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见的敦煌——南山博物馆参观记

妙海🌈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莫高窟的开凿，将这种文明交融凝固为永恒。自前秦建元二年（366 年）乐僔和尚见三危山金光千佛始至元代，历经千年营造，735 个洞窟、4.5 万平方米壁画、2400 余身彩塑，共同构筑起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敦煌的莫高窟，许多人都去过，为什么说难得一见？以我2018年参观莫高窟的体验，一是指定参观的洞窟有限，二是只能跟着人流走，三是洞内不许拍照。所以，现场参观很难留下深刻印象，也无法与亲朋分享。
值得庆幸的是，深圳南山博物馆的《大成敦煌——敦煌文化艺术大展》（2025年7月26日至11月23日）提供了一个认识敦煌的好机会。该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汇集205件（套）展品，包括6座用数字技术复原的特级保护洞窟（其中3、285窟从未开放）、4件临摹彩塑、60余幅壁画临摹作品及80余件文物真迹，全方位展现敦煌文化的深邃内涵与不朽魅力。深圳市国有博物馆自2008年免费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这是首次收费特展。

自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西域，敦煌便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商业贸易集散之地，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六种宗教、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处。莫高窟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是历史延续最长、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宝库，其壁画、彩塑等艺术形式更是古代艺术的集大成者。
禅定佛像，莫高窟第259窟，北魏 (386—534 年)，临摹者：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这尊禅定像是莫高窟早期彩塑代表作之一，被誉为 “东方的蒙娜丽莎”。佛陀结跏趺坐于须弥座，双手结禅定印。通体所披红色袈裟以流畅阴刻线勾勒，衣纹紧贴躯体，展现出 “曹衣出水” 的经典风格。佛像面容圆润丰盈，弯眉低垂，嘴角轻扬，浮现一抹静谧微笑。

此笑意并非世俗之乐，而是 “禅悦” 的外化，即修行者入定得悟时，内省澄明所生发的无上喜悦。战乱时期，禅定修行满足了民众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这 “神秘的微笑” 展现出东方特有的含蓄之美，且人物形象逐渐本土化，体现出中原 “秀骨清像” 的特征。
菩萨胸像，莫高窟第259窟，北魏 (386—534 年)，临摹者：孙纪元。莫高窟彩塑代表作之一。这尊菩萨头戴三珠宝冠，长发垂肩，细致流畅的阴刻发纹与简洁的面型，突显出眉目长舒和静穆矜持，神态端庄含蓄，予人温柔敦厚之感。菩萨头侧饰博带，通过上衣装饰增强层次，大有中国北魏雕塑古朴庄重的艺术特点，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与西域佛教艺术的融合。
伎乐菩萨（复原临摹）（2幅），莫高窟第263窟，北魏（386-534年），临摹者：段文杰（敦煌文物研究所继任所长、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这两幅壁画绘制于北魏时期，被西夏壁画覆盖，后经科学剥离重现于世，其色彩与线条保存极为完好，是研究北魏时期中西艺术互相交融的范例。画面中伎乐菩萨持乐器翩然起舞，衣带飘逸如行云流水，面庞丰润含笑，兼具西域奔放与中原隽秀之风。其配色以石青和朱砂为主，历经千年仍艳丽如新，反映出北魏对饱和色彩的独特追求。
