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泉 ——唱黄梅采茶戏的八次牢狱之灾

小飞哥

丁永泉（1892—1968）；艺名 “丁玉兰”被称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解放前为唱黄梅采茶戏他在安庆怀宁先后八次被抓坐牢，在文革的暴力批斗中殒命；他的一生，既是黄梅戏突破重重压迫的抗争史，也是黄梅戏艺人地方利益争夺中悲惨命运的缩影。时白林在《我所知道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写道 ：“旧社会，黄梅戏是被统治者当做“伤风败俗”的“花鼓淫戏”加以禁止的，艺人受到种种迫害。”[5]以下内容依据《枞阳县戏曲志》《怀宁县志》《安庆戏曲志》、丁永泉的口述其八次坐牢的经历。
丁永泉，1892 年生，祖籍枞阳。父亲丁世荣偶尔给戏班打杂补贴家用，却算不上戏曲世家[2]。小时候读了两年私塾，12 岁那年，安庆遭了旱灾，庄稼枯死，没法再读书，经同乡介绍进鄂皖山区的 “采茶戏的同乐班”做的杂工，打小锣、搬道具，唯一能沾着 “戏” 的，就是在后台偷偷看师傅们唱念做打[3]。
　　当时的怀宁石牌，尽是徽剧的天地，但是黄梅采茶戏的生命禁区。安徽伪学者程演生在《皖优谱》中对黄梅采茶戏极尽诋毁辱骂：“今皖上各地乡村中，······所唱皆黄梅调。戏极淫靡，·····官中往往严禁搬演”。黄梅采茶戏艺人在安庆怀宁遭受残酷迫害，史料记载曾有艺人因演采茶戏被“示众沉溏”。我想学戏，只能靠 “偷”—— 把师傅们的唱腔记在烟盒纸片上，深夜在破庙里对着月光哼唱；练旦角的台步，就往腿上绑沙袋走山路，摔得膝盖流血也不敢停；想找准哭腔的共鸣，就跑到皖河边对着流水练，嗓子哑到说不出话，含块生姜接着唱[1]。
也算我运气好，遇到了两位愿意教我戏的老艺人。第一位是叶炳池师傅，私下里偷偷教年轻人唱黄梅调。叶师傅看我学戏刻苦，人也踏实，就愿意把真本事教给我。三年后，我又遇到了胡普伢师傅，这位从太湖来的老艺人对我格外上心，看好我在旦角表演上有灵气，就教我唱《荞麦记》里的王三女。胡师傅一边教我唱腔，一边跟我说：“在安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唱黄梅采茶戏的，日子更苦啊。唱苦戏的时候，不能光想着嚎啕大哭，得把委屈咽在嗓子里，用细腻的情感打动观众，让听戏的人哽心里疼，这样才算把戏唱到了骨子里。” 他还说：“黄梅调是老百姓自己的戏，这戏就不能断，得一代代传下去。” [3]。
18 岁那年，我迎来了第一次登台的机会。在桐城的一个小山村里，我扮着 “陶金花”，演起了《打猪草》。我把黄梅方言的软糯和枞阳口音的清亮巧妙地揉在唱腔里，身段也学着山里姑娘的质朴灵动，演出效果格外好，台下的观众看得入了迷，完全忘了官府 “禁戏” 的忌讳。从此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要把黄梅调唱下去。可我怎么也没料到，这条传承黄梅采茶戏的路，竟是用一次又一次的牢狱之灾铺出来的 —— 在怀宁唱黄梅戏的那些年，我前前后后被抓进牢里八回，每一次的经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刻骨铭心 [2]。

第一次牢狱：1916 年（24 岁），安庆大观亭演《告粮官》
1916 年的夏天，我在安庆大观亭演《告粮官》，这出戏深受老百姓喜爱。台下挤满了观众，我一开口唱，就把大家的情绪都带动起来了。可刚唱到 “贪官害民，天理难容”，突然就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为首的军警头目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演禁戏黄梅调，违逆地方风化，跟我们走一趟！” 不由分说就把我抓了起来 [1]。
牢房又潮又暗，弥漫着刺鼻的霉味和异味。每天牢里只给一碗稀粥，饿得我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在牢里关了半个月，他们见我软硬不吃，也没辙，只能把我放了。出狱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戏班，躲到了老家枞阳会宫镇，官府的人也管不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到了晚上，我们就在院子里点着油灯唱，村民们要么凑着柴火，要么捧着刚蒸熟的红薯来听戏，大家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场景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2]。

