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李百鸿

　　座落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的山东省老战士纪念广场内，矗立着山东南下浙江干部纪念碑，父亲李瑞三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这既是党和国家对千千万万山东老战士、南下干部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是我们这些后辈的骄傲。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地处鲁中山区，祖父兄弟5人，祖父排行第二。因生活所迫，早年祖父独自一人从源泉镇麻庄村迁徏到池上镇陡沟村，在土中刨食，以谋取温饱。之后娶村里徐姓女子为妻，是为我祖母。父亲于1921年1月出生，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家中独子。为了不当睁眼瞎，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祖父祖母从牙缝里省出钱来，送父亲上了7年私塾，成了镇上的文化人。祖父一家早起晚归，勤劳耕作，日子还算能过得去。但是，随着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国民党不战而逃，山东很快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各地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建立抗日武装，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父亲于1939年1月参加了动委会，成为镇动委会常委，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陡沟村第一个共产党员。之后，父亲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不断发展党员队伍和抗日武装，先后任陡沟村党支部书记、池上镇党总支书记、崮山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淄河区委书记，泰安市城关区区长。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浙江省象山县工委副书记、县长，舟山县副县长，岱山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文革中受到冲击，于1971年11月英年早逝。

　　在战争年代，父亲出生入死，经历各种艰难困苦，与日伪军进行浴血奋战。在博山县委李东鲁书记的领导下，带领区中队和各村民兵，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县大队（独立营），多次伏击日伪军，袭击敌人炮楼和据点，分化瓦解伪军，给予敌寇沉重的打击。同时，不断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立基层政权和抗日组织。父亲坚持游击战战术，参加战斗十余次，以小的代价消灭敌人。最惊险的一次，是住在皮峪村堡垒户时，敌人便衣摸进村子，父亲十分警觉，马上冲出屋子，迎面遭遇敌人。父亲临危不惧，快速反应，抬手一枪，吓得敌人狼狈逃窜，父亲也迅速撤离。1944年，抗日武装采取拔点、封锁围攻等方式，先消灭小股日伪军，再武装逼迫大股日伪军撤离，老家山区解放，使游击区成为了解放区。

　　在和平建设年代，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勤奋努力，尽职尽责。1949年7月南下到象山县时，念方之为象山工作大队大队长、县工委书记，父亲为副大队长、县工委副书记。1949年10月，父亲参加县委、县政府筹建工作，是首任县委书记念方之的助手之一。父亲负责接管私营工厂、筹建国营工厂以及粮食供应、军公粮储存管理等工作。象山县第一个国营企业，就是在父亲的推动下成立的。

父亲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舟山解放后，父亲听从上级分配，调任岱山县县长，后来又先后转任舟山县渔工部长、舟山县副县长等职，最后又回到岱山县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10多年来职务一直没有晋升，却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当时，舟山的工业、商业、手工业很薄弱，而舟山渔场是全国最大的渔场，渔业生产是主要经济来源。父亲当县长时亲自担任渔业指挥部总指挥，经常和渔民一起出海。出海捕鱼生活条件差，还经常会遇到狂风巨浪，父亲和渔民一样，同吃苦，同捕鱼，出海一趟就是10多天，有时长达一个多月，十分辛苦。我们都习惯了父亲经常出海以及出差公干的日子，一家人聚少离多。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屡屡派出特务袭扰我沿海地区。舟山地处国防前线，形势非常紧张。舟山各级党委、政府都迅速开展防范和反击敌特的准备。当时，地、县两级的书记均由驻军政委担任，部队加强了各项战备工作，县中队常驻县委、县政府机关，并在办公楼顶架上了机枪。各级政府大力开展民兵训练，配发了枪炮和弹药，父亲还亲自组织、参加全县民兵比武活动，挎着驳売枪，十分威武。

　　父亲为人忠厚，性格耿直，坚持原则，对自己要求很严。逢年过节，从来没有人来我家送礼。父亲每次出海回来，我们没有见过他拿回家一条鱼。不管是出海，还是出差，父亲从来不领取一分钱的出海、出差生活补贴。他说，我每月都领取国家发的工资，出海、出差都是工作和职责，不能再领取国家的补贴。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文革期间，山东老家革委会派了2名同志来岱山找父亲调查姜新民同志（曾任淄川区委书记，文革中被打倒），父亲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姜新民同志的情况，并在家中亲自做了一大桌海鲜请2人吃了一顿饭。父亲感到老家来人格外亲切，必须热情接待。但是，这2人回去之后竟然说我父亲收买他们。父亲当时很生气，也很无奈。后来听说姜新民同志解放后重新出任区委书记，对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进行了严肃处理。

小时候，宿舍没有自来水，吃水要从井里、河里去挑。1965年，岱山遇到大旱，井里、河里的水都干涸了。我随父亲去大岙水库挑水，父亲挑一担大水桶，我挑一担小铅桶。回来到长河囗时，父亲见稻田里的稻子因缺水而发黄，毫不犹豫地将挑着的一担水倒进稻田里。虽然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在我的眼里，父亲的形象更加高大。父亲在生活上要求不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经常接济身边经济困难的同志。当听说山外渔业队一位船老大患食道癌，需要做手术却交不起费用时，马上解囊相助。父亲去世后，家中的存款只有一千多元。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我们家，不是严父慈母，而是慈父严母。父亲对我们兄弟十分慈祥。一方面，他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经常辅导我们写毛笔字。他曾说要供我们兄弟都上大学，可惜父亲走得太早，没能看到我们兄弟长大成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上正规大学，但通过参加业余自修大学、电大、函授等方式，都有了大学学历。在生活上，父亲教育我们勤俭节约，热爱劳动。平时我们兄弟没有零花钱，过年也没有压岁钱，囗袋比脸还干净。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要交5元学杂费。在同学的教唆下，我向外婆要了5元，又向母亲要了5元。交完学杂费后，我用多要的钱偷着买零食，被母亲发现后被痛揍了一顿。父亲对我说，5元钱可以买40斤大米，够全家人吃一个月。更重要的是，从小如果养成乱花钱的习惯，对自己今后的成长不好。从此，我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父亲很重视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他对我们说，为人必须正直，要站得正，坐得直，宁折勿弯，不能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父亲言传身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1年11月，父亲因病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去世。闻此噩耗，我随四姑夫从山东老家赶赴上海，参加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的追悼会。岱山县革委会的军队代表和赵象福副县长，以及父亲生前的老领导、老战友李东鲁、李学敬、刘振之、魏揆之等数十人参加，赵象福副县长、李东鲁伯伯在致悼词时都泣不成声。望着父亲安祥的遗䆟，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都撕心裂肺，痛哭流涕，悲恸万分。

光阴似箭，转瞬54年过去了。母亲含辛茹苦，把未成年的我们兄弟三人带大。后来，我们兄弟三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