第275窟，北凉（公元397-439年），是莫高窟开凿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正壁（主尊）塑交脚弥勒菩萨像，两侧绘有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两侧壁上段，龛内分别塑交脚弥勒菩萨和思维菩萨。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 (535—556年) ，为不开放洞窟。窟内有西魏大统四年、五年（即538、539年）的造像题记，是早期莫高窟唯一有确凿纪年的洞窟。这使其成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基准洞窟，对于研究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壁开三龛，中央圆券形龛内塑善跏坐佛像，两侧小龛内塑禅僧像，龛外壁画绘诸天、菩萨、外道等像。窟顶绘有天空诸神、佛教题材和民族传统神话，内容丰富。
菩萨坐像，莫高窟第205窟，初唐（618-712 年），临摹者：孙纪元。这身菩萨像雕塑技艺非常精湛，上身袒裸，胸饰璎珞，下着锦裙，呈“半跏趺坐”（游戏坐）姿态。神情沉静、温婉，尽管双臂已失，色彩已变，但从健硕的身躯，特别是给人以肌肉丰肥之感的背部深陷处以及垂挂在莲瓣周围富有装饰性的锦裙折纹，都体现出唐代艺术所崇尚的 “浓丽丰肥” 的时代风格。 舞乐图（局部拍摄），莫高窟第220窟，初唐（618-712年），临摹者：娄婕、吴荣鉴、侯黎明。此为《药师经变》下部的《舞乐图》。画面以灯楼为中心，两侧立灯轮，天女分别燃灯。乐队二十八人分两组左右相对，乐工或上身袒裸，或斜披天衣，肤色、发式各异，演奏来自中原及西域的打击、吹奏、弹拨乐器；两组舞伎于灯火辉煌中起舞。此作为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舞乐图》。
思维菩萨，莫高窟第71窟，初唐（618-712年），临摹者：高鹏。这是第71窟壁画《西方净土变》中的一身思维菩萨，位于阿弥陀佛座下。菩萨头戴宝冠，梳高髻，青发分披双肩，交脚趺坐于伏瓣莲上。上部身形：形容姣好，身姿扭捏，右手拈花，眼望鲜花含笑出神；下部身形：姿态自然，左手叉腰，右肘依托在右膝上，右手支颐沉思。整体表现出内心澄静与外表宁谧的完美统一。
莲花飞天藻井，莫高窟第 329 窟，初唐（618 - 712 年），临摹者：史苇湘、杨同乐。这幅藻井是敦煌初唐藻井代表作之一。藻井中心以湛蓝比拟天空，莲花形似五色转轮，被四身持花飞天环绕着在蓝天中乘流云飞旋，外围的纹样层次多，色彩热烈，变化丰富。边饰卷草、联珠及垂幔等来自中亚的纹样，也是隋唐时期丝织品的流行花样。
观音，莫高窟第66窟，盛唐（712—781 年），临摹者：常书鸿（敦煌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这幅观音菩萨是观音造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身，头戴宝冠，璎珞垂肩，身披天衣绸带，体态丰腴舒展；菩萨面容圆润慈和，双目低垂含笑，正在慈悲俯看下方的信众。微倾的头部与扭动的腰肢及微向外舒的左腿，使灵动的躯体形成 “S” 形动态，充满雍容的气韵。

此像诞生于盛唐这个敦煌艺术的黄金时代。观音信仰因《法华经》的普及而盛行，画师受长安画风影响，将宫廷仕女的柔美融入神祇塑造，使造像逐渐脱离程式化神性，转向人性化表达。
帝王听法图，莫高窟第194窟，盛唐（712-781年），临摹者：段文杰。画面描绘维摩诘称病说法时中原帝王率群臣听法的场景。作品里的帝王服饰严格遵循唐代舆服制度。人物雍容威严，双臂平展，侍从搀扶而行，彰显帝王威仪。簇拥着帝王的群臣神态各异，前方引路者谦恭，后方重臣肃穆；队列层次分明，通过衣冠差异区分官职等级。