第二次牢狱：1921 年，怀宁金拱镇演出遭举报
1921 年，戏班辗转到了怀宁金拱镇，唱的是《打猪草》《夫妻观灯》这些轻松欢快的小戏。村民凑钱给我们买米，有的把家里腌的咸菜、腊肉拿来，让我们戏班的人总算能吃上一顿饱饭。那段时间，虽然条件艰苦，但看着台下观众开心的笑脸，我心里就觉得特别满足 [3]。
镇上有个士绅偷偷跑去举报我，说我 “蛊惑乡民，唱淫靡小调，败坏地方风气”。团练立马就把我抓起来了，这一关就是 15 天。在牢里我也没闲着，脑子里反复琢磨怎么才能把采茶戏唱的更好。出狱后，我就跟戏班同伴说：“只要人在，戏就不能散，老百姓还等着听我们唱戏呢！” 大家听了我的话，继续跟着我一起在边远的山村唱戏，就像打游击一样，跟官府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周旋 [1]。

第三次牢狱：1926 年春，枞阳义津镇演《小辞店》
1926 年开春，怀宁城里对采茶戏的查禁得特别严，到处都有巡查的军警，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演出，我就带着戏班去了枞阳义津镇演《小辞店》，尤其是 “送郎” 那段，情感细腻又饱满，我把离别的委屈、不舍都揉在唱腔里，唱得情真意切。演出的时候，台下好多妇人都被戏里的情节打动，偷偷抹眼泪 [2]。
宁的徽剧戏班班主还是得到我们在枞阳演出的消息，立马联系了枞阳义津镇当地的团练把我抓了起来，诬陷我“跨县演禁戏，不守地方规矩，扰乱治安”。团练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拿着鞭子就冲上台来，把我死死地绑住，一路押回了怀宁，关了我 22 天。春天牢房里很寒冷，我就裹着身上那件又破又薄的棉袄，在冰冷的地上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默念《小辞店》的唱词，生怕时间一长把唱腔忘了 [3]。

第四次牢狱：1926 年秋，怀宁石牌唱黄梅调
1926 年秋天，我险些就被沉塘！当时我在怀宁石牌的白家班当演员，可没多久，班主白云芳就因病去世了。我怕这个戏班散了，就主动带着大家在石牌附近的村子里继续演出 [1]。
可石牌是徽剧 “阳春班” 的地盘，班主更是横行霸道。他看我们的黄梅调在村里很受老百姓欢迎，就跑去县警察局举报我们。警察二话不说就用铁链锁着我的脖子，像拖牲口一样把我拖到了警察局。到了警察局，他们逼我承认 “唱淫戏” 的罪，还恶狠狠地威胁我说：“你要是再敢唱黄梅调，就把你拖到河边沉塘，让你永远都别想再唱戏！”情急之下，我急中生智说：“京剧、徽剧能唱，为什么皖剧不能唱？我们唱的不是黄梅调，是皖剧！”就这样黄梅调变成了徽剧，这就是 “皖剧” 的由来 [3]。

第五次牢狱：1928 年，安庆北门演《罗帕记》
1928 年，我在安庆北门戏楼唱《罗帕记》，戏里扮演陈赛金，唱到 “含冤莫白，上天无路” 那段时，我把陈赛金的委屈、无助都融入到唱腔里，唱得声泪俱下。台下的观众也被深深打动，好多人都跟着我一起哭，有的还在台下为陈赛金鸣不平 [1]。
看戏的人太多了，戏楼的门都快被挤破了。可正所谓 “人多眼杂”，徽剧班社早就派人盯着我们了，他们的眼线看到戏楼这么热闹，就立马跑去官府报了信。官府的人很快就来了，把我抓了起来，这一关就是 28 天。又闷又热夏天，牢里像个大蒸笼，全身长满了虱子，痒得钻心。出狱的时候，我把衣服一抖，虱子能掉一地，浑身散发了难闻的臭味。没想到大家都在戏楼门口等着我，有的还特意去山里采了草药，给我治身上被虱子咬的伤。看到大家这么关心我，我心里就特别踏实 —— 只要兄弟们还在，戏就能接着唱 [2]。

