上实属罕见。

　　我们知道，由于家庭的特殊原因，或带着一种“逢父必反”的心态，延乔俩兄弟在对于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的问题上与其父亲陈独秀并不一致。他们起初的理想是用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救中国。但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他俩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努力奋斗。

陈延年（1898—1927），陈独秀的长子。

陈乔年（1902—1928），陈独秀次子。1915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的弟弟陈乔年一起来到上海读书。他们先到法语补习班学习法文，为之后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后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在上海求学期间，陈延年阅读了《民声》、《劳动》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译著，以及巴枯宁、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法文版原著。当时的陈延年认为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曾在上海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织进化社，编辑《进化》杂志。

1919年，为继续寻求革命真理，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初到法国时，陈延年仍参与了留法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派的活动。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等领导下发动了三次重大斗争，即2月底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6月反对中法秘密借款运动、9月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而无政府主义者却在重大斗争关头无所作为，这使得陈延年深刻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非进步性，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发生了转变。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延乔兄弟开启了新的思想理论探索。

　　随着对法国社会的深入了解，陈延年更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为此，陈延年开始阅读法文版马克思主义系列著作及刊物，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等，同时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经过一番探索和比较后，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于是果断摒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走上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矢志不渝地进行探索和践行。

　　1922年6月，延乔兄弟参加在巴黎西郊布伦涅森林举行的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他俩积极投入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他俩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与赵世炎、周恩来等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3年春，陈延年、陈乔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陈延年认真刻苦，热烈发言，争论原则问题时像列宁一样如同猛狮，同学们称他为“小列宁”。1924年夏，党中央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10月，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往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1924年，来到广州后的陈延年先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工作期间，他非常重视加强党的建设，主要包括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及发展党员。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拥有9000多名党员，成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极大。

　　陈延年高度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他与苏兆征、邓中夏等早期革命者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因成绩卓著，被大家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5年，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杀，很多中共党内同志一时产生畏惧心理。在给区委党员开展思想工作时，他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当时的陈延年不过27岁，同志们对他的铁骨铮铮赞叹不已。

　　1927年，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他以广东区委名义报告党中央，指出陈独秀等人的做法不当，主张改用向国民党右派进攻的策略，却遭到父亲陈独秀的拒绝。对于父亲的右倾退让政策，陈延年气愤地说：“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跟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面对严峻复杂的革命形势，陈延年受党中央派遣，毅然前往上海一带，先后就任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6月，因叛徒出卖，陈延年在江苏省委机关不幸被捕。陈延年被捕之初并没有暴露身份，党组织和有关人士都在设法营救他，但终因叛徒出卖而未果。之后的陈延年受到软诱、重刑，尽管如此，他只字不露，敌人因无计可施，下令将其秘密杀害。临刑时，刽子手喝令他跪下，陈延年大义凛然地表示，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敌人恼羞成怒，一拥而上，乱刀将陈延年杀害，就义时他年仅29岁。

　　在留法期间，陈乔年利用他对法语熟练，阅读了大批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对他震动很大，并使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在法国加入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后。陈乔年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并与王若飞等参与“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发行工作。

　　1924年冬，由党组织安排陈乔年回国，被派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回击各种反动谬论，北京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秘密印刷厂，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乔年。很快秘密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这个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传单等。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工作了一年多，保证了《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陈乔年任组织部长。北方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立即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陈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3月18日，由中共北方区委（时称“北京区委”）领导李大钊与陈乔年等人具体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八国通牒要求清政府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当天，陈乔年以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身份，与战友们一起指挥万余名工人、学生、市民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游行队伍行进中，陈乔年被军警刺刀刺中胸口，仍坚持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避免了更大伤亡。这场斗争被当时舆论界称为“首都革命”，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首次公开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也是党在城市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一次重要实践。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陈乔年在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1927年冬，陈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召开会议。由于叛徒出卖，会场被国民党特务包围，陈乔年与省委其他同志当场被捕。关押期间，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妄图逼他供出上海地下党的名单和行动计划，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最终陈乔年于1928年6月6日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为了纪念陈独秀父子仨，安徽合肥市修建了集贤路和延乔路。集贤路的命名与陈独秀先生的安葬地密切相关。陈独秀先生安葬于安徽省安庆市的集贤关，合肥市以“集贤”命名这条重要道路，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敬仰和纪念。

　　延乔路则是为了纪念陈延年和陈乔年而设立。延乔路边外墙置有版画，长约30米，以黑白木刻风格连续呈现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革命生平。画面从少年求学、赴法勤工俭学，到回国投身革命、英勇就义，共分四幕，细节丰富，线条刚劲。版画与纪念广场、生平景墙等共同构成红色教育景观带，成为市民缅怀先烈的“精神打卡点”，常有献花、留言等纪念活动。

如今，在安庆、上海、广州等地还有很多与陈独秀父子仨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发掘……在安庆，我就听到了陈延年与红领巾的故事:1925年11月7日，在广州，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八周年，党组织在广州举行了隆重的红颈带和红领巾授予仪式。在仪式上，陈延年作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将红领巾授予了劳工子弟学校教员、共青团员龙业鼐，龙业鼐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佩戴红领巾的人。随后，龙业鼐又将更多红领巾颁发给了“劳动童子团”的其他团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