各国王子听法图，莫高窟第194窟，盛唐（712—781 年），临摹者：段文杰。此图位于窟南壁《维摩诘经变》东侧下部，绘有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王子们正恭敬听法。位居队列首位的是南亚古印度王子，头束高髻，戴花鬘宝冠，赤足佩环钏，金环贯耳，身着未裁剪的整幅布裹身（梵语 “敢曼”）；居于次位的是东南亚王子，卷发黑肤，赤足贯耳，腰横裹 “敢曼”，斜络肩臂；后续队列含吐蕃、回鹘等使臣，服饰具地域特征（如尖顶帽、璎珞等），体现多民族共存的写实性。
都督夫人礼佛图，莫高窟第130窟，盛唐（712-781年），临摹者：段文杰。描绘了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带领2个女儿礼佛的场景，9名婢女陪伴。曾被西夏壁画覆盖，20世纪40年代剥离，当前所见为段文杰先生根据研究复原的临摹品，为莫高窟保存至今最为庞大宏丽的一幅人物像。
根据画中都督夫人和两个女儿着装复原的唐代礼服，生动展现盛唐大气之风。
莫高窟第320窟，盛唐（712—781年），龛内塑像存一佛、一弟子（迦叶）、二菩萨，浮塑背光两侧画八弟子、二菩萨。龛顶绘《说法图》一铺，龛口沿绘团花边饰。龛下底层壁画为盛唐画供器等，表层为宋画供养人及狮子。
莲花藻井，莫高窟第217窟，盛唐（712—781 年），临摹者：霍熙亮、欧阳琳。这幅藻井中心是一朵八瓣莲花，放射状分开，每一瓣中又有极复杂的构成。方井外第一层为石榴卷草纹；第二层为团花纹，与中心莲花相呼应；第三层为鱼鳞纹，最外层是垂角纹，形成一个四方的华盖形式。这个藻井以青绿及土红为主色调，底色沉稳，纹样鲜丽，结构谨严。
莫高窟第158窟，中唐（781—848 年），此窟是吐蕃时期的代表窟，为长方形盝顶形的涅槃窟，西壁设涅槃佛坛，释迦牟尼佛像侧卧其上。涅槃像身长15.6米，为莫高窟第一大卧佛。双目半闭，唇含笑意，深刻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境界。

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特点之一是彩塑与壁画和谐统一，完整体现主题。洞窟西壁，画了两排举哀者像，上排19身菩萨像，下排17身罗汉像，同时还画了14身天龙八部护神像等。涅槃像头部上方，绘有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奔丧和十大弟子举哀图；佛床涅槃坛下，绘天王力士举哀、须跋陀罗先佛入灭以及外道谤佛等内容。这些呼之欲出的逼真形象使涅槃情景引人入胜，艺术地烘托出涅槃这一主题。
涅槃佛像南北两侧还有两身佛像，与主尊涅槃像共同构建“三世佛”格局，既展现了佛教“过去 - 现在 - 未来”的时间观，也强调了佛法传承的连贯性。南侧立像为过去世迦叶佛，是佛教法统中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佛陀，迦叶佛已完成过去世的教化使命，释迦牟尼佛（现佛）正入涅槃，法脉将传递给未来佛。
北侧倚坐像为未来世弥勒佛，是佛教中释迦牟尼之后将降世教化众生的佛陀，寄托着对“未来解脱”的信仰期待。
文殊变，莫高窟第159窟，中唐（781-848年），临摹者：李秀华。文殊菩萨主司一切如来之智慧，骑青狮侍佛之左方，青狮象征修持佛法的勇猛精进。文殊菩萨手持利剑，结跏趺坐于狮背上，一昆仑奴牵狮，另一昆仑奴捧供器，周围眷属、天龙八部、帝释梵天护卫。

右下侧的帝释天，戴花冠，圆光五色晃耀，著羽袖天帝装，左手持羽扇，侍女随行，有的在左右搀扶，有的持器随后。帝释天仪态雍容，俨然古代帝王。前面的伎乐，吹奏乐器，曲眉丰肌，全神贯注地演奏。供养菩萨，侧身下蹲，胡跪着地，手捧供物上呈，菩萨五官端正，面容姣好，肌肤丰盈，巾带飞扬，画面色彩淡雅柔和。

普贤变，莫高窟第159窟，中唐（781-848年），临摹者：李冰凌。普贤菩萨主司理、智，乘白象，白象象征佛法广大、威力无边。普贤菩萨头戴花冠，身着天衣，薄纱透体，肌肤润洁，腰系短裙花环，下身长裙浑厚凝重，长巾薄如蝉翼，凭栏下垂。身佩璎珞环钏，半跏坐于莲花台上，右手抚膝，指捏花枝，左手托琉璃花盘，双目下视，神态安详。眷属圣众围绕，人物形象和构图大致类似同窟《文殊变》。画风细密精致，技艺精湛，点黛施朱不失轻重，敷彩雅淡，清丽劲爽，有自出新意的时代风格。