第六次牢狱：1931 年，潜山与怀宁交界山区演禁戏
1931 年，怀宁城里对黄梅戏的查禁到了最严，不光城里查得紧，连偏远的村子都有团练巡查，只要发现有人演黄梅戏，就会立马抓人。我只好带着戏班躲到潜山的山区唱戏，山里的老百姓都特别朴实、善良，他们知道唱黄梅戏的很难，特别为我们送粮食，劈柴火，我们也想着回报大家，就免费给他们唱戏 [3]。
夜晚的晒谷场松明灯通亮。我们一场接一场地唱戏，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唱到半夜，都没人愿意走。可没想到山区团练还是找来了，他们拿着武器，气势汹汹地冲进晒谷场，不由分说就把我抓了起来。这次是我坐牢时间最长关了我 40 天。在牢里，他们用鞭子狠狠地抽我的后背，现在我后背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疤，一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出狱后，我照样带着戏班四处演出，我跟兄弟们说：“黄梅调是咱的根，是老百姓的戏，不能因为我受了点苦就断了，只要我还能唱，就绝不会放弃 [1]。”

第七次牢狱：1933 年，怀宁月山镇演《荞麦记》
1933 年，我带着戏班来到怀宁月山镇演出，《荞麦记》，演出前，我又想起了胡普伢师傅教我的唱法，他说唱苦戏要 “以情动人”，所以我在唱的时候，特意把 “穷孝” 的苦劲、孝劲都唱了出来，每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饱含情感。演出的时候，台下好多老人都被戏里王三女的孝心打动，不停地擦眼泪 [2]。
镇上的保长直接去官府告我 “唱禁戏，败坏风气”。官府的人来了就把我抓了，关了 18 天。这次在牢里，我认识了一个狱卒，他偷偷跟我说 “我娘就爱听你唱的《荞麦记》，你是个好角儿”，还偷偷给我带了两个白面馒头。这给了我不少力量，出狱后更坚定了要把黄梅戏唱下去的心思 —— 连狱卒都知道黄梅采茶戏是好的，我更不能放弃[3]。
第八次牢狱：1934 年，安庆城郊演《小辞店》
1934 年初，安庆连着遭了灾，先是旱灾，后来又闹蝗灾，城里粮食紧，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我们戏班到安庆城郊的山村里演出，唱的还是《小辞店》[1]。那时候官府对黄梅戏的禁演令更严，怕被巡查的人发现，我们只能趁着夜里或者村里赶集的时候偷偷演，用草席把戏台围起来。有好几次，我们正演到精彩处，听到外面有巡查的动静，就赶紧熄了灯，躲在草席后面不敢出声，等巡查的人走了，再悄悄点亮油灯，接着给台下耐心等待的观众唱戏 [2]。
可还是被发现了，，徽剧班主再去官府告状，说我 “屡教不改，顶着灾年还演禁戏”，官府的人来了就把我抓了，关了 12 天[3]。

走投无路去上海：
这次出狱后，看着戏班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生了病，连行头都快当光了，我心里实在不好受[1]。怀宁石牌是徽剧的天和地，根本没有 “黄梅采茶戏”生存的空间。
1934 年，上海商人琚光华来安庆考察，在怀宁大桥头茶楼偶然看到丁永泉的演出，被《何氏劝姑》中婆媳互动的生活化表演打动，邀请他次年赴沪演出。
1935 年春，丁永泉带领檀槐珠、曹振祥等 6余名艺人（《怀宁县志》，背着戏服与乐器，乘小火轮赴沪。
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日子比在怀宁还要难。我们在九亩地、陆家浜那边找了个又小又破小戏园子，屋顶还有好几处漏雨的地方，一到下雨天，戏台上就到处是积水。而且戏园子老板还跟我们要高额的租金，几乎把我们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掏空了。一开始，我们怕上海人听不懂黄梅调里的方言，特意把《打猪草》《夫妻观灯》这些戏里的方言改得浅一些，可来听戏的人还是很少，有时候台下就只有十几个观众，冷清得让人心里发慌 [1]。

参考书目
1.安徽省档案馆,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概况 [Z]. 1986.
2.丁永泉口述实录 [M]. 内部资料，黄梅戏艺术研究室，1980.
3.王长安,黄梅戏史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4.陆洪非,黄梅戏源流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5.时白林, 《我所知道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