反弹琵琶舞乐图，莫高窟第112窟，中唐（781-848年），临摹者：吴荣鉴。敦煌壁画中最著名的描绘反弹琵琶的舞蹈场景图，六个乐伎分列两旁，呈“八”字形，演奏琵琶、箜篌、横笛、拍板等乐器。位于中间的舞伎上身向右前倾，左腿曲立于圆毯，右腿屈膝，高抬大腿，脚部上勾，拇指用力翘起；她肩披长巾，反背琵琶于脑后，左手按弦，右手弯曲置于音箱后拨弦，舞姿矫捷俊美。
吐蕃赞普礼佛图，莫高窟第159窟，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1-848年），临摹者：李其琼。源自《维摩诘经变》，描绘维摩诘示疾时吐蕃赞普率众问疾听法的场景。吐蕃赞普（国王）头戴红色“朝霞冠”，两鬓束发辫，颈饰红珠链；身穿白色左衽翻领袍，披虎皮云肩，腰佩短刀，足蹬乌靴；右手持香炉，左袖及地，立于华盖下，神情虔诚。7名吐蕃侍从分别撑华盖、持供品，13位西域诸国王子服饰多样，体现民族交融。
李圣天供养人像，莫高窟第98窟，五代（907-960年），临摹者：冯仲年。此为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君主肖像画之一，生动再现了西域于阗国王李圣天（本名尉迟沙博婆）的庄严仪态。李圣天为于阗国君主（912-966年在位），因先祖尉迟氏受唐朝赐姓“李”，自认“唐之宗属”，其统治深受汉文化影响。938年，他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并与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联姻，迎娶曹氏之女为皇后。
女供养人像，莫高窟第98窟 ，五代（907-960年），临摹者：欧阳琳。98窟是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营建的功德窟，是曹氏归义军时代的代表性大窟。此画描绘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两位夫人索氏和翟氏（分属两任正室）的礼佛场景。衣饰华贵，肩披花帔，长裙曳地，佩戴璎珞，体态丰腴，神情慈祥平和。除了在脸上画满妆靥外，还用纸剪出一对小鸳鸯贴在脸蛋上，打上胭脂后取下，从而在左右脸蛋上留下一对小白鸳鸯痕迹。
曹元忠父子供养像，榆林窟第19窟，五代（907-960年），临摹者：李其琼。榆林窟第19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画面描绘了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其子曹延禄礼佛的场景。曹元忠双手持纹饰精美的香炉，香炉烟雾袅袅升腾，展现虔诚礼佛之态；曹延禄拱手侍立于父身后，体现父子共修功德的家族传统。此像为五代供养人画像之代表，兼具写实性与仪式性。其真人真事的记录填补了史籍空白，是解读敦煌政治、宗教、服饰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史料。
文殊变，榆林窟第3窟西壁，西夏（1038-1227），临摹：李其琼。创作于12世纪西夏晚期的“文殊变”是佛教艺术的杰作。画面以文殊菩萨率领眷属渡海赴五台山道场为核心，主尊文殊菩萨手持如意，安详端坐在青狮背的莲台座上，牵狮的昆仑奴奋力拉缰，文殊的智慧、威猛和狮奴的虔诚形成鲜明对比。随行圣众除佛教人物外，还绘有道教人物，体现了当时佛道融合的历史背景。背景是气势恢宏的大幅水墨山水，以“斧劈皴”的写实手法，营造出“仙山琼阁”的极乐之境。
普贤变，榆林窟第3窟西壁，西夏（1038-1227），临摹：赵俊荣。作品以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赴峨眉山道场为核心场景。普贤菩萨手持梵箧（经书），半跏趺坐于白象背负的莲座上，冠带飘逸，璎珞垂曳，神态悲悯俯视众生。随行的圣众、梵天、天王、菩萨、罗汉等十余身侍从错落簇拥，衣带翻飞如风，足踏云海，形成“风云将逼人，鬼神如脱壁”的动势。细看这两幅壁画，感觉其线描水平已堪称叹为观止，不料我国线描艺术的巅峰出现在元代的003窟中。
莫高窟第003窟，元（1271-1368年）。莫高窟元代最重要的代表窟，堪称敦煌晚期石窟艺术的“收官绝响”；它也是敦煌石窟唯一以观音为主题的洞窟，因而又名“观音洞”。因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脆弱的保存状况，在莫高窟原址是不对外开放的特级保护洞窟。003窟的壁画被誉为中国绘画线描艺术的最高境界，我竟不小心错过，实在是大遗憾。从南博志愿者网文中下载了一幅图片，果然是状况堪忧。
引路菩萨像（复制品），唐（618-907年），绢本设色，收藏地：英国国家博物馆。这是全球现存唯一题写有“引路菩”（缺一“萨”字）榜题的同类题材绢画，是唐代净土信仰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典范。此画描绘了菩萨引导一位亡者前往佛国净土的场景，菩萨头戴花冠，项饰璎珞，身着华丽长裙，足踏莲花，在云层上徐徐行进；一手持长柄香炉，另一手持莲花，花下悬挂引路幡。画面左上部绘有彩云中的楼阁，象征佛国世界（西方净土世界）。
炽盛光佛并五星图（复制品），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绢本设色，收藏地：英国国家博物馆。炽盛光佛（释迦牟尼之“教令轮身”）周身放射金光，乘雄牛牵车，象征震慑星辰灾异之力。木星为妇人形象，戴猿冠，手持纸笔；水星为文官形象，戴猪冠，手捧花果；土星为婆罗门形象，戴牛冠，手持锡杖；金星为：妇人形象，戴凤冠，弹奏琵琶；火星为外道形象，戴马冠，四手分持弓、矢、剑、戟。
被帽地藏菩萨十王图（复制品），北宋（10世纪），绢本设色，收藏地：法国吉美博物馆。地藏菩萨身披华美的袈裟，头戴帷帽（“被帽”名称来源），游戏坐于豪华的“宣”字形座位上，右足折曲，左足踏于莲花之上，右手拈持金色锡杖，左手托举水晶宝珠，狮子蹲踞于莲座之下。菩萨左侧为四位判官和冥府十王；左上方二童子乘云飞来，手中分别持善案卷与恶案卷；菩萨右侧道明和尚合拳侍立；右下方罗刹恶鬼二身。
莫高窟第017窟，晚唐（848—907 年），即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洪辩是 8 世纪中叶敦煌佛教僧徒首领，因力助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使失陷百年的河西重归大唐。唐王朝为奖励他的功勋，敕封他为 “河西释门都僧统”和“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衣及各色信物。

洪辩去世后，他的弟子悟真将洪辩营建的第16窟甬道北侧禅窟改为纪念影堂（第17窟）。公元11世纪初叶，由于某种尚未确知的原因，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文物七万余件被封闭在洞中，砌墙封门，且表层饰以壁画。藏经洞随即在大漠中封存了九百多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王道士）意外发现藏经洞，封藏了约900年的7万余件文物重见天日，揭开了敦煌新的历史篇章。但因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这批文物不幸流散至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成为一段令人扼腕的文物流散史。
雷公鼓（复原），敦煌仿制乐器中，样式最独特、体积最大的，是根据莫高窟 249 窟西魏壁画《雷公击鼓图》设计而来的 “雷公鼓”。壁画中的鼓连成一圈，雷公在中间击鼓，手脚并用，画面非常写意。古人不理解雷声是如何产生的，便创造出雷公在天上打鼓而有雷声的传说。

花边阮（复原），国内外史书上未见记载，仅见于莫高窟壁画，比较接近今日 “大阮” 的造型特点。四弦曲项琵琶（复原），起源于波斯（今伊朗）的“乌德”，后经龟兹（新疆库车地区）传入中原，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现在常见的琵琶。

圆华盖，依据莫高窟第332窟初唐时期壁画《灵山说法图》中的华盖制作。由帕西米亚绣师追寻藏经洞出土绢画《千佛图》的刺绣针法，按照敦煌色彩谱系浸染丝线、手工缝制。华盖垂坠的七宝璎珞中，特别加饰有5.8公分大熏香球和4.8公分小熏香球，分别是从敦煌莫高窟第205窟藻井井心的 “三兔连耳” 与第329窟南壁中央主尊的华盖图像原型变化而制成。当华盖中的26个熏香球焚香袅绕时，整座华盖意境缥缈，法相庄严。
药师佛莲花须弥座，源自莫高窟第148窟。不仅是庄严的宗教圣物，更是盛唐艺术精华的缩影。其绚丽的色彩、精密的结构与深厚的文化寓意，使之成为敦煌石窟中不可或缺的瑰宝。通过复原模型，我们得以穿越千年，感受大唐的磅礴气象与匠人的虔诚匠心。
蹲狮砖，一级文物，隋（581—618 年）。1964 年出土于莫高窟第 467 窟窟前，西夏殿堂遗址北山墙角柱下。为敦煌隋代模制花纹砖的代表作，采用浮雕技法塑造蹲狮形象，造型庄重朴拙，线条浑厚有力。狮姿蹲踞，肌理分明，兼具写实与装饰性，展现了隋代砖雕艺术的典型风格 —— 注重体量感与结构张力，技法上承袭传统石雕工艺，浮雕层次鲜明，细节刻画简练而传神。
天马纹砖，唐（618—907 年）。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唐代建筑遗址出土，为修建该庙堂之建筑及装饰材料。砖面上天马躯体修长，昂首挺胸，头生犄角，马尾高扬，肩饰羽翼（忍冬纹演化），昂首扬颈，四足腾空疾驰。颈部系飘带迎风翻卷，长尾如云气升腾，兼具西域神兽的奇幻特质与唐代艺术的写实张力。
云头莲花纹砖，三级文物，唐（618—907 年）。亦称 “宝相如意纹砖”。敦煌模制花纹砖，为唐代敦煌莫高窟铺地花砖的典型代表。石窟、墓葬都有出土。此砖烧制火候较高，形制规整，图案为花芯隆起七圆点，外套八瓣莲花，花瓣略圆，每瓣中间有一条突起的辐射线作装饰，莲花外绕八朵桃形卷云纹，四角饰云头纹。 龙纹砖，五代（907—960 年）。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出土。砖面上的龙依砖形巧妙构图，身躯凝练，呈 “S” 形蜿蜒盘曲，弯转自如，龙首高昂，张牙舞爪，奔腾飞跃之姿极具动感。整体造型夸张生动，动态豪放奔涌，神武雄健，呈现出古拙浑厚的艺术美感。
凤纹砖，一级文物，五代（907—960 年）。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出土。砖面上的凤凰口衔绶带，展翅飞翔，体态舒展，飘逸潇洒，构图上利用双结绶带顺着凤的形体变化填补砖面的空隙，增强了凤的轻盈浮空之感。造型上虽受砖面空间局限而尾部较短，但线刻羽毛概括简单，形态朴质优美。
展览最后部分“众心一念”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 “择一事，终一生” 的人生选择，以实际行动开拓文物保护事业的非凡历程。80余载春秋，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用血肉之躯开辟出敦煌石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实践之路。当我们欣赏博大精深、华美多姿的敦煌文化与艺术时，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群人，为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默默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智慧。
在漫长而寂静的岁月里与莫高窟相伴，由于物资匮乏，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要凿冰取水、耕地打场、开荒种菜…… 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必须送孩子进城上学，星期六晚上接回要先消灭衣服上的虱子。难得的假日闲时，大家聚在一起教孩子们写字画画，俨然是一个大家庭。但是，饱有学识的学者和画家们，子女却没条件受到良好教育，这始终是“莫高窟人”心中的隐痛。
摄影器材：华为Pura 70 